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是晚清时期中兴名臣之一，是湘军的重要首领，也是践行宋明理学的先驱者。说到晚清时期中兴名臣，人们更容易想起的是曾国藩，但实则他是让曾国藩都敬佩不已的一个人。胡林翼在家庭教育方面有着他独到的见解，最为出名的就是他的家训观，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文章主要从其家训观中的读书务实、齐家崇俭、为官尚廉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其家庭教育思想。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都具备着当时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他个人的特色，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学习与研究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家庭教育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 胡林翼;家训;读书务实;齐家崇俭;为官尚廉
家庭教育是我国从古代到如今都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直以来人们思考的问题。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笔者就这个热门话题，以我国晚清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胡林翼為例进行探究，研究其家庭教育思想。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最多体现在他的“胡氏家规家训”，它是胡氏家族的精神引路，融合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理念，这也有他们对于祖先儒墨情怀的铭记[1]。包含了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持家治业各方面，形成了他朴实的家庭教育思想风格。
一、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首先是时代背景，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必定离不开的就是他所处的时代。胡林翼出生于1812年，那个时代是末世的封建王朝，那个时候的清王朝可谓是危机重重、风雨如晦。民族的矛盾很容易爆发，列强虎视眈眈地盯着清王朝。政治上，出现了大批大批贪污腐败、对民生漠视的官员们，制度上的八股取士，使很多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流失，上位的都是一些靠别的途径没有真正实力的庸才。社会上底层人民生活步履难行，不少迫于改变的农民发动起义，社会动荡不安。正处社会变革时期，而胡林翼就是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其次是家庭背景，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离不开他的家庭背景。胡林翼所在的胡氏家族，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书香世家，门庭素有“不贪不诈不淫不巧”之风，家族内成员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务之学，很多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经世派人物。
胡林翼的父亲曾在嘉庆年间考中进士一甲第三，后又当四品官职，品行也是十分端正，这样一位父亲对胡林翼的教育也是特别严格，在胡林翼很小的时候就教他“性理之书”，为胡林翼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胡林翼自己的家庭教育思想。
最后，胡林翼的良师益友对其家庭教育思想起着一定的影响。曾从师于蔡用锡，老师本就是一个读万卷书的人，受他影响，胡林翼也是无书不读，在书中更加见多识广，各个领域都有所了解。然后是胡林翼的朋友，他的朋友不仅涉及各个领域，更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重大人物，比如说左宗棠、汪维城、王柏心等等，这些人物的思想对胡林翼的思想是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使得胡林翼为人处事上一直都是正直不阿，尤其是在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上的体现，更是淋漓尽致。
二、胡林翼的家训的主要内容
胡林翼的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广阔，他的实干精神更是贯彻到了各个方面，包括处世、持家、读书、仕宦等方面。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其个人特色的就是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中的读书务实
在读书方面，胡林翼所倡导的读书态度及目的，都把他鲜明的理学特点体现了出来，他所认为的读书必须是务实的基础上。
从社会角度来说，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社会风气匡正。当时社会局势动荡，很需要的就是社会风气的端正。他认为纠正社会风气，至关重要的就是士人的榜样、教导力量。所谓“将欲弥天下之乱，终必自正学术，培养人才”，而士人的教导力量，要从读书中获得。学者的文章就是人民群众学习的标杆，诗人笔下的习气就是民风的体现。民众只有从读书中务实，才能改善人民之间的风气，从而改变社会风尚，走向更好[2]。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胡林翼乃至胡适家族一直遵从的经世致用，他认为，学问之道，首先要先去学，这个学的过程就是读书的过程，胡林翼本身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他所指的“根本之文学”就是史学，他推崇史学，因为他认为有益于实事离不开个人能力和见识的增长，通过史学可以更快地了解古往今来的军事、政治、财政、民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而通过仔细研究历史事实分析其所反映出的道理。所以他认为实用的学问是最值得人们去读的，为有用而学习，这就是他的家训思想中的读书务实。
（二）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中的齐家崇俭
在齐家方面，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字“俭”。这深受他受经世致用和传统俭德的影响。胡林翼家庭条件在当时是十分优越的，虽然他年少时也曾有过轻狂岁月，但是经过他成长的种种事件，让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胡林翼教育自己的弟弟时曾说道：“吾家素尚简朴，人生衣食住行，缺一不可，然而衣追求暖即可，食物只要饱食即可，住只要追求安定即可，不必要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和华美之室。”[3]
可见胡林翼家风素尚简朴，都是有可寻之处的，在胡氏家规中，其中的第八条就是“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游荡之行为”，并且胡林翼的父亲也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规范准则。
胡林翼的齐家崇俭的家庭教育理念，在他自己的生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和他的夫人都十分节俭，虽身处高门，但是在吃穿用度上都会约制自己。他也常常叮嘱自己的夫人一定要勤俭持家，自己不可以奢侈，但是在做好事上，绝对不可以吝啬。
事实证明他也确实是那样做的，在兴办箴言书院一事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胡林翼思想的一种人文主义和济世之志，这也是他齐家节俭的最高境界，所以齐家崇俭，也是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中的为官尚廉
胡林翼家训中，常常教导家族成员为官一定要高尚廉正。他自己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廉史，在为官期间用宣誓之姿表明自己的为官态度，是用治自己的家事的心去做当官，作为百姓有益的事，这也正是他思想中为官方面的公仆精神。胡林翼为官期间曾把天下第一烂省变成了天下第一富强之省[4]。即便这样，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过一分钱，甚至会把自己的钱财捐出给更需要的人，尤其是捐给书院，这也体现了第一点他注重读书的家庭教育思想。
胡林翼不仅清廉不贪污钱财，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严于律己，十分清正，一直以来他都是以推举贤才为准则，不管亲疏关系，看重真才实学，在执法上也是绝不徇私枉法，影响司法公正。可见胡林翼以身作则，是一名遵纪守法的清廉官员，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以此作为他家训中为官的准则，也影响了胡氏家族的发展。
三、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的
启示及意义
现代社会，人们也处于不断的转型，只有把家风建设好，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研究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能对家庭家风建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在面对我们的家庭中，需要学习胡林翼读书务实，不断学习，不断读书，不仅是提升自己，更是为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学习其勤俭持家，为了节约资源，更是为了社会的美好和和谐;学习其为官尚廉，如今社会上多了很多“关系户”，失去了公平公正。
学习与研究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是为了给更多百姓机会，也是为了让社会风气更加的正，更好地进行家风建设。
学习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各个部分，建设良好家风，一个好的家风对家庭稳定具有维持作用。一个家庭家风稳定使一个家庭受益，众多家庭家风建设的稳定就是社会和谐受益。
另外，好的家风建设能够给一代又一代带来积极影响，培养出一代代的优秀人才，对推进社会文明有重要作用。
四、总结
胡林翼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优秀的将领，很多人因为他的丰功伟绩而淡化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笔者认为，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胡氏家族的家训都是值得后人仔细参读的。
胡林翼家庭教育思想中的读书务实、齐家崇俭、为官尚廉三个观点对现代社会建设是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借鉴意义。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对自己和对后人都是严格要求，所以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家风建设，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胡林翼的家庭教育思想是作为新时代的一分子都应该学习的，从而建设好自己的家庭，以“小家”带动“大家”建设，对社会起着积极进步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有猷.胡林翼家书简述[J].益阳师专学报，1984，（4）.
