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范文

延安整风范文（精选11篇）

延安整风 第1篇

一、党的建设要时刻以党的政治路线为根本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了批准, 但是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存在, 使全党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 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并把它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及现实的实际运动的研究, 达到真正理解、接受并忠实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目的。

在延安整风的准备阶段, 党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就是从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开始的, 即着重从1931年底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 分清是非界限,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求得一致的认识, 从而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由于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的认识不一致, 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用半年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 后又编了《六大以前》, 供全党干部学习。通过几个月的学习,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开始进入普遍整风阶段, 使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预期效果。到了六届七中全会, 全党不仅对党的历史问题有了统一的正确认识, 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党的现实的政治路线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整风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 服务于党的现实的政治目标, 把全党对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认同和自觉执行作为党的建设的现实目的, 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要求。只有根据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来建设党, 党的建设才能有的放矢, 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 才能推动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 从而实现党的建设的现实目的。

二、坚持领导带头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从领导核心开始, 领导核心先行整风, 领导核心思想统一后再对高中级领导层进行整风, 然后再从领导层到基层组织, 到全体党员, 自上而下, 通过坚强、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对全党整风的全面指导和掌握, 使整个运动按照党的预期目标向前发展。最后, 再从基层回到领导层, 用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取得的成效来促进领导层的进一步学习, 从而进一步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和对现实政治路线的认识, 把全党的统一认识变成为党组织的决议, 以此巩固整风的成果, 使党的领导核心更加团结、坚强、成熟、巩固, 把整风运动推向高潮。

领导层先进行整风, 从而使领导班子成为思想统一、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 这对延安整风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把党的领导核心的整顿放在全党整顿的首位的做法, 是列宁建党思想的光辉实践。列宁建党思想认为,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伟大政治斗争过程中, 必须通过职业革命家组织即党的领导核心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 党的领导核心的成熟、坚强、团结、巩固是第一位的, 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的首要标志, 党的先进性首先要通过党的领导核心来体现。延安整风的成功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坚强、团结, 延安整风的成就也在于它使党的领导核心更加成熟、坚强、团结。充分注重领导核心的作用的发挥,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色和成功之处。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组织中, 党的领导核心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因而, 对于党的建设来说, 首先抓好领导核心的建设就是抓住了关键, 抓住了龙头。这就是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反过来说, 如果不抓好领导核心的建设, 没有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领导干部队伍, 要把党组织建设好是不可能的, 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好也是徒劳的。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组织中, 党的领导核心的成熟、坚强、团结、巩固就是全党的成熟、坚强、团结、巩固,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就好象是一面镜子, 镜子里照出的就是党的领导核心的形象。当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出现了与党的性质、宗旨相悖的现象, 首先就应当抓领导层的整顿, 这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际生活中, 下层不良现象的产生, 根子往往在上层, 不是上行下效就是放松了教育和管理。因此, 抓好党的领导核心的建设, 是搞好全党的建设的关键。这是延安整风所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建党经验。

三、深入开展大规模的全党学习运动

开展大规模的全党学习运动是改造党员思想、提高党员素质的主要方法之一。1938年9月,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193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并开始组织起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著作。随后, 中央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 规定5月5日为学习节。

1941年9月, 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决定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 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 各高级机关职员等组成一些学习组, 毛泽东同志亲自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1942年2月, 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正是因为党中央强有力地领导了这场学习运动, 才使全党真正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队伍, 通过学习, 真正成为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和敏锐洞察力、具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政治家群体,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后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同时, 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思想认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思想统一给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战斗力。

组织全党开展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主张。党只有组织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向全党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才能培养党的事业所必需的政治家、政治领袖、职业革命家。事实上, 任何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必须自觉地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思维。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更不能例外。深刻的理论思维是洞察时代精神, 准确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 就难以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形成那种既能高屋建瓴地统观全局又善于把握形势和时机,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政治家品格。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学风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也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主观主义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不从客观实际出发, 根本违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 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党的历史上, 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还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 都曾使党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挫折, 如果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加以克服, 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反对教条主义, 不仅仅要开展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而且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 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 从而彻底根除教条主义及其主观主义的错误。“学好哲学, 终身受用”, 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仅可以少犯错误, 更重要的是,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 要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并把它与具体的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以运用, 毛泽东同志提出, 全党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 找观点, 找方法的。这种态度, 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 ‘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 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 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党的建设做到有的放矢, 才能够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 才能够推动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

