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1篇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流传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深刻道出了一个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术的名臣曾国藩和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被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读完《曾国藩传》从书中了解曾国藩不平凡的一生，也从中受益很多，就从曾国藩读书来说，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经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
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
二、夜不出门。
前三条是为读书做的准备。第
四、
五、
九、
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
六、
七、
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最重要的，读书不能以浮躁之心读，更要重视做读书笔记、随手摘记、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精当见解。
他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当明确，读书遍布其终生，读书之勤，古今少有，这种精神正好激励着我们，以读书为高尚之举，以读书为兴家之道，这或许是每一个读曾国藩的年轻人最有收获和最有价值的东西，要是每个人都能够用曾国藩的价值观引导自己的前进之路，能够用曾国藩的勤奋之举引领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那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将得到无法衡量的提高。
曾国藩的人生目标内圣外王。内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是禽兽。具体指诚信，自律，俭，勤，公正，躬身亲入等;外王指的是有理想，志向高远，意志坚定，有毅力，有忍耐力。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首先是诚，为人表里如一;第二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端庄严肃有威严;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就是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指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行事。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成不了大事，太刚了则会折断。刚不是蛮横，而是敢于进取，柔不是痺弱，而是虚心谦让。做人应当坚挺，之后才是立志、明强、慎独、勇毅、谦虚、习劳。自身的努力加外在的机会，最终成就了曾国藩。
每个人品评历史人物总是纵观其一生，评论其功过，比如曾国藩最后大战太平天国，一统湘军等等。就读书、修身这两点就够我学之一生，受之一辈子了。坚忍的读书规矩，严格的修身要求成就了曾国藩，这的确不是常人可实现的!受自身生长环境影响，我也自认有追求、有要求的人，可是，面对这十二读书规矩，面对这五字修身，除了惭愧就是觉醒!许多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读书、修身真的是一种自我君子的境界!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坚韧之气。有一件著名的光屁股事件，精彩地为其坚韧增添了佐证。38岁的曾国藩为表清白，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自此，曾国藩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 在仕途的初期，曾国藩竟能在九年内连升十级，为人所称道。咸丰即位不久，就将大清帝国的五部大权交给了42岁的曾国藩。曾国藩以学养和人格魅力，为自己大展宏图谋篇布局。
这一路的升迁，为曾国藩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见识，而他的坚韧品性更是为他增加了不尽的胆魄。曾国藩一生处变不惊，遇人无数，从书中悟得的观人术，也给他成就大业帮了忙。哪怕是小小的管家，他也是就事论事，赏罚分明。渐渐地就形成了他识人、用人、待人上。《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更是后代人修身教子的重要典籍，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正直的灵魂，也是传统道德延续的见证。
曾国藩可取的一面，是他给后人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通过不断的自我激励、自我教育，人人都可以成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固然伟大，但离普通人却很遥远，可以瞻仰却无法模仿。曾国藩则可以被一般人学习。他成为圣贤，他建立功勋，他娶小老婆而被骂，凡此种种，他的优点与缺点，在一般人身上也能看得到。他的自我鼓励精神、小心谨慎作风，他的识人用人方法、良好大局观，以及坚韧执著等成就大事的品质，我们似乎都可以通过向他学习来获得。 曾国藩在发迹阶段，做事、做人、做官有以下原则：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太像官;把所有人得罪了，就谁也不得罪了;有油水的地方往往最滑，站稳都难，所以不去沾染;不怕群众骂你，就怕群众不找你;可以得罪忙人，但不能得罪闲人;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可以把人送进坟墓。这或许对现代人有某些启迪。
曾氏一门，自曾国藩起，人才辈出。曾氏五兄弟四人上战场，除三弟战死外，其他出将入相，两个儿子曾纪泽是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展示了卓越的才华，次子曾纪鸿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其后代绵延200余年而不衰，共出有名望有成就之人才240余人，几乎每一代都在杰出人才涌现，却没有出过纨绔子弟，如此长盛不衰，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曾国藩与天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可谓道出了问题的本质。曾国藩是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当时正是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颠覆与渗透，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大量吸收受压迫的民众入教，给他们灌输神权思想，奴役其肉体与灵魂。时机成熟则揭竿而起，开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斗争。自然，封建政权受到威胁的同时，传统文化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纲常名教也受到颠覆的威胁。曾国藩与他率领的湘军就是以捍卫传统礼教为精神支柱与理论指导的。
当人们以“封建卫道士”的帽子扣在曾国藩头顶而抨击其保守时，他们忽视了一点，太平天国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其实才是真正的历史倒退。孔孟之道，纲常名教，本质上还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它比太平天国的神权理论要进步几个世纪。洪秀全的失败就在于，学了西方的文化糟粕，让历史倒退了几百年。
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天平天国引起的中国历史倒退。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夺取了政权，它如何面对外来侵略，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让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都非常成问题。若那样，中国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沦落到比清王朝更惨的地步去。