[2]徐敏，唐元兢.胡林翼家训中的讀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社科学论，2020，2（6）.
[3]胡林翼.胡林翼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947.
[4]徐敏.胡林翼家训思想对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借鉴意义[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2（26-4）.
作者简介：
张瑜，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助教，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家庭教育研究、家庭伦理研究。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进入21世纪，美国大学院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学与社区之间构建起了一种更加广泛且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大学发展的典型特点，并且经历从单向服务到双向参与的发展过程。分析考察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及其特征，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构建大学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美国大学；社区；参与；合作伙伴关系
中圖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6.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主动服务并经常参与社区发展，与所在城市社区的关系愈加紧密，大学的社会效用更加突显，大学与社区之间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而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哈科维所指出的“这一趋势在全国蔓延，并且很可能大学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新世纪美国大学的标志性特点”[1]。分析考察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原因，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构建大学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基础
美国各类型的大学院校与城市及社区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联系大致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小部分的院校为其所毗邻的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地区提供创新源泉；其二，大部分院校更多地是在为其所在的趋于落后的城市社区提供振兴的可能。事实表明，进入新世纪，大学院校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已从单一的教育培育走向了多面复合的教育供给，成为区域问题的解决者、思想和技术源泉的提供者、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地方的投资者、劳动力开发者以及社会网络的构建者等等。这种转变的基础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潮流以及相关政策和机构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思想基础
1996年，时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的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提出，高等教育的使命在完成诸如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宏大的服务目标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他也谴责了大学中的
“象牙塔”和以专业为导向的大学范畴，认为它们会使大学从更大的社会舞台中退出，从而转向内部并远
收稿日期：2018082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度项目“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研究——基于美国大学社会服务模式的分析”（HB17JY021）
作者简介：朱鹏举（1981—），女，河北廊坊人，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教育比较研究、外国教育史。
离最紧迫的与民众、社会、经济以及道德最相关的问题[2]。当时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伯克也就新时期大学使命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新时期的大学应该是一所能够更加积极参与社会的大学，它更应该有助于解决基本的社会问题，较好地培养大批教师，在促进社会道德发展中发挥作用[3]。以上两位学者都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教育理论和实践浪潮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在此后的20年里，这种思想在全美国范围内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势头。实际上，这种思想是对19世纪末纽曼培养良好社会公民的大学思想和杜威教育民主思想的复兴。正因为现代大学和学院担负有多重职责，决定了高等教育机构是高度复杂的一种组织机构。目前，虽然大部分院校已经表现出公民参与的愿景，但从实践来看并不理想。在21世纪，高等教育机构的复杂性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机构（IHEs）的范围较之以前更加广泛，从社区学院到小型私立和公立文科大学，再到大型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尽管如此，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始终没有放弃大学与城市、社区的对话，除了对其所在附近的社区、城镇、城市以及整个州所开展的常规应用项目以外，人们还将焦点放在了“为美国大学生道德和公民责任的生活做准备”的议题上[4]。
（二）政策与机构的支持
美国大学—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基础还表现在国家和相关机构在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上。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与社区服务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该法案的主旨是为大学-社区合作伙伴关系下的学生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的课程提供开发与实施的资金。两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社区扩展合作伙伴法案》（Community Outreach Partnership Act），目的是创建专门机构并给予进一步资金支持，随后设立社区扩展合作伙伴关系中心项目COPC（the Community Outreach Partnership Center Program）。在1994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建立了专门负责COPC项目的专门机构—大学合作伙伴关系办公室OUP（Office of University Partnership）。
进入2000年以后，大学—社区项目的数量呈现出激增态势。科尔斯特认为，大学尤其是城市里的大学，受到城市社区发展项目影响最大，并且也通常是最有可能参与到邻近社区的发展当中的[5]。在大学—社区项目的引导下，学院会越来越多地向当地城市、社区提供应用性更强的专门知识，这有助于促进社区服务和发展，以纠正长期存在的社区问题。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报告，仅在1999年，全美就有342所大学院校提供了近600项关于大学与社区合作的方案，这个数字是HUD 四年前报告总数的两倍多。关键的是HUD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数字的变化，它通过社区拓展合作中心COPC的项目推动了大学与社区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该项目自1994到2004年以来已向1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超过5 000万美元的资助。进而，加之如HUD这样的国家机构的额外财政税收的支持越来越多，这就为大学的公民参与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动力，从而使大学-社区计划引起了更多学校关注。
（三）大学的选择
实际上，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在一个公共资源日益减少的时代，获得定向的公共经费和广泛的基金资源的支持是其发展的良好契机，但起初他们对其所获得的资助和与之相连的促进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诚然，为公民参与提供经费，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与潜在的社区伙伴合作，但大学追求公民参与的动机远比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要复杂得多。例如大学常发现自己实际是无法与周围的社区保持绝对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当其周围的区域开始走向衰败时，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就会相应地对其周边学院或大学产生影响。而且大学与公司或企业不同，企业可以选择离开，而大多数大学（例如赠地学院）会因为地域和政策限制只能留在当地。高等教育机构面对这种现象最初的反应就是“自我隔离”，在与之所毗邻的衰败社区之间加筑高墙，并且加强警戒力量。这种“自我隔离”加剧了城市市民与大学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实际上更多的大学和学院倾向于采用更持久、更友好的与社区合作的方式来面对以上的问题，进而有助于加强大学院校与邻近区域的关系[6]。同时，大学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周围地区的义务，随着大量实力雄厚的高等教育机构对重大社会议题产生影响，大学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认识到，生产知识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使命，可以通过大学—社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为“公民参与为智力活动过程增加了新的声音和想法，就像它帮助建立并赋予思想世界和学术界更广泛的意义一样”[7]。此外，公民参与计划的核心主旨与进入新世纪的大学所倡导的理念相吻合，即为学生更有效地履行民主道德和公民责任做好准备。