五、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在充分的学习、教育、动员的基础上, 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民主方针,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以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真正地团结起来的目的。

充分的学习、教育、动员, 使每个党员思想上有一定的认识, 觉悟有一定的提高, 这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第一个环节,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没有这个环节,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难以深入开展, 思想斗争就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学习教育必须围绕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 必须精心选择和准备学习材料, 要通过学习, 把全体党员的思想和注意力引向既定目标。在此基础上, 党组织召开会议, 让每个党员自己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对照党章和党的领导核心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订的党员行为准则和规范, 总结经验教训, 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后, 党员互相开展批评帮助, 直到思想认识达到统一。最后, 每个党员自己再作小结, 进一步系统清理自己的思想认识, 总结经验教训, 制订今后的进步计划。在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 党组织对民主评选的先进党员进行表彰, 对违反党纪的党员按党章规定和党的纪律条例进行相应的处分。

延安整风创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建党方法。1941年1月前后, 中共中央组织在延安的120名高级干部, 核心领导有40多人, 一边学习, 一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1年9月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长达88天的整风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每个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从而自觉接受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 在此后的工作中不断警戒自己, 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样,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成了一种监督机制, 成了党员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的重要途径。对党组织来说, 制度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使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核心周围, 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作用的重要手段, 是锻炼和纯洁党员队伍的有力武器。因此, 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运用使党极大地提高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延安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 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 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经过延安整风所形成延安整风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摘要：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 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次整风, 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 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主要内涵的延安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 第2篇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延安整风 第3篇

诋毁：《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

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

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

借鉴：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新认识与仿效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强调：“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

“延安整风”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第4篇

延安整风前后历时四年,其整顿教育的对象包括当时我党全部120多万党员,重点是300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

194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两个重要报告,为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这两个报告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总动员,从此,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展开。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1、我党成立以来历次所犯的“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主要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在延安整风之前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清算,因而需要来一次系统深刻的总结,否则会严重危害党的事业。

2、毛泽东本人的党内斗争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全面整风对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井冈山的斗争: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但起义在江西修水、萍乡安源、铜鼓三地先后失败,原先制定的起义胜利后会攻长沙的计划流产。毛泽东当机立断,把部队拉上了井冈山。但毛泽东的做法在当时没有被中央肯定,反遭到批判,认为毛泽东是逃跑主义,为此还一度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1928年5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湘南后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井冈山的斗争很复杂,既有路线斗争,也有权力斗争。当时在湘赣边我党有三个权力机构:湘赣边特委(边区党的特派机构)、军事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朱德任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前委主席。中央规定,重大事项由前委统一指挥。但这三个机构在职权方面是有冲突的。毛主席和朱德大多数时候关系良好,但在早期也有分歧。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部分军事将领不满毛泽东对军队事物的过多干涉,按规定凡是重大军事行动先由军委制定计划,然后报前委批准,这两个机构在军事行动方面有点重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力了军事效率,引起了一些军事将领的不满。朱德也存在这种想法,有点轻视党的政治领导在军队中的作用。这种党和军队的矛盾,在部队能打胜仗的时候要好点,一旦战斗失败就会全面爆发。党和军队的矛盾从井冈山一直延续到1929年底。1929年初,由于形势严峻,主力红军难以在井冈山立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主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开拓生存的空间。起初,红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党权和军权的矛盾又再次爆发。当时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红四军指导工作,他政治上支持朱德,反对毛泽东。当时夹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陈毅也倒向了朱德,毛泽东一时很孤立。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七大”,居然选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位(按照党中央规定,党的书记是不能选的,只能由中央任命),由陈毅当选。为此,毛泽东愤然之下辞掉了一切工作,隐居于赣南闽西的深山老林半年之久,期间曾得了重病非常危险。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朱恩来纠正了红四军的错误,请毛主席重新出山执掌红四军。之后1929年底,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九大”,大力整顿军队,最终确定了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史称“古田会议”。至此,中央苏区的斗争以毛泽东的暂时胜利告以段落。