曾国藩的后代们也都是在各行各界中鼎鼎有名的人物在外交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以驻英、法大臣兼驻俄大臣的身份，于1879年赴俄谈判，据理力争，收回伊犁南境地区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曾担任清政府驻韩国和德国大使，后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是著名的翻译家。在湘乡曾氏文化世家成员中，还有曾约农、曾宝葹、曾宪森等翻译家，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数学方面：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著作行世。曾纪鸿的后裔曾广钧、曾昭权、曾昭桓、曾宪源、曾宪琪，以及曾国潢的玄孙曾宪澄(美国史蒂芬斯学院数学系硕士)，第六代孙曾卫(南京大学数学系学士、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现任南京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保险系主任)等都精通数学，他们或以数学为专业，或供职于与数学相关的公路、铁路、电机、采矿、计算技术等行业。
在化学化工方面：曾国华之孙曾广植(又名广锜)，先后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味道化学理论的创始人。曾广植两儿一女，分别以化学气体元素命名。长子曾昭氚，留美化学硕士和工商硕士;次子曾昭氙，留美化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女儿曾昭氕，美国俄亥俄州玄大学化学博士。此外，曾广植的次媳容勤奋也是留美化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大学博士后;女婿孙永奎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工博士。可以说，曾广植这个家庭已成为湘乡曾氏文化世家中新兴的化学世家。曾国潢之曾孙曾昭抡，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建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家高教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新型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文化艺术方面：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杭，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前曾任长沙华中美术学校校长。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篆刻书法家，台湾文化大学教授;玄孙曾宪涤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法西斯细菌》剧中饰演主角，后导演多部电影。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曾聘为澳门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联合国文教委员;玄孙女曾宪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玄孙曾宪棨，美国奥克兰加州大学大众传媒学硕士，台湾“国防电视制作中心”主任。此外，湘乡曾氏文化世家成员在书法艺术上大都造诣颇深，如曾国藩、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曾纪泽、曾纪鸿、曾纪芬、曾广钧、曾宝荪、曾约农、曾昭燏等，其中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曾昭燏的书法艺术成就尤高，后人以书法家视之。
在军政与实业方面：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国潢的曾孙曾昭承，哈佛大学经济科硕士，曾任台湾工矿公司总经理;曾孙曾绍杰，既是书法家，又曾担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 在医学方面有曾宝菡，她是曾国藩之曾孙女，广济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曾任广济医学院儿童骨科部主任。曾宪森是曾国藩的玄孙，曾在湘雅医学院任教，其女儿沈一(随母姓)，北京海淀医院护士长。曾宪文是曾宪森的弟弟，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洛阳第三人民医院主治医师，他的女儿曾利，河南医学院毕业，副主任医师。曾宪文的孙女曾子凌，河南新乡医学院毕业，医师。曾宪衡亦曾国藩玄孙，湖南医学院教授曾国藩直系六代，从事医务工作者多达18人。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国葆玄孙曾宪订，是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曾任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一分院院长。湘乡曾氏文化世家，从事医务工作者近30人。人称“杏林世家”。 此外，在农业科技方面有曾宪朴，他是曾国荃之玄孙，英国伦敦大学理科硕士、澳大利亚大学终身教授，建国后任四川农学院教授，是我国园艺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在铁道交通方面，有曾昭桓和曾昭亿，都是曾国藩之曾孙。曾昭桓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铁路土木工程系，归国后先后任复旦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曾昭亿毕业于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科，先后聘为湖南大学教授、长春商专教授。在电机学方面有曾昭权，他是曾国藩之曾孙，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毕业，建国前后任湖南大学教授、电机系主任。
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2篇
曾国藩的名言【经典篇】
1. 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曾国藩
2. 贫贱时眼中不著富贵，他日得志必不骄。富贵时意中不忘贫贱，一旦退休必不怨。 ——曾国藩
3. 静坐自我妄为，读书即是立德。 ——曾国藩
4.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纷，此亦不必过为退避也，但因以为利，则市 道矣。 ——曾国藩
5. 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离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曾国藩
6. 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思者迷正应。 ——曾国 藩
7.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审势择人。 “专欲难成，众怒难犯” ，此八字者不独妄动邪为者宜慎，虽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须调剂人情，发明事理，俾大家信从，然后动有成，事可久。盘庚迁殷，武伐纣，三令五申，犹恐弗从。盖恒情多隐于远识， 小人不便于己私，群起而坏之，虽有良法，胡成胡久。 ——曾国藩
8. 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 ——曾国藩
9. 恒言平稳二字极可玩，盖天下之事，惟平则稳。行险亦有得的，终是不稳，故君子居 易。 ——曾国藩
10. 觅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视之而不见。他日无事于觅也，乃得之。非物有趋避，目眩 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从容，而失之急遽。——曾国藩
曾国藩的名言【精选篇】
1.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 二字， 兵贵神速， 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祥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 ——曾国藩
2. 才下手便想到究竟处。 ——曾国藩
3. 小屈以求大伸，圣贤不为。松柏生来便直，士君子穷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难事，姑韬光忍耻，以图他日贵达之时，然后直躬行通。此不但出处为两截人，即既仕之后，又为 两截人矣。 ——曾国藩