二、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机构，大部分动态发展的推动力基本来自于高等教育机构对大学内外部的历史力量的回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学会受到新挑战带来的影响。这些挑战改变了大学院校的历史使命、社会角色、对学生的理解以及与毗邻的广大社区的关系。可以说，在美国大学发展的任何时候，都是充满创新和鼓励内部与外部变革的先锋。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述：在美国大学350年的发展史中，高等教育理论家和管理者已经面临并适应了六次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大学外部的影响[8]。美国高等院校参与社区服务的意识来源于其自身创建的高等教育服务职能，是大学服务职能在二战之后的新发展。大学参与社区从一种意识发展到一种制度并将其确定下来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基本遵循着从单向服务到双向参与的发展轨迹，并且呈现双向“参与”伙伴关系的多样化特点。
（一）大学向社区提供单向服务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采用的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英国学院式模式，直到1862年《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的出台，大学从此接受了将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作为自己新的使命，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莫雷尔法案》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主要表现和成效是扩大了学校数量，增加了进入大学的机会，建立了公立的赠地学院（或大学），特别是规定了大学的中心使命，不仅包括提供自由和实用的教育，还要承担改善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功能。正如罗斯所言，自从高等教育机构在殖民时代开始参与社区活动以来，他们参与的本质就一直在随着世界和国家事件而演变[9]。从殖民时代一直到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将他们的使命视为公民和公民领袖的教育。赠地学院建立之后，在1887年通过的《哈奇法案》，将赠地的使命扩展到了农业社区之外，联邦政府支持大学与社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与合作，并确定了大学更直接改善社会状况和服务社区的新作用。最初，这种对应用研究和社区服务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被降级为对农业文化的推广服务，并受其作用的限制。随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为对方所需提供服务和教育的扩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继续输出有价值的服务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在赠地学院主流服务之外的社区服务[9]。直到19世纪末大学服务社区的行为模式才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那个时期高等教育民主的功能成为主流思想，认为大学应该在塑造社区方面发挥作用。在史蒂文森对纽约大学的研究中，以较宽泛历史的视角阐述了这一变化：19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机构目标是创造共和国公民；而到了19世纪中期，目标是让学生为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到了20世纪初，重点是教育学生进入一个行业[10]。到了20世纪末，高等教育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要重新审视大学和它所处的社区之间的关系。
创新和变革是高等教育机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特征，也是当代大学公民参与意识和实践的基础。但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尤其是实力较为雄厚的公立大学，往往被认为是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传承下的官僚机构。这也构成了长久以来传统大学面临的挑战——这些大学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地方性机构[11]。由此引出了在現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其参与社会方式的三个关键问题：大学的研究应该是纯粹的还是应用的？大学的受众是本地的还是全球的？理想的大学环境是引领学生进入象牙塔让他们从当地的狭隘主义中解脱出来，还是能够直接参与世界交流的学习体验？譬如，大学仍然在争论是否应该在文科和理科的应用研究中发挥适当的作用，是否应该由当前的需要或外部赞助来驱动思想的世界、对真理的追求和纯粹的研究。类似地，大学和学院经常辩称他们的主要受众来自全球而不是本地，并指出对其附加上区域性的角色会限制学校发展的视野、范围和诉求，很少考虑当地的社区和知识基础如何。用当时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而不是个别化的学习”[11]。也就是说，它们总是把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工作看成是全球的而非本地化的，在象牙塔式的大学中，可以让其不受狭隘的地域限制或时代压力的羁绊去深刻思考更大的问题，因而缺少服务本地社区和对社区问题的思考。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32年的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演讲中所言： “在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一些大学在推动参与解决世界问题的‘公民意识’” [12]。
然而，在当时的大萧条中，日渐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引起大学的关注，并主动参与其中，帮助寻求解决问题之策。一些学者尤其是那些受到约翰·杜威和当时社会运动影响的人，他们把大学视为公民参与社会的基础和手段。例如，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与社会福利系的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罗伯特·帕克等在早期社会安置所工作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和社区，推动学生学习、参与并帮助改善与之相关的周围事物。特别是在伯吉斯的倡导下，发起了芝加哥地区项目，他说服大学生们都要住在充斥着高犯罪率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薪阶层社区，然后，在与社区领导和社区青年合作下，要求研究生要能够帮助解决该区的犯罪行为和社区问题[13]。美国的著名的社区组织者索尔·阿林斯基的早期实践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的。直到90年代之前大部分的公民参与项目，大多都是“家长式作风”——把社区视为学习或发展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双方参与其中同时获益的合作伙伴[6]。早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芝加哥大学采用的这种参与模式存在缺陷，而且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现象而非普遍存在，但在博耶（Boyer）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学争执于纯粹的还是应用的研究、本地与全球受众之间的关系显得似乎过时了，但这些议题仍然是高等院校中争论的焦点。更重要的是，这种争论会一直影响大学院校投入公民参与项目的意愿，会促成大学院校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1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了联邦学生奖学金和科学研究基金的主要受惠者，同时也成为了公民参与活动的关键场所。大学校园越来越多地会被对公共问题和社会变革产生兴趣的人所主导。与早些时候要求回归象牙塔的呼声相反，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大学要与当今世界的问题产生“关联”并参与其中，要提供知识以及应用，同时对大学参与社区发展和为所在社区服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双向“参与”伙伴关系的形成
美国大学将“参与”理念引入大学社会服务的整体框架之中，形成了“大学—社区参与伙伴”关系（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 partnership），掀起了新一轮大学社会服务运动的浪潮。这样的潮流下体现了在高等教育领域服务模式的转化：从扩展的专家模式发展成对双向参与的关注。
在19世纪末，美国大学的服务基本上是单向的扩展服务，采取的形式是短期课程、扩展项目，以及与商业和农业有关的专家咨询。这个时期，在大学院校产生的知识被认为是发展本国“羽翼未丰”的经济和促进西部扩张至关重要的力量。随着国家经济从农村向城市工业转型，大学扩展服务的重点也随之转移：从为个人或农场服务转为改善商业和政府组织服务。这一时期的公共服务和扩展服务主要集中在知识应用上。虽然赠地学院或大学会永远与群众性的实用教育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实用教育和扩展服务都是被最后添加到研究创造中去的。所以，这些机构就仅仅被看作是建立在相对不稳定的地区的安全保障机制，在联邦政府看来，给予高等教育土地会比商业剥削更可取[15]。
进入20世纪，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且大学技术转让的产品得以自由地向公共领域传播。通过技术转让进行的大学创新被视为对公众的一种“礼物”，也是教育机构服务使命的一部分[16]。然而，这种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观点随着商业模式的扩展发生了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院校的技术变成了与企业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中的盈利的项目；教师们开始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向社会传播发现”[15]。尽管对收入和利润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在问责不断增加的时代，大学在培养强大的劳动力和发展健康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20世纪80年代企业伙伴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大学院校与其之外的实体建立双向关系的开始[15]。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学与企业的双向合作的继续，促进了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也推动了大学参与运动的发展。90年代引入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高等教育机构如何改革其服务活动，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公共服务和扩展服务的传统概念强调的是向公众提供知识和服务的“单向”方式，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却开始使用“参与”（engagement）一词来描述其与社区伙伴互动的“双向”途径，以解决社会需求[2] 。新哲学观强调从向公众传授大学知识的专家模式转向更协作的相互模式，即大学与社区的双向参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区伙伴在创造和共享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大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的服务关系。