1931年前后的斗争: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全面爆发,毛泽东在苏区的权力被剥夺,军队指挥权完全被博古取代,毛泽东是当时党内斗争的受损者。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开始决定不带毛泽东,后认为毛泽东在关键时候还有点作用,就带上了他。

遵义会议以后的斗争:1935年1月,我党在危机时候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周恩来、王稼祥等的支持下,我党重新启用了毛泽东,成立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朱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规定如遇到重大问题争议不下时,由朱恩来最终做出决定。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还没有确定第一把手的地位,地位在周恩来之下。此后,毛泽东又受到了我党元老张国焘的挑战。抗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来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在党内散步自己的错误思想,挑战毛泽东的地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待稳固。但此时的毛泽东进入了他人生中最成熟、也是最正确的时期,他在军事上、战略上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正确的,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来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和党建思想,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在我党进行全面整风、彻底清算各种错误思想的准备。

3、1941到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我党再一次面临重大生存问题,这迫使我党必须整治作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以确定和巩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为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我党在历史上面临困难尤其是最危难的时候,都需要通过整治党风和加强思想教育以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克服苦难。

三、延安整风的成果和历史意义

延安整风最主要的成果和历史意义就在于批判了我党各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确定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延安整风后不久,中共召开了“七大”,进一步巩固了整风的成果。在“七大”上,我党更是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其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摘要：延安整风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党风整治和思想教育运动,其历史背景是党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必须统一思想以形成思想共识、加强组织建设以凝聚全党力量、肃清各种错误路线以减少对革命的危害。通过整风,肃清了这之前长期影响中国革命的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全党空前团结,确定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延安整风与反三风 第5篇

“三风”的根源及危害

我们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在思想、理论等方面准备不足，也不够成熟，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及党内相关问题时常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给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造成过极其惨重的损失，甚至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和中国革命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正确道路。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曾长期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未能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彻底清算，因而不久又死灰复燃。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竟由过去的极“左”立场转到极右立场。这次他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党内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向党组织闹独立性；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带到党里来；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尊重人家，不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愿和人家合作等。宗派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个人主义膨胀，搞分裂党和红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其集中体现在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这些错误思想作风不仅在党内有着深厚土壤，而且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它们后来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在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影响。尤其随着抗战已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如果对这三种作风不加以改变，党的正确路线就难以得到执行，党也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用整风的办法整顿“三风”

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特征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但还未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我们显然是不能顺利前进的。1941年5月、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延安整风的正式展开。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也是首要内容，其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为提高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中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学习《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以及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篇章，建立相应的学习检查监督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其间，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研报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当时读书风气之浓厚、研讨问题之深入、调查研究之普遍，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什么叫实事求是，这些基本概念、基本道理，经过延安整风都在全党深入人心，并由此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观点以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党风，是延安整风的另一个内容，主要是加强党的纪律，克服本位主义、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等倾向，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为此，党中央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这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延安整风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来解决宗派主义问题。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一开始就讨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会议在十多天的讨论中，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朱理治等“左”倾错误，澄清了陕北党的路线问题，肯定了刘志丹等同志执行的是正确路线。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演，对于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回顾总结党的历史、认真地学习讨论和尖锐地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得到了统一，有力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团结。这次会议前后共开了80余天，在整风运动中占有显著位置和示范意义。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关于整顿文风，毛泽东强调，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在整顿文风中，各文教单位是重点，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检查写文章、作决议、发指示中的八股文风。在整顿文风将近结束时，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共50余人。会上刘少奇、陈云等都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促进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造世界观，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形式主义和八股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整顿，党内文风有了明显变化，无论是写文章、发指示，还是作报告，人们不再空泛议论，而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了。这种文风的改变，反过来也推动了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改造。

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三种不良作风，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延安整风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在基础地位，并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使整风运动成为我们党建党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确立指导地位。最有说服力的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159篇文章，有112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

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自我批评是基础。把“反省自己”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是延安整风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自我反省，许多同志幡然觉悟，认识到共产党人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党性修养。时隔数十年之后，有的同志仍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在延安整风的气氛下，才真正体会到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组织上入了党，还要努力在思想上入党。