4. 既不俗为小人，即不勉为君子。欲又不能，志不立故也。 ——曾国藩
5.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 盛德事。 ——曾国藩
6. 天物愚者真，智者伪;愚者完，智者丧。 ——曾国藩
7. 处天下事，前面常长出一分，此之谓豫;后面常余出一分，此之谓裕。如此则事无不济，而心有余乐。若尽煞分数做去，必有后悔。处人亦然，施在我有余之恩，则可以广听。 留在人不尽之情，则可以全好。 ——曾国藩
8. 规模先要个极大，意思先要个安闲。古之人先约而丰人，故群下乐为之用而所得常 倍。徐思而审处，故己不劳而事极精详。褊急二字，处事之古碍也。 ——曾国藩
9. 见面前之千里，不若见背后之一寸。故达观非难，而反观为难。见见非难，而见不 见为难。此举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独觉也。——曾国藩
10. 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 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为愚也。 ——曾国藩
11. 毕竟先知后行，至于纯熟，乃能合一。 ——曾国藩
12. 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 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 ——曾国藩
13.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应，当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误乃事。 ——曾国藩
14. 君子与小人斗，小人必胜。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固不可惧祸而误入小人之 党，亦不可恃为君子而有与小人角胜之心。 ——曾国藩
15. 有一种人以姑息匪人市宽厚名，有一种人以毛举细故市精明名，皆偏也。圣人之厚 宽，不使人有所恃。圣人之精明，不使人无所容。 ——曾国藩
16. 勿以人负我而隳为善之心，当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尝责报也。纵遇险 徒，止付一笑。 ——曾国藩
17. 嘲戏人自事恶事， 尤不可入一二壮语， 入壮语则戏者皆真， 每令人恨。 若规人过失，不可入一二戏语，入戏语则真者毕戏。每令人玩，失规人之旨矣。 ——曾国藩
18. 阴，小人者。阳，君子也。进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毕矣。 ——曾国藩
19. 轻信人不一定多疑，而多疑的人每易轻信。 ——曾国藩
20. 术字亦有不可少处， 但必不得已而后用。 专意利人而用， 谓之圣贤。 可不必用而用， 专意利己而用，谓之奸雄。 ——曾国藩
曾国藩的名言【热门篇】
1. 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曾国藩
2. 处有事当无事，处大事当如小事。 ——曾国藩
3. 名节之于人，不金帛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虽有他美，亦不足 赎。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 ——曾国藩
4. 世不若不求利，即无害。若不求福，即无祸。 ——曾国藩
5. 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 见人有失意事， 便当生怜悯心。 皆自己真实受用处。 忌成乐败，何预人事，自坏心术耳。 ——曾国藩
6. 贱不谋贵，外不谋内，疏不谋亲。 ——曾国藩
7. 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兴，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 ——曾国藩
8. 宁可忍耐而死，不可向利而生。 ——曾国藩
9. 外重者内轻，故保富贵而丧名。节内重者外轻，故守道德而乐贫贱。 ——曾国藩
10. . 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 ——曾国藩
11. 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12. 以德遗后者昌，以祸遗后者亡。谦柔卑退者，德之余，强暴j诈者，祸之始。
13. 凡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
14. 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15. 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16. 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思者迷正应。
17.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当，又要简捷。
18. 好誉者，常谤人;市恩者，常夺人。其倾危一也。
19. 人之处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
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3篇
如果我们能把李济深故居这一历史文物保护好，在此基础上去合理并充分开发它，挖掘它的历史内涵和旅游潜力，把二者结合起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李济深故居不仅是梧州的一张靓丽名片，更是广西乃至全国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充分开发李济深故居这一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1.提高了故居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熟知并了解这一历史文化遗产，从而进一步地体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2.促进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促进旅游业及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旅游业收入，提升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
4.由于旅游业是集衣、食、住、行、游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活动。因此，它可以拉动其他行业及领域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商机。
5.提升人们的生活品味，开阔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6.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低碳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7.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8.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9.大大改善基础设施，如交通设施。
针对李济深故居这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们也作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改善当地交通水平和生态环境，加强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2. 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环境的意思和思想道德水平。
3. 政府加强招商引资，拓宽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产品额宣传造势，
4.加强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旅游文化的交流，丰富发展旅游产业的经验。
5.拓宽产业链，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丰富旅游资源，避免旅游资源缺乏和过于单调。把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等结合起来。
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 殷慧（1977—），女，湖南南县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宋代思想史，中国教育史.