这个时期，“参与”的思想已经被大部分人接受，并且这种参与服务模式已经上升到国家行为，美国通过国家手段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向“参与”服务的转变。2006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开发了一种新的教育分类法，将“社区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单列一类，依据就是各个高校对公共参与理想的承诺。卡内基基金会将社区参与定义为“高等教育机构与广泛社区（包括地方、地区/州、国家、全球）之间的合作，在伙伴关系和互惠的背景下进行互利的知识和资源的交换”[17]。除了卡内基基金会对大学院校参与的支持，美国中北部大学院校教育联盟（美国六大教育联盟之一）已经开始将“参与”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机构质量的关键性指标（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Commission，2006）。这些全国性组织所做出的努力使蔓延美国的公众参与运动获得了合法化身份，之后有38个全国性组织共同建立了一个围绕以上活动采取行动的联盟。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将“参与”这个词作为大学“服务、推广和扩展”的新时期的代名词[18]。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与社区参与伙伴关系逐步形成，大学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满足社区需要，如“校园契约”（Campus Compact）这样的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促进社区服务、公民参与和高等教育中的服务学习。一些主要专业机构，如国家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协会、美国州立大学院校协会、美国社区学院协会等在大学校长、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来促进面向公民的议题。随后作为基础性工作将一些成果出版，如《重新考虑奖学金：教授的优先权》（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Boyer， 1990）、《评估奖学金》（Scholarship Assessed ）（Glassick， Huber， & Maeroff， 1997）、《专业服务案例》（Making the Case for Professional Service ）（Lynton， 1995） 等，这些成果也成为支持专注于服务广泛公共利益的教师工作的有力支撑[18]。以上这些措施在推动美国大学与社区参与伙伴关系的形成過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双向“参与”伙伴关系的多样化特点
大学与社区之间的参与是一种强有力的互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许多重要的目标，对于社区而言，在双向“参与”伙伴关系中可以获取大学的知识和资源，利于社区发展；对于大学来说，在参与并服务于社区发展过程中也利于自身发展，包括改善大学生的学术和公民学习成果，以及让学生通过参与学校奖学金项目获得新知识。由于美国大学多样性和社区性质、水平层次不同，大学社区之间的双向“参与”伙伴关系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四种关系：（1）需要关系，即大学特别是所在社区大学根据社区发展需要，与社区合作制定重要项目和预期效果达成共识；（2）和谐共处伙伴关系，主要是在互惠互利的服务关系中促进社区的当地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与大学科学或学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3）资源关系，是指参与双方的资源交换，包括人员、资金、工作空间、专业知识和设备都不予以限制；（4）成果关系，即合作伙伴关系下的成果是双向成果，由双方共享。例如，有的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在现实中表现在招聘、游说和资助社区或学校发展活动等方面，以及在大学之外通过教授社区雇主、邻居和公民建立伙伴关系。
三、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有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在秉持为社区服务的基础上扩展到参与，构建了从单向服务到双向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大学与所在城市社区的关系更加紧密，服务社区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生存需求。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既是大学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和外部社会或社区环境变化做出的新选择，也是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新模式。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区域性大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在现代社会，大学社会职能经历了从单一教学职能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元职能的发展历程，社会服务职能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其中产学研合作是主要的合作方式。近年来，我国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和开展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大学与社区的关系看，特别是区域性或地方性大学，并没有建立起紧密型的双向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有些大学虽然与社区已建立起一定联系或合作关系，但仍限于单项服务上，大学参与社区发展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大学发展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学校与社区之间在如何合作、如何互动以及建立起紧密型的双向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不适应大学与社区的合作需求和解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鉴于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的理念和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强化大学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模式。首先，要认识到大学与社区之间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把“参与”理念引入大学社会服务的整体框架之中，促进大学社会服务由单一服务向双向参与模式的转化和深化；其次，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大学参与社区发展，并把“参与”作为衡量大学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再次，大学特别是区域性大学或地方性大学，要利用创造和共享的知识和资源，主动参与社区发展，积极构建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相互参与、相互促进中实现大学发展和社区建设的合作共赢。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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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侯翠环】
Key words： American university； community； engagement； partnership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的思维道路上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相当浓厚的工具论色彩。在向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也难以摆脱一些固有的缺陷，凸显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今，面对生态文明时代的呼吁与要求，将生态观应用于现代音乐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本文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将教育生态理论应用于音乐教育的具体实践中。
关键词 音乐教育 教育生态学 人文精神 本地化 多元化
一、现实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1.现实音乐教育忽视个体的自我感受
雅斯贝尔斯曾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对教育深层的内涵与本质进行了强调和详尽分析：教育的深层意义是在于将现世的既有文化转化为直达灵魂深处的道理，而不是将这些现世道理简单地派生成平淡无奇的知识[1]。在当前的音乐教学中，更多注重知识和技巧的传授，而忽略了音乐教育的本质——陶冶身心，同时，忽略了作为教育对象自身的感受和与音乐的融合。
音乐教育的应试教育化和功利化，没有重视到音乐对个体发展内在价值层面的促进。在当代音乐教育中，音乐作为智力开发的手段，忽略了音乐作为一个有机体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忽略了学生对于音乐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只是一味地采取灌输的方式来教学。音乐技术化层面的教学，与音乐教学的本质需要相偏离[2]。在教学过程中，过多注重技巧的传授与机械化的训练，而没有关注学生内心真实感受的表达，甚至使得学生更加反感学习音乐，最后与音乐教育的目标相偏离。
2.现实音乐教育对音乐人文性的遮蔽
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音乐教育先天的具有人文属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强调音乐的人文价值与精神。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应试教育的推崇和对教育功利化的追求，科学性与理性教育占据了音乐教育的主导地位，弱化了音乐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使音乐教育完全沦为知识技巧的教育，其人文属性不断丧失[3]。
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共同存在的，其关系是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的。但是，音乐教育主要是人文精神的传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过多纯粹理性的机械操作和抽象理论的传授，将会导致其人文精神的丧失，而过于表现其物理属性。虽然音乐教学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基础（各种乐器、乐谱）之上，但这些物理基础只是一种媒介而已，它们只是学生用来表现人文精神的工具而已，如果过多地注重物理层面的表现，将会遮蔽其人文性[4]。音乐教育不单单是为了对表现对象的把握，更应该注重个体在音乐下的感受、沉淀和启示，使生命的意义得到不断的彰显。
3.现实音乐教育脱离生活、自我隔离