始终重视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延安整风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整风，在广大干部中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然后，又转到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和路线上来。正是由于党中央重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解决得好，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实际行动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好的形象，才保证了延安整风健康发展，极大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延安整风 第6篇

关键词：延安整风；党性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81-02

延安整风是我党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中一次最重要的思想教育活动，当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1941年到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并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后方的基地，于是加紧对中国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也采取了消极抗战、避战观战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成功开展整风运动，使的广大党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树立并发扬了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它是一次成功实践，对我们现今党的建设和发展也有着深刻的意义。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的考验，纵观历史进程，当今的我们更应该认真领悟延安整风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

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的方法

最初提出党性这一概念的是列宁，他在1894年底—1895年初所著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斯图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集团的立场上。”这句话被认为是党性概念的最初界定。列宁所讲的党性通常是指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毛泽东从列宁的“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的观点出发，在1941年5月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一文中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路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颁布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通过党性教育这个大课堂，我党造就了千百万的干部，并依靠这批合格的干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1.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干部党性教育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共产党员坚定党性立场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把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这次运动中，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和党的文献。除了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些纲领性文献之外，党中央还规定了包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必读的22篇学习文件，并成立了学习研究组，颁发学习组织条例，规定学习的内容、要求和方法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党性修养的问题上，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重要文件和文章，以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同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通过这些理论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对我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大力提倡宗旨教育，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概念。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宗旨教育，要求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通过整风学习和自我教育，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有效地克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3.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

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中提出了共产党员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其中包括“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在运动的开展中，首先，强调自我批评，发挥了内因的作风，就为互相开展批评和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打下了思想基础。其次，强调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对错误思想要敢于开展批评。再次，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强调批评既要严肃、坚决、彻底，又要慎重、诚恳、坦率，与人为善。最后，贯彻唯物辩证法，把揭露缺点和总结优点，指出错误和肯定成绩结合起来，使受批评者不因受到批评而萎靡不振，丧失信心，也使批评者能全面看待同志，防止批评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干部们能够及时的修正错误、分清是非，而且还起到了净化党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从而增强党的肌体的有效机制。

二、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直以来我党都十分的重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代表人就明确地提出了在思想上建党这个理论，因此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它也是永葆我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我们都知道，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先进性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关于加强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以及进行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都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在前不久结束的党的十八大会议中，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多变、生活方式多样，价值取向多元，如果我们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坚定信念，不加强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的提高，那么我们的党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逐渐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路程上也必将渐行渐远。诚然，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存在着一定的腐败问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到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的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所以，我们要像延安整风那样，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要从加强道德理念教育入手，强化党员干部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培育，注重道德行为的养成，善于运用社会舆论和道德评价，促使党员干部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从而努力使党员干部的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切实增强道德上的自我管理能力，所以越是高层领导干部越要严格要求，积极做到从严治党，并且要大力的灌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领导干部的权利是人民给予的，所以应当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对偏离正确思想路线和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保持应有的警惕，对存在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奢侈浪费等腐败现象及时采取措施。总之，我们党员干部自身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体现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纵观历史，忆古思今，虽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它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党内的一些矛盾，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当今有着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不仅要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密切联系群众，而且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才能不断地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延安整风 第7篇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回顾

所谓延安整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开展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在全党范围内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 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 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 指明了整风的方向[1]616。整风并不是没有根源的, 它是有一定条件的。第一, 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冲突。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 在组织上入了党, 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 甚至完全没有入党。”[2]875第二, 党内还存在着路线方面的错误, 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即主观主义方面的错误。第三, 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也有利于开展整风运动。再就是根据地内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人口减少、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短缺[3]789。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整风条件达到成熟。

这次整风的时间是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开始的标志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 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 以整顿文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这三种东西, 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 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4]790。同时, 为了有效地解决党内矛盾, 制定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这次整风的过程, 分为五个步骤:思想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最后总结。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

对于延安整风的成绩,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 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 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 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 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5]1252刘少奇同志曾指出, 这“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6]291。延安整风对于我们党的建设有着宝贵的经验借鉴。

第一, 延安整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做到了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陈云曾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中说, 整风学习使我们“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又重视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真正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 坚持不懈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增强共产党员的自觉性。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 而是因为他的理论, 在我们的实践中, 在我们的斗争中, 证明了是对的。”[7]111“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8]533。