[摘要] 湖湘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古代湖湘教育既重视思想的传承，以礼教的拓展为中心；又重视思想的创新，形成了完善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湖湘教育人才的培养，强调以立志作为根本，涌现了大批投身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者，展现了湖湘教育的精神与魅力。
[关键词] 湖南；教育；思想；理学
湖湘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湖湘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示出独特的魅力。湖湘教育与湖湘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湖湘思想文化的熏陶下，湖湘人才辈出。汉代以贾谊为代表，其教育思想奠定了湖湘教育的基础。宋代是湖湘文化的形成时期，也是教育的繁荣昌盛时期。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家致力于创新思想，创办书院培养人才，出现了生徒云集、学术繁荣的盛况，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与理学深度融合的典范。清末民初，国家岌岌垂危的背景催生了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的繁荣。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到杨昌济、徐特立、毛泽东，湖湘教育家如璀璨的群星出现。这一时期湖湘教育思想风起云涌、引人注目，致力于影响中国与世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钱基博曾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湖南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长沙：岳麓书社，2010，1这一概括也可说明湖南教育在思想、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特色。思想、志节是怎样经由教育展开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本文试图探讨湖湘学人有关社会教化、人的教育与修养等问题的思考，通过挖掘湖湘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展现湖湘教育的风采与精神。
一湖湘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纵观湖湘教育思想史，湖湘教育关注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首先，湖湘教育主要传承儒家教育。儒家教育的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只有当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时，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和繁荣兴盛。政治文化上的稳定得益于教育对每个个体实施严格的道德要求。因此，个体的修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主要依靠礼制来维持，礼治、礼教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机制。社会精英则致力于对礼义的体认与挖掘，注重以礼移风易俗，以礼和谐人际，以礼修养身心。湖湘教育并没有脱离儒家教育的思想范畴，而是很大程度上在儒家教育思想的框架中展开。
湖湘教育历来重视礼的教化。贾谊的礼治、礼教思想占据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席之位。贾谊基于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君主教育为中心的礼教思想，为湖湘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贾谊指出社会生活无时无刻离不开礼，礼的作用与功能在于能够稳固国家、安定社稷，能够使君民各得其所，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正化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名礼。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贾谊撰：《贾谊集贾太傅新书·治安策》，长沙：岳麓书社，2010，132页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贾谊的教育思想继承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主张定制度、兴礼乐，使社会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明确主张礼治。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礼教思想主要着眼于君主教育，着重论述君主上下之礼与礼义。因此，礼成为教育太子的核心内容。在贾谊看来，一个君主，既应该明礼，懂得恭敬、撙节、退让之礼，又应该明礼之分、礼之数，以礼来处理各种社会及人伦关系，还应懂得以礼恤下，以礼养民。贾谊的君主教育思想对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张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明确的是，宋代兴起的理学教育仍然是以礼教为中心。只不过，这时的湖湘教育思想综合佛道思想、创新儒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关于宇宙、人生与社会的综合思考。理学家也许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更加倾向于关注地方秩序，注重家礼的建设，立足挖掘适合士人群体的身心修养理论与工夫。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湖湘大家均致力于从地方秩序建设推行礼的教化，从而夯实了三湘四水的礼治秩序，推动了湖湘文化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湖湘的理学教育，继承发扬《大学》“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立场，着眼于士人修身的教育。胡宏曾说：“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倖凯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身修，然后人伦明，小民亲，而人道立。”
胡宏：《邵州学记》，《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149胡宏的这一论述，正说明湖湘理学教育将修身视作建立人道的根本途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
宋元以降至清末的湖湘教育，以传承理学为正宗，多强调士人和学者为师、为官的教育，这是礼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和结果。关于师道的重要性，周敦颐阐发较多。他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周敦颐：《通书·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明确师道的功用在于，能为天下善、能为天下治。也这是肯定教师对社会最主要的贡献：能够培养善人，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周敦颐对为师者、为友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
周敦颐：《通书·师友》，39页为师友者，就意味着要成为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人，要成为得道明德之人。清代汤鹏追溯中国古代教师的地位与作用，也反复论证：“储贰，天下之根本也。师傅，储贰之根本也。道学，师傅之根本也；”
汤鹏撰，刘志靖、王子羲、石彦陶、陈子定校注：《汤鹏集·原傅》，长沙：岳麓书社，2011，267页汤鹏认为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传承道学，能够培养太子为首的社会精英，能培养好未来的君主，就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唐鉴关于儿童学礼的论述，则可以看出湖湘礼教深入传播与教化的程度。
儒学教育认为，“学而优则仕”。汉唐注疏这样理解学问与政治之间关系：“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宋科举制度兴起之后，朱熹对士人学问提出的更高要求：“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湖湘教育以追求“大人之学”为重点，以修养身心为基础的为官教育，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清代曾国藩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曾立《五箴》，时时警醒自己；也曾对弟弟提出的“清、俭、明、慎、恕、静”六则，规范其为官任事。郭嵩焘对儿子庆藩的仔细叮咛，都可以看出理学熏陶下士人对传道济民的具体理解。
综上所述，礼的教化应该是湖湘教育思想传承的主要方面，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展开体现了湖湘教育思想的创新动力与成果，使湖湘文化建立和品质提升的重要方面。也正基于此，湖湘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理学教育的人生论与修养论
湖湘教育推崇理学，主要是因为理学“从人生的各个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总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7页湖湘理学家创立、完善的人生论与修养论，为宋以后的湖湘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士人学子风靡而从，成为湖湘教育弦歌不绝的精神所在。