人是依赖这个世界而生存的，在人的生存世界中，人获得物质、文化等生存资源，生活世界也是音乐产生、创造的根源[5]。音乐艺术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活。假如音乐离开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其生命力就要大打折扣。从上世纪到现在，音乐教学的主要目标都是实施技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其教学方向为发展人的理性，如此，就体现出音乐教育的不足，它将人与生活世界隔离开来，忽视了音乐与现实、感性世界的关系[6]。
二、现实音乐教育所存问题的原因
1.哲学根源：现代机械论世界观
现阶段，西方音乐教育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在分析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中技术理性相关问题的时候，应该从根源研究与分析出发——西方认识哲学，也就是现代机械世界观[7]。现代机械世界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人是世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性存在物，是整个世界的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被人类控制的对象，这也就产生了二元世界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分离、对立。
认真审视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发现在以审美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下，忽略了个人感受与音乐的互动，将音乐作为被人类控制的对象，最终导致二者的分离。
2.社会动因：工业化社会的驱动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此时，不单单是对原有生产方式的一种冲击，更多的是对原有农耕文明的一种彻底的颠覆。自那以后，“知识代表力量”的观念扎根在人们心里，人们逐渐开始重视知识的力量，并且运用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将追求的利益转化为最大化形式。在工业化革命的背景下，音乐教育也或多或少的被功利化思想侵蚀，逐渐与自身独立、特殊的地位相脱离。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也逐渐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社会接轨，音乐教育在社会大背景下，成为了科学与知识教育的工具，导致音乐教育慢慢偏离了其根本价值，使得音乐教育作为了技术与知识教育的辅助，而忽视了对人文精神的教育与传递。
3.教育观念：落后的灌输式教育
传统教育观念的落后思想导致音乐在教育观念上也受到传统应试教育“填鸭”、“灌输”式的影响，在这种落后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过程中，教师被当成教学的主体与核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与机械化练习的地位，缺乏创新与创造，学生无法质疑与探究[8]。
传统应试教育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使得音乐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背离。它强调不变，否认事物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事实，最终导致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的生活，缺乏活力，学生的综合能力得不到发展。它将组成音乐教学的各个方面分割，将它们分成各自独立的部分，这样导致音乐教学的不完整。
三、教育生态学视野下音乐教学课程构建与实施策略
1.在生态视野下对音乐教学观的重建
（1）回归本体
在音乐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方式过于重视学生对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根本的音乐素养与音乐文化的培育，忽视了学生对音乐本身的体验和通过音乐对生活的感悟。因此，生态观念下音乐教育的课程构建要回归以学生的感受为中心的本体化教学，使学生的感受与音乐的旋律完美结合，让学生能与音乐真正地统一起来。
回归本体化的音乐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生的感受，将学生的感受融入音乐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的反馈，将音乐教学与学生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围绕学生生活背景展开贴近实际的音乐教学，使得学生音乐学习与实际生活发展实现融合与统一。
（2）重视生命意义
重视生命意义的音乐教学要求不仅将老师和学生作为生命意义的主题，作为教学对象的音乐也要赋予其生命的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音乐的表现形式感受到音乐具有生命力的本质，不单是音乐知识与技巧的表现，更是通过音乐对于人性的展示。音乐教学中重视生命意义，就须加强师生的对话与交流，构建开放的音乐教学课程体系，重视教学过程而非教学结果。要将生命意义融入到音乐课中，强调音乐教学目标的实现过程，创设音乐情境，使得音乐学习变成生命力的体现过程，让学生主动参与和亲身实践，不断强化自身创造力与实践能力。
（3）立足本土化
作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可以说是全世界各个种民发展与前进的血脉与根基。母语是本土文化的基础与关节，基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意识形态、技术进步等因素，通过这些音乐融合与促进，产生了母语音乐这种艺术形态，也奠定了整体生态环境的基础。母语音乐是音乐教育生存的基础，所以，在生态音乐教育理念下，应该重视本土化音乐的教学。
对于具体的音乐教育，母语音乐课程教学体系不能简单模仿与参照西方课程体系来设计与实施，需要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结合起来，构建独特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课程体系框架。构建母语课程体系应该与中国音乐风格史观、文化哲学史观、风格史观等结合起来，全面综合与分析，构建科学的音乐课程体系。还应加强音乐实践活动教学，如参加民间音乐团、采风、民俗活动等，通过引导学生亲身感悟民族音乐文化，加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认同、认知与感受。
（4）倡导多元化
多元化是单一与固定的对立，生态观强调多元与统一。人、自然都具有多样性，音乐元素也是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特点。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面对真实的情感与生活世界，深入了解多元化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走出西方音乐思想与体系的桎梏，面向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音乐，同时也要面向不同类型的音乐，如流行音乐、新民乐、民族音乐等。在考虑到音乐多元化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学生的差异性，根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执行略有差异的教学过程。除此之外，学习的人与音乐存在多元化特点，音乐课程评价也应该选取多元化方式，站在不同角度，分析不同个人、团体对音乐课程的不同评价。同时，优化传统的量化、标准化评价方法，转向观察学生学习态度、进步情况、学习效果等，采用调查、访谈或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2.生态视野下音乐教学的实施
（1）重视身心的融合与统一
笛卡尔创设了身心融合与统一的“二元论”思想，他的“我思故我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这也影响了音乐教学理念与思想。生态理念下，身心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身体是我们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的媒介，而心智则是对这些感知的分析和综合。
音乐教学实践中，应该充分调动学生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引导学生将身体的感官与四肢融合运用，呈现动态的音乐学习过程，让学生在音乐中实践、领悟与创造。如乐器学习，引导学生将身体、感官与灵魂都融入到乐器操作中，感悟音乐的美，将自身的思想借助乐器演奏活动进行表达，使得音乐学习与自然、内心的表现融为一体。
（2）创设音乐学习生态语境
知识来源于生活而又应用于生活，音乐知识也是一样，如果将音乐知识与学生平时的实际生活、生产环境相关联，创设实用的学习情境，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提升音乐学习效果。教育生态理论下的音乐教学理念，就是将音乐知识整合到生产、生活实践中，设定生态学习语境，探寻音乐与实际生活的动态练习，促进音乐学习环境的实用、真实。由此，科学创设真实的音乐学习生态语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音乐细胞，鼓励学生挖掘内心最深处的感触，强化学生音乐思维与能力。
音乐教学实践中，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创设生态音乐学习语境。一是创设真实的生态学习语境。如音乐厅教学活动，教师可以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再引导学生欣赏相关音乐作品，最后要求学生就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进行评价和讨论，力求学生能在在真实的音乐环境下与音乐充分地互动。二是建立虚拟的音乐教学生态环境。比如，提前布置一个与音乐教学内容和方式相关的课程环境，让学生置于一种特有的氛围中，就像是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音乐一样，提升音乐教学实效与学生音乐素养。
（3）鼓励群体合作交流与协作互助
音乐教学及平时的生活、学习必须与形形色色的人交流互动。在音乐教与学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学生合作交流与协作互助，师生共同学习、相互探讨、一起创作。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强调学生间的交流、合作和对话，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地领悟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不断完善自我。