第三, 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本着“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不是“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而是在于“治病救人”, 因此必须本着“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 不讲情面, 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 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 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 好像医生治病一样, 完全是为了救人, 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他还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 绝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 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2]827

第四, 要注重对高级干部思想的整顿, 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延安整风是从高级干部开始的, 也是从高级干部结束的, 即自上而下来开展的, 从一百二十多位高级领导干部扩大到一万多人的机关党员干部和一些教员, 时间比较集中, 学习也比较扎实。事实证明, 高级干部只有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 才会使党有坚强的领导, 作出正确结论, 达到全党的团结。

第五, 要重视做周密的准备工作, 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延安整风期间成立了总学委, 各部门各单位成立了学习分会, 加强对整风的领导, 并制订了详细的计划, 后期又纠正了“抢救失足者”的错误, 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并注重其他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 整风与生产相结合, 不放弃生产, 保证了根据地的日常发展和生活供给以及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延安整风的当代启示

1. 必须重视党的理论创新, 永葆党的生机,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从思想上建党,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思想建设是其他方面建设的基础, 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一个政党如果思想理论上落后于社会发展, 那这个政党必定失去先进性, 必然会犯错误, 阻碍社会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 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不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做到与时俱进, 才能促进党和国家的发展。

2.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做到以人为本,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2]809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 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在新世纪下, 更应该坚持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毛泽东认为, 如果想得到群众的拥护, “就得和群众在一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7]。

3. 注重民主建设, 强化权力监督,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实行的是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专政, 在新时期下, 在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 必须重视民主建设, 发展党内民主, 搞好权力监督。只有注重党内民主建设, 才能提高党员积极性、创造性, 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 自私自利, 消极怠工, 贪污腐化, 风头主义等等, 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 积极努力, 克己奉公, 埋头苦干的精神, 才是可尊敬的。”[8]522

4. 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干部队伍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党的执政活动的组织者。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 抓住了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 要坚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和遵守党章, 增强党员意识, 要健全党员教育管理制度和机制, 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

5.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势复杂、党的任务繁重的今天, 应该继承和发扬整风精神。

整风精神是一种革命的精神, 不断进取的精神。它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是我们党不断实现自身建设的力量源泉。发扬整风精神不仅是党的建设需要, 同时也是抵御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整风精神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品格和美德, 它符合人类发展规律, 有益于我们党的发展, 我们党应继承并发扬这种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 [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2]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3]袁永松.伟人毛泽东:上[M].红旗出版社, 1997.

[4]毛泽东选集横排本[M].人民出版社, 1966.

[5]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6]刘少奇选集 (上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

[7]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延安整风 第8篇

关键词：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早有充分研究,但是笔者发现,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从何时开始准备进行整风运动的,存在不同说法,笔者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略陈己见,敬请指正。

一、权威表述模糊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延安整风学习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始的;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很长,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标志着整风运动顺利结束[1]172。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如果从1942年2月算起,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为止,共3年3个月;若从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开始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对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研究算起,则为3年7个月[2]579。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说,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是高级领导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3]668。

从上述有关中共党史的权威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三位党史研究大家对整风运动的结束时间没有异议,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顺利结束,但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何时开始准备延安整风运动则表述得不是十分明确。

二、各种说法纷纭

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准备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但是整风准备阶段从何时算起,学界存在分歧,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延安整风运动追溯到遵义会议。例如王秀鑫认为,整风准备阶段大体分为两段,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为第一阶段,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为第二阶段[4]21。肖一平认为为了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从1936年冬季至1941年秋季,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为开展整风学习做了充分的酝酿与准备[5]27。此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延安整风运动从何时开始做准备,但整风背景叙述涉及遵义会议[1]171。当然,这并不就是表明他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做准备的。

第二种观点把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全党进行普遍整风学习视为整风运动的准备时期。例如黄岭峻认为延安整风运动起源于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并着重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准备阶段[6]93。武市红、邵桂花认为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路线,所以1938年9月至1942年1月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7]16。刘昌亮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该时期内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做了充分的准备,使全党和全体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了一致,对整风学习进行了充分的思想酝酿[8]44,14。