人能够接受教育的前提是什么？胡宏认为，天人能够合一的基础在于，天赋予了人能够探究万物之理的内在动能。人正是因为拥有万物之灵的自信，才能心与天地同流。凡是自卑自陋者，均是没有能够认识到人先天的优越性。人有了天赋以后，就能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吗？胡宏的观点是，人虽拥有天赋，但因为个人的好恶或者取舍不同，容易偏失流堕而不自知，这就需要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才能增长才干和能力。特别要学会自省，以彰显天地、父母所赋予的德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顺应天赋之道，同时钻研万事万物的法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和目标，这就是真正的教育
胡宏著，吴仁华点校：《胡宏集·知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1-3页。
人最大的弱点是容易受嗜欲及外在事物的诱惑。如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及其面对外在强有力的诱惑，这是理学家需要解决的修养难题。胡宏认为，格物致知，立志居敬，这是惩忿窒欲的主要手段。不断探究事物之理，使视听言动均中于理，这样才不会为形色音声困惑，才能使自己的唱和行止均复返天地之心
胡宏：《复斋记》，152-153页。具体而言，胡宏所论修身之学强调：（1）修身不以利相诱。修身是天命外在与人性内在要求的统一，而不能以利害来衡量。（2）自反是修身之本。能否反躬自省，能够有效地不断进行自我教育，这是修养成功的根本所在。（3）修身以义。义就是要能领会万事万物以及人伦常情中的义理，帮助自己做出善恶、是非的判断，促进德行的修养。（4）修身应该有取舍。广博容易杂乱无章，简约容易孤陋寡闻，因此修养应该去追寻仁义之大道，而避免陷入细枝末节之纠缠。
胡宏：《知言·修身》，4-7页
就教学坚守而言，宋代理学坚守鲜明的儒学立场，一反汉唐佶屈聱牙、日渐繁琐的注疏，大肆批评易生浮躁之风的文学，坚决与佛老之学划清界限。胡寅曾指出千余来学者们容易犯的五种过失：沉溺于名物制度，拘泥于繁复不堪的训诂注疏，受限于记诵传承，满足于虚文浮词，困惑于佛老之学
胡寅：《岳州学记》，《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428页。同时，胡寅比同时代的教育家高明之处在于，他也看到了理学教育在兴起时很难把持的两个方面：能否学而得正，不惑异端，不迷义利，坚守明确的儒学立场，坚持走礼教秩序之路；能否以所学之理来指导人生，从而择善而从，中和处事，践履于日用常行之中。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立场问题，一方面是实践问题。最后胡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论语》、《孟子》、《中庸》来登堂入室，接触道德性命之学，再以《五经》涵养性情，继续深造。胡寅还以自身为例，树立了儒家的教育理念与生活理想：之所以接受孔孟遗训、儒家文化的教化，目的并不在于当官以求俸禄，而是为了求得人生的至理和至乐。儒者，就应该知晓人生的至理，“明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
胡寅：《永州重修学记》，435-536页。
为岳麓书院奠定教育发展方向的理学家张栻认为，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绝对不是为了科举得功名，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禄财富，也不是为了炫耀文词，而是为了“传斯道、济斯民”。“传”意味着应该以教学为第一要务，继承、传授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斯道”是怎样的“道”？就是人之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能够“济斯民”的基础在于能够很好地践履“斯道”，而“斯道”的核心是求“仁”，求仁之大体就在于日用常行之中。张栻举例说明，学者们如果能在事亲从兄、应物处事这些细微的事情上，不断体会仁的种种表现和状态，那么日积月累，就能扩充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感觉。
理学教育思想中的人生论与修养论帮助士人学者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这些思想以及理学家的人格精神所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宋代兴起的书院教育一道，形成了湖湘教育的一个高峰。
三湖湘教育内容与特色
——以立志教育为例
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关键在于一代代的学子筚路蓝缕，以继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湖湘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湖湘教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同时又注重以湖湘先贤为榜样，非常注重立志教育。从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到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陈宝箴等，都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针对汉唐以来盛行的辞章之学、佛老之学，提出了“学为圣人”的新教育目标。虽然“学为圣人”这一目标首为荀子提出，而周敦颐提出的教育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对于士人学者而言，具体的工夫就是如何修养圣贤人格，达到圣贤的境界。“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成为当时湖湘理学教育家讨论的焦点。胡安国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
刘荀：《明本释》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从士人的角度，指出两条为学的路径。胡宏具体深化了周敦颐关于“志”与“学”的内涵，认识到周敦颐提出此目标的意图在于“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则曰‘学颜回之所学’。”
胡宏：《周子通书序》，161页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湖湘理学家对于“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身养性，一方面是致君泽民，立足点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胡宏曾勉励学子，应以传承道学、注重教化为己任，实现一个儒者应有的社会责任：“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力相规戒，庶几有立于圣门不沦胥于污世也。”
胡宏：《与谈子立书》，147页胡宏在给秦桧的一封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矣。”
胡宏：《与秦会之书》，104页胡宏不愿像寻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普通士人一样满足现实的名和利，而是立志做一名顶天立地，有道德事业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大丈夫。胡宏笃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求道之路，决心穷毕生之力探索儒家之道，决不半途而废。他的学生张栻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就应该是立场鲜明、坚信儒学的人。
到清末，许多学者、官员仍然认同理学教育中的立志说。注重身心修养以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壮志，仍是学者们的共同目标。贺长龄曾说：“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
贺长龄、贺熙龄撰，雷树德校点：《贺长龄集贺熙龄集·耐庵文存卷六》，长沙：岳麓书社，2010，562页曾国藩强调优先穷究义理之学，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长沙：岳麓书社，2011，487页的进阶工夫，强调立志是教育的基础。罗泽南也曾说：“人欲行道，必先存理；人欲存理，必先扩识；人欲扩识，必先立志。”
罗泽南撰，符静校点：《罗泽南集·学问》，长沙：岳麓书社，2010，51页陈宝箴认为，为学首先要立志，立志首在知耻。一个学者，首先应有羞耻心、自尊心，才能不甘堕落，才能立志做圣贤豪杰、做君子，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陈宝箴撰，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南学会开讲第一期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5，1930页。傅熊湘说：“故士之为学，当以立志为先；立志之方，当以治心为要。”
傅熊湘撰，颜建华编校：《傅熊湘集·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546页梁启超所拟《时务学堂条约》，仍将立志放在头条。近代湖南大学的一位校长胡庶华先生曾有一幅字赠总务处长：“尧舜事功、孔孟学术，此八字是君子当今急务。或问何处下手，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皆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学为圣人，立志于身心性命之学，将尧舜事功与孔孟学术有机结合，这是理学创新的教育目标，也成为湖湘教育的共识及其特色。立志从事先圣、先贤之学，这为形成湖湘文化链、人才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湖湘教育大家的风采与精神
教育是关于人的事业，绝非仅仅独善其身之事。湖湘教育之所以绵延不绝，兴盛不已，主要在于：一方面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在教育方式、方法上紧紧追随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弘道在人，在教书育人及其社会教化上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涌现出一批批致力于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教育大家。