针对具体的音乐教学，应该倡导合作学习法，基于学生的认知基础、兴趣爱好、个性特点，实施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的小组合作教学方式。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小组内各成员互相学习、协调互补。或者是通过性别、兴趣、音乐素质与音乐能力的差异将学生分组，形成组内多样化、组间同样化的小组划分。实施小组间竞赛，小组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共同学习模式。小组内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深入探讨与实践学习内容，促进音乐学习效果的提升。并针对小组学习情况开展小组间竞赛，通过实施激励方式，鼓励学生挖掘自身潜力，找到学习目标，制定科学学习方案，提高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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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妹姝（1983-），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素质教育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中小学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阶段，承担着中小学思政启蒙和筑基的重任。本文先对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内涵进行论述，然后阐述新时代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教育现状，最后對新时代中小学思政教育的改革策略进行探究，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小学;思政教育;新时代;改革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十分必要，这是培养一代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中小学思政教师需要在未来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中逐步落实教师队伍的一体化管理、课程体系的一体化建设、教学资源的一体化整合，进而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改革进程，将“立德树人”落实到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中，实现高效率、高品质的铸魂育人。
一、中小学思政教育内涵
第一，思政教育的全称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价值观的建构进行统一指导，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第二，中小学思政教育是指教师和学生立足社会和自身的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观念指导下，开展有组织、计划和目的的实践教育活动，旨在不断提升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道德与政治素质。第三，思政教育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是不同的概念，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思政课程指的是中小学的思政课程，即道德与法治课程。课程思政指的是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德育等融入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以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为基础，挖掘其中的思政教育内容并对其进行拓展延伸，以达到育人的目的。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中小学落实思政教育的方式，相同的是三者的教育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立德树人”教育任务，为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奠定基础、提供助力[1]。第四，思政教育与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内容、范围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区别，但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育的范围最为广泛，道德、政治、思想、心理、法治等大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教育都属于德育。由此可见，德育包含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相对独立，其主要指根据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采用心理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性质不同，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个体的素质体现，而思政教育是国家和阶级的组织体现。所以，中小学校在思政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的概念有正确的认知，如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精准推进，提升教育效率和质量。
二、新时代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一）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目标，也就是德、智、体、美、劳的同步提升。德育作为五育之首，是每个中小学生都应具备的品质和素养，而思政教育是德育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也就是学生品德素养发展的主要内容，所以说思政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小学阶段，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都在快速成长，感知觉、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想象力、情感和意志都在不断发展，而这个阶段的中小学生也最需要合理的引导。学校作为开展教育的主阵地，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思政教育的开展和改革，引领学生正确的三观、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帮助学生健全人格、优化品质[2]。
（二）学校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紧跟社会和时代的脚步，中小学校亦是如此。学校的发展与企业不同，不只需要物质和资金的支持，更需要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点。一所学校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管理制度建设、校园文化的建设、物资设备建设等方面，而支持这些建设内容的核心就是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思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德育是新时代中小学校的重点教育任务，所以中小学校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重视思政教育，在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影响因素上下功夫。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不止体现在教育信息化上，更体现在素质教育上，保持教育的先进性才能实现学校的发展进步。
（三）素质教育实现的必然要求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建设一直都是我国重点关注的内容。传统应试教育的弊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愈加凸显，有才无德的现象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企业竞争，也加剧了人才的竞争，企业的用人标准逐渐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开展了课程改革和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应运而生。然而，要实现素质教育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推广和落实并不容易。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必须要从基层教育抓起。
三、新时代中小学思政教育的现状
（一）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加强
首先，思政教育并不是思政课程教师一人的工作和责任，而是中小学全体教师的教育责任。但是目前一些中小学校对此没有准确的认知，也没有针对此对教师队伍进行有效的优化建设，使得一些教师还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课任课教师和班主任的责任。其次，思政课教师队伍力量较为薄弱，专职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思政课程地位不受重视，这些限制了思政师资力量的壮大。最后，中小学思政教育改革需要大中小学教师协同联动，也需要学校内部教师队伍协同联动，以实现思政教育的渗透教育和衔接教育，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思政教师和其他任课教师在这方面的认知和行动都亟待提升。
（二）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有待完善
教学体系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教育目标不够明确和统一，中小学阶段思政教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是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这是为了迎合不同年级和阶段学生的成长发展特征，但是这些必须在统一明确的教育目标引导下开展，如此才能确保思政教育的有效衔接和完善。而就目前中小学思政教育现状来看，“各自为政”的现象还存在。第二，思政教育的内容体系不够完善，思政教育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不管是思政课程教师进行的思政课程教育还是其他任课教师进行的课程思政渗透，其延展性都不是很强，而且教师在进行思政教育时所应用的教学方法也比较单一，这些都会影响思政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教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和严谨。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点，这是一项长期性的教育工作，是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硬性教育内容，所以必须将其纳入教学评估体系中，并对其评估内容、标准、方式等进行完善。但是一些中小学校的思政教育评估还依靠思政课程的考试结果，评价方式单一，这样的评估机制缺乏完善性、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教学资源的统筹使用有待整合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教育。而中小學思政教育亦需要这三方的协同教育，所以新时代的中小学思政教育需要对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以提升教育改革的速度和思政教育的质量。但是在现阶段中小学思政教育过程中，对教学资源的统筹和使用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为了推进思政教育的改革进程，相关部门对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但是一些学校还在沿用传统的教材资料。其次，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思政教育的信息化程度并不高，线上的教育资源利用率较低。最后，学校与家庭和社会的沟通配合度较低，使得家庭和社会中的教育资源无法发挥教育作用和价值[3]。
四、新时代中小学思政教育的改革策略
（一）提升整体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养