汉代教育家贾谊致力于探讨君主教育，身负太师之责，怀有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因在任期间梁怀王坠马身亡，他陷入极度悲痛和自责之中，于次年忧郁而终。宋代周敦颐以孔孟为正统，兼综佛道思想，阐发心性义理之学，开宋代理学之先河。为官时，当时无论是老师宿儒，还是专业人士，闻其名而登门造访。湖湘教育大家张栻继承发扬胡宏之学，曾先后创建城南、道山、南轩书院于善化、宁乡、衡山等地，担任岳麓书院主教，“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其教学与经世活动相连，致力于培养“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济世人才。
清代思想家王船山曾提出“气理体用、行先知后”的哲学思想，详细论述了“教本政末”、“习与性成”的教育作用思想和“学思相资、教必著行”的教学思想。在家庭教育中，他也会事无巨细地将训诫子孙的内容列出。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教学坚持不懈、鞠躬尽瘁。王夫之为“从游诸子”讲所注《礼记》，常常夜谈至鸡鸣。曾有盗贼至，“窃听而异之，相戒无犯焉。”清代教育家罗典学问广博，治学严谨，陶澍、彭浚、贺长龄、欧阳厚均等均出自门下。他一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曾连任岳麓书院院长五届，历任时间长达27年。
近代以来，在学习并吸收国外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湖湘涌现出了许多教育大家。杨昌济认为，教育在“悠悠万事”中，“无此为大”。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他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曾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朱剑凡为兴办女学，决定将面积为440方丈的自家泰安里私宅花园全部捐献，作为周南永久校址，又将自家田产与长兄换得泰安里另一部分花园，再变卖自家田产，以所得价款购地皮628方丈，都用来扩建周南女校校舍。曾宝荪一生以教育为业，终身未婚。曾在长沙创办一所“艺芳”女子学校，自任校长，为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女子教育家。
湖湘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其风采和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一批批湖湘学人投身到经世济民的大事业中。
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5篇
【摘要】针对当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思辨研究阐明了教育理论研究者所应履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责任的内容，提出了其实现社会责任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理论创新与学术自律的个体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形成的群体条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条件。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实现条件；高等教育；社会科学
近年来，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当前理论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400余位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意欲明确并强调，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所谓“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相应地，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就是以教育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教育理论研究者就是以教育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顾名思义，“责”是指职责，“任”是指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1]我们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前者研究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还是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福祉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地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2]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因此，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齐格蒙•鲍曼指出，“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4]；“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5]；“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6]。因此，理论研究者理应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求理论研究者以其特有的专业研究来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然而，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削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责任，也是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但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的经济责任是不同的。比如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的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就不是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研究中，而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才开始关注，而且关注的也只是报刊上已经炒得过热的就业问题，而对金融危机可能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关注不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专业、课程、教学、师资与人文教育的影响的关注就更少。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金融危机一爆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先生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前的学术责任意识，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发展机遇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组织本院的教师、博士生进行研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的预警性的理论研究文章。对此，潘懋元先生深刻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要有前沿意识和前瞻预见，对改革的重大问题要下功夫抓住，而不是一味赶热点、唱赞歌。他针对目前整个高教界对前沿性的理论与前瞻性的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低的情形告诫说：“要具有这样的眼光，对前沿性理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有的可以及时组织笔谈，有的则要提出建议，引导长期研究。”[7]潘先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九十岁学术老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精神风范，模范地履行了一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
无须赘言，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理论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理论研究者为着并依靠着理论思想而生活，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理应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这是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8]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
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9]总而言之，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 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研究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1 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
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是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为此，他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文明成果，不断研究新事物，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我们说，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发展，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 ”[10]，就得敢于过一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生活；同时，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陶冶出学术工作必需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一名理论研究者应该具备理论的想像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是一位富有想像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1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M.Keynes）所言，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12]由此可见，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13]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14]另外，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以学术为志业（Beruf）、以学术为生命。曾国藩曾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因而要敬畏学术，抛弃“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十年磨一剑，具有一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继绝学、开未来的胸怀。只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板凳敢做与甘做十年冷”，才会有学术理论上的大创新、大建树。
当前，年轻的理论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不闻不问”，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调查研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
唐纳德•肯尼迪指出，“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5]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16]，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17] 从学术道德而言，学术责任首先是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即独创权和优先权问题、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始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令人痛恨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贪污腐败一样，每个人大都憎恨别人贪污腐败，而每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腐败其中。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等外在性因素，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
另外，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的忠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18]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有一种更微妙的冲突，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他们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而更倾向于忠诚于自己所属的一门学科的原因所在。
总之，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2 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因此，理论研究者要想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布鲁斯特等，1971）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出：“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19]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20]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大学和研究组织就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它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它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民主的保障，学术民主也意味着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不能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精神自由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21]我们不应该有“民族（种族）中心论”与“阶层优势论”的观点，对外来者（异域文化）、少数群体等都要尊重与关注。 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是与探求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切真理为伴的，不应该有狭隘的研究藩篱或禁地。
有必要指出，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学者有义务为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以便由其他学者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解决理论分歧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资料来源问题上让学者质问学者，而不是让政府通过传讯来查问他们。”[22]“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23]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圈的人士来自由平等地争鸣解决，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
3 群体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形成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一个人关在书屋中苦思冥想的事情，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共同事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所言，“科学的发展是逐步积累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许多人互相修正和批评，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产物。”[24]“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25]因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多根和帕尔指出，“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26]这就出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倾向。因为研究和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往往要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学术共同体应该作为理论研究者的一个避风港，保护理论研究者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学者们和理论研究者们可以追求他们冒险的几种选择——教学和探究，免受外界的紧迫压力，没有吵闹着追求伟大荣耀的精于世故的人的打扰。这种学术共同体能够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
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派的建立。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一种理论学说的成熟和在学术界中的共同认可。学派既具有发展理论学说的功能，还具有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27]一个学派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第三代等等。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是很深刻的，其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但是，“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28]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学派是因为学术事业而自然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是江湖门派，更不是政治帮派、宗教系派。当前有些学派正在堕落为垄断学术资源、保持话语霸权的学术帮派，很值得警醒。