首先，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是中小学思政教育有效开展的基础保障，而且在未来的中小学教育中，思政教育是教育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必须要有充足的师资力量配置和储备，严格思政教师的吸纳标准。如果中小学校的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基数不够，短时间内又无法吸纳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教师，那么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政教主任等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高强度的培训后兼职思政教师。其次，高校要重视对教师队伍的培训，革新教师的教育理念，将思政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教育价值传递给所有教师，端正教师的教育认知和态度，将传统优秀文化、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内容列入教师的必修内容中，提升教师自身的思想层次和政治觉悟[4]。通过培训引导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模式，提升教学能力。最后，地方中小学校要形成内部和外部的协作联动，建立思政教育联合小组，实现不同年级、不同阶段教师之间的有效沟通。
（二）完善思政课程教学体系
1. 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不同年级的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不同，但是必须围绕思政教育的统一目标去细化课程教学目标。思政教师要明白，“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思政课程要着眼“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来保证教学目标的准确性。小学思政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情感启蒙;初中思政教育的主要任务则是夯实学生思想基础，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想意识;高中思政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目标层层递进，但始终没有脱离本质和初衷[5]。
2. 完善教育内容
首先，中小学校一定要确保使用最新版本的教材，同时也要根据最新版本教学大纲来调整教学计划，结合自身的发展特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开发独立的校本课程。其次，以教材内容为基础，利用互联网技术搜集线上教育资源，对思政教育内容进行丰富和延伸。比如在小学四年级教材中有“我们当地的风俗”一课，很多小学生甚至成年人对自己生活的乡镇城市都不够了解，其所了解的大多是当地的生活、发展现状，却很少有人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教师可以在教授这节课时将教学内容从当地的风俗习惯延伸到发展历史上，让学生对家乡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同时培养学生对家乡的情感认同。
3. 创新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式
思政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开展方式都要实现线上与线下教育的结合，理论与实践教育的结合，进而达到全方位的教育目的。线上线下教育结合主要是实现“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教育与信息化教育的融合，教师需要重新规划教育教学方案，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组织线上实践教学活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需要教师拓展思政课的教学空间，走出教室和教材的限制，带领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受思政教育的内容，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提升教学效率。
（三）推动家、校、社三方的协同育人
思政教育的开展和落实需要家庭和社会对学校的帮助与配合，中小学校也要主动将家长和社会团体、部门纳入思政教育的计划中。首先，教师必须与家长保持通畅、高质量的沟通，进一步开放微信群的功能，及时通过微信、电话以及面对面座谈等方式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学校的教育计划等传达给家长，获得家长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其次，学校要及时关注社会活动，在发现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时主动与相关单位、部门进行交涉，带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体验。或者结合校本课程或者教材教学内容组织实践活动，并结合活动要求主动与企业、社区、单位进行沟通，获得多方支持。最后，中小学校要重视学校内部的建设，将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提炼，并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校园文化形成对学生的潜在影响。此外，还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的落实，切实打造全员、全课程、全方位的思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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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华康）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曾国藩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人才管理
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观点与现代思想大有重合之处，长期的军事实践让他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才的运用提出了“广收、慎用、勤教和严绳”的原则。曾国藩认为应当大量招募与选拔有用之才，不以人才的户籍、出身以及职业为硬性标准，处处透露出开放性的特点，虽然他“办事不用外人”的观点过于闭塞，但在当今社会外人亦称作“不知之人”，仍然可以看出他用人之“慎”，除此之外他还认识到不同人的能力差异，应当充分发挥个人优势避免以短处示人。“育人”与“用人”都应当是人才管理的重点内容，天赋虽然占了一定的比重，但后天的教育也是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源中培训工作是提升自身能力、使得人尽其才的重要途径。曾国藩深谙奖惩机制的重要性，他反对滥用奖惩，主张按照统一的标准来施行人才的管理。
（二）抓住机遇
曾国藩的策略思维强调对机遇的把握，他并不像其他同时期的官员那样盲目的维护旧制度，而是以顺应时势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文化的输入，他倡导了洋务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战略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应当在具体行动之前对战略环境进行充分的、全面的分析，对战争全局应当有独立的思考以及一定程度的把握，根据自身水平和外界环境制定相关部署战略部署，一步一步的完成小计划从而实现质的飞越。曾国藩战略指挥能力高超，在创建队伍之初已经明确未来的规划，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编制改革行动都为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抓住机遇、伺机而动的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代企业发展的需求。
（三）注重执行
如果说战略规划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基础环节，那么战略执行则是他达成战略管理目标的核心内容。曾国藩主张“虚实结合”与“随势而变”的战略战术，这无疑对其军队的执行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军队应当服从管理人员的命令并迅速执行以保证命令的实效性，例如在训练湘军的时候，曾国藩并没有急于出战，而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湘军每一次的行动都经过曾国藩的深思熟虑，军队随时保持在战斗状态，一旦确定行动目标并立即执行。
二、曾国藩哲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扩大人才储备、优化资源配置
“得人”与“治事”并重是曾国藩对于人才的看法。当代企业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专业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是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才的选拔与录用应当有一套独立的、严格的标准以扩大人才储备、优化管理队伍，开展人员岗前培训以及定期岗位培训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帮助员工形成团队意识、明确职业道德理想，优化资源配置，制定相关的人员激励机制来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帮助员工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为员工建立一个和谐的、轻松的工作氛围，全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从而保证整个企业管理工作能高质量、高效率的进行。
（二）分析实际情况、精确企业定位
曾国藩哲学思想认为行动之前一定要明确自身情况和外界环境，例如对湘军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明确了湘军的战略定位，从而为湘军在战争中争取到了一定的优势，保证了战争的进程与结果始终在曾国藩的掌握之中。当代企业管理工作中这一点同样适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过程中，要想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一定要充分了解社会发展大趋势，结合企业自身现有水平来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冷静的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精确企业定位，为形成品牌效应、增强企业竞争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
曾国藩在湘军成立之初就已经明确了战略目标为消灭太平天国从而改变清朝的颓败局势，所有的战略部署以及编制改革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服务，只有拥有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才会形成高度的团队凝聚力，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曾国藩这一举措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实际需求，企业管理应当在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之上，按照企业预设的发展目标与方向来制定相关的战略对策、明确战略重点，从而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出更为全面的、科学的战略规划。为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战略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对企业现状与所处客观环境的高度分析、确定企业短期与长期发展任务、形成各种经营策略并加以创新、制定相关管理经营规章制度等等方面，只有在明确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企业战略规划才能更好的完成企业管理工作。