学术共同体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派研究范式，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研究纲领（“内核”与“保护带”）。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方法是为了解决研究问题而形成的，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能固步自封，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要谨防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为方法而方法，为理论而理论”的不良倾向追求。“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世事。”[29]只有方法没有思想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学术工匠或学术巧匠，却称不上是学术人，我们必须在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密切联系。一流的学术大师的方针是能够“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将方法与问题、价值、思想融为一体。“如果一个学术团体气氛活跃，成果卓著，那么必然存在着可供个人之间探讨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它应当源自研究者的工作并重新引入研究当中去；研究的进展决定了它们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引导着研究的进展。专业协会正是因此才有它存在的学术上的理由。”[30]
因此，学会、学派、学术共同体以及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术理论研究深化与成熟的标志，也是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群体条件。
4 实践条件——理论与实践统一
“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因此，理论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投入到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中去，以更好地履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理论工作者与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成就的保存者，理论工作者似乎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是领导者，在新的知识领域探险，进行理论创新与技术改进。理论工作者将社会反射于自身，同时又通过提出难题来挑战自身镜像。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入世和“学术研究的”超然之间摇摆。大众媒体、可视性和变化多端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媚俗的追求倾向于把镜头对准官员学者、明星学者和投机取巧的学术混子。同时，还有沦为像有些“外国资本势力的买办文人”和某些“国内富贵阶层利益的雇佣学者”那样的吹鼓手，或是“乔扮”于一个所谓社会“弱势群体”的呐喊者形象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理论研究者应该基于自己对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问题的体验与认识，从一个学者的“求真”品性、一个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的责任与使命出发来反思与观照公共领域中尤其是与自己研究领域里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由技术理性转向实践理性，最后走向解放理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超越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解释与描述、诠释和解释、批判和解放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把批判与解放辩证统一起来，把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与研究结果的价值涉入统一起来，导向“理解的共识”，达到“视野的融合”，实现科学的统一性、理解对象的统一性和解放事业的统一性。理论体验是一种解放的体验，它同时也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
一切真正的理论研究者都应担负起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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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 and its Realize Conditions
DONG Li-pingHUANG Hong-wu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24, China)
*基金来源：本文为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JG10-020）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1年4月10日
编辑：小西
读曾国藩读后感范文第6篇
进入大学，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然而看书的时间还相对减少了。即使拿起教科书以外的书来翻阅，也很少看什么有营养的书。对于大学生适合读什么书，自己也感觉很迷茫，为此特地到百度搜看一下，于是我找到了<<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虽然书中许多观点与现在人们的思维背道而驰，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我不得不说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这本书中涉及了很多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恋爱，人际交往，兼职······
“爱情是永恒的” 这一直是文人骚客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此书也涉及到了这一方面。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花开堪折方须折”，这让我想到一句诗：“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可以说这两者是处于相对位置的。每一次不管是课堂之上，还是课堂之外，往往同学们都对此讨论的很激烈。而我坚持认为“花开堪折方须折”。大学恋爱真的是可以用“闪”字来形容的，他们可以认识几天就拍拖，也可以相处几天就结束。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互不了解的人怎能相处长久呢。我想说的是：恋爱不是寂寞的借口。这时，或许坚持“宁缺毋滥”是不错的选择。有时暧昧不是那么好玩的，说不定反过来害人害己。
除了谈几场恋爱是许多大学生认为读大学必做的事之外，而“逃课”也是很有争议性的话题。甚至很多老师都认为“读个大学，不逃几次课，是不完整的”。而此书中提出了更雷人的观点“不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当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开始思考：难道我
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不逃课、不迟到)都是错误的吗?覃彪喜(此书作者)认为“什么课都不逃，跟什么课都逃掉没什么两样·······逃课没有错，但是不要逃错课······即使要逃课，又要让老师给高分·······”，我想如果你没有本事做到他说的这个时候，你准备逃课时就应该好好斟酌。
说起来惭愧，与同班同学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但仍然会弄混几个人的名字，甚至有时根本叫不出名字。所以在有关此书的“人际关系”部分时，我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或许我们的网友遍布大江南北，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对身边的人说：“你好，我们聊聊吧。”我们究竟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呢?有时我们宁愿相信网络中的陌生人，也不愿对身边的人敞开心扉。此外，我们的“宅”也是导致我们人脉狭窄的原因之一。在我们这一届，可以说这几届，网络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这让我想起了高三临考前，班上男生仍然爬墙出去上网玩游戏的往事。当然，在大学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了。因为都可以自己带电脑了。这时，女生宅在寝室，把电脑当作了“影碟机”，男生则把电脑当作了“游戏机”。看到这样的大学生活，真的令人心痛，我们怎么都如此颓废呢?
看这样一本书，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更迷茫。或许想到毕业之后，会有人觉得还很遥远，但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我现在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快。人们常常说“人生没有草稿纸”，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拿青春来挥霍。或许正如覃彪喜所说：“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有太多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想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想毕业就
是失业的开始，那么在大学，我们一定要有上进心，或许这样，我们就可以骄傲的说“其实，我是一个大学生!”，难道这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吗?
商务090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