（四）完善考评机制、施行有效监控
做好考评与监察工作是曾国藩在无数军事战争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考评与监控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的，更应当包括整个战略实施的过程，只有时时关注战局的变化才能及时对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与调整。考评与监管工作是当代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这种监管包括了政策制度的强制性监管以及管理人员的实时监控，对企业管理工作中发生的行为偏差做出及时的判断，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监察便于找寻问题的根源所在，从而快速的形成一套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企业应当根据战略目标设定相应的考评标准，及时对战略实施过程的前、中、后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实施效果进行比较，不仅保证了企业管理过程能够顺利的实施，还能够保证企业发展的过程始终符合企业预设发展目标与方向。
结束语：
曾国藩哲学思想来源于无数军事战争的实际经验，他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科学的人才运用方法，正是这些先进的思想让他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的官僚，作为湘军的统帅，他以高超的超略指挥能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因地制宜原则和人才运用上多加研究从而保持了战略的优势，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而他的这一先进思想并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落伍，反而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契机。企业管理工作中许多方面都与曾国藩哲学思想有重合之处，例如在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中的应用就更为明显，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精确企业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计划等环节都可以借鉴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如何加强曾国藩哲学思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应当积极思考的问题。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管理者”，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守旧性在长期治军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改善，在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下充满了理性的观点，这些思想在现代观点看来依旧有其独特性和实用价值与意义。企业的成功离不开科学化的管理，曾国藩哲学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对曾国藩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探究了曾国藩哲学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曾国藩哲学,企业管理,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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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洪泉,刘建海.曾国藩人才思想与实践述评[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35(06):31-36.
[3] 李艳霞.曾国藩思想智慧拾萃[J].思维与智慧,2019(13):13.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 本报记者 沈漠
财政部门还将加强企业会计准则宣传、培训，密切跟踪上市公司年报；完善企业会计问题应急处理机制，定期与监管部门、有关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等沟通交流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并加强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的协调。
此外，上述负责人称，“我们将充分发挥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准则体系建设以及会计准则研究、起草、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强化企业会计准则咨询专家队伍，充实研究力量，提高咨询水平。”
推进管理会计应用 完善内控规范体系
《会计“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的第四大任务是推进管理会计广泛应用。“我们将争取在2018年底前基本形成以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为统领、以管理会计应用指引为具体指导、以管理会计案例示范为补充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并发布系列分行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上述负责人表示，同时将抓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实施，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教学教材改革，支持管理会计创新中心建设。
同时，财政部门将积极推动企业和其他单位会计工作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会计工作在战略、预算、成本、营运、投融资、绩效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第五大任务是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我们将研究制定《政府内部控制规范》和《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规范》；修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将内部控制对象从经济活动拓展到全部业务活动和内部权力运行，并制定量化指标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制定《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上述负责人称。
在实施方面，财政部门将推进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会同监管部门制定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挂牌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规范的政策措施；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
上述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时期的第六大任务是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财政部门将不断更新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推动监管部门出台监管扩展分类标准，适时推动建立以披露财务报告数据为主的社会化会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研究制定企业账户层面和交易层面会计数据以及相关业务数据交换标准。
同时，财政部门将认真抓好《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等制度的贯彻落实，积极探索推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工作，推动基层单位会计信息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有机融合；引导企业应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促进财务、业务数据的融合；研究探索会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会计资料无纸化管理制度。
发展会计服务市场 实施会计人才战略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第七大任务是大力发展会计服务市场，包括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推进代理记账业务不断发展、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其他会计服务行业的行政监管、推进会计服务市场开放4项具体措施。
上述负责人介绍，财政部门将不断拓展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领域，研究建立公共部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政府购买注册会计师专业服务制度，支持会计师事务所拓展涉税服务、管理会计咨询、法务会计服务等新型业务；研究探索改进会计师事务所选聘方式和审计费用支付方式，着力增强独立性；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内部治理和总分所一体化管理，进一步推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促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健康、规范发展。
“而且，财政部门还将抓好双边、多边会计服务市场开放谈判和跨境审计监管合作，鼓励会计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跨境服务，指导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以成员所模式为主流构建国际网络、参与国际竞争。”该负责人称。
“十三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第八大任务是实施会计人才战略，包括深化会计职称制度改革、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深化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加快行业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培养、指导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加强会计管理队伍建设8项措施。
上述负责人透露，根据计划，到2020年，我国具备初级资格、中级资格、高级资格会计人员要分别达到500万人左右、200万人左右、18万人左右，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要达到2 000名的培养目标；同时，要力争到培养3万名精于理财、善于管理和决策的管理会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