第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1940年开始了整风的准备工作。例如唐振南、周仁秀认为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汇编中共《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按:《两条路线》是从1943年8月才开始编辑的)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三本书等举动,可以看作是整风运动进入准备阶段[9]101。还有人认为1940年12月毛泽东对党内发出《论政策》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组织纪律问题和路线是非等问题的任务和要求,可以看作是延安整风运动酝酿的开端。

第四种观点认为,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开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例如张宪臣认为,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进入准备期,即动员发动阶段[10]42。王树荫、廖良初、金东禹、赵生晖等人均持类似观点[11]12,46。

三、六届六中全会是开端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将六届六中全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的开始。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在当时环境下,还没有、也没有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自从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反对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如果将整风准备阶段上溯到遵义会议,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上溯,这样就失去了相对的界限。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12]414,但笔者认为这种“准备”,没有明确的计划性、全局性,应该考虑到毛泽东说这句话时的语境,不应将整风准备阶段上溯于斯。

第二,1937月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挟共产国际自重,并在抗战新形势下,大搞右倾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甚至无视党中央,以党的领袖自居,对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有可能再次危害革命,所以学风问题(主观主义)、党风问题(宗派主义)、文风问题(党八股)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为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作准备。9月14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3]234。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确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从而使毛泽东有足够的政治威望和实力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毛泽东说六届六中全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2]648。

第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有比较明显的对全党进行整风的意愿,例如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4]533。同时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2]584。总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涵盖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第五,1940年以后的“整风准备”虽然有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行动上的准备,尤其是1941年5月以后已经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所以如果说1940年以后中央才开始整风准备,落后于事实。事实上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就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为整风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中的历史 第9篇

延安整风为党的思想建设寻求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 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而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形成, 它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构成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科学的准则。延安整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这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 从党的历史经验及实际经验出发, 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展开学习党的路线, 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 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 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为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 从而使党的高级干部从各方面分清是非, 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执政能力, 从而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干部。因此, 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对我们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二、党的作风建设方面:

这次整风就是主要整顿三风, 也就是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 党八股这三股“歪风”, “三风”的要害主要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态度问题, 以及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的问题。延安整风恰好抓住了这一关键, 才使党内的两大斗争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澄清。它主要采取了开展大规模的学习运动, 注重调查研究之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 以及从高级领导抓起的方法和途径来进行整顿, 目的就是要以科学的精神来体现共产党先进性本质, 只有领导干部作风好了, 党员、群众才会跟着他们学, 就会带出好的风气, 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以及表率的作用, 这成为加强党风建设、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并使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关键。领导干部如果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带头搞不正之风, 那就会败坏党的声誉, 给党带出坏的风气, 运动也就不会去得成功。所以通过整风, 不单单有效地整顿了三股“歪风”, 更使党内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的作风, 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民主、谦虚谨慎等作风, 新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切实的做到以身作则、从自我做起、勇于纠正其不正之风, 从而起模范带头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光大, 实现党风根本好转这一中心的任务, 因此, 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对于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搞好党的作风建设, 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党的组织建设方面: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整顿三风中, 对党风的整顿主要内容就是要反对宗派主义, 防止党内拉帮结派, 破坏团结, 最突出的成效就是保持了党的无比纯洁性, 提高了党内的组织的战斗力, 从而对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强组织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非常的重视, 并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观点, 如“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关于党支部的地位作用、领导机构、组织原则、基本任务等各个方面的精辟阐述, 以丰富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的学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要求我们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国内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时期, 各种的利益纠纷、群体事件等给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党要承担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的强盛、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就必须吸取和借鉴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 加强学习, 自觉学习。另外, 学习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开放式交流, 通过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及组织之间的交流和研讨, 形成智力互补、思维互动, 使个人的反思升华为集体的反思, 进一步提升各级党组织的自我反思能力, 不断形成一个更具有完整性、科学性的解题方案, 从而保证全国上下真正形成正气实干的政党氛围。

四、党的文化建设方面:

延安整风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 因而它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先河。这次整风运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组织心理上还是在行为作风和制度规范上, 都全面提升了党的品质, 使中共党的政党文化在局部范围内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 对抗日战争以及以后的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建设都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 更对当前政党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 从“改造学习”着手, 在意识形态上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从理论指导上与时俱进。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全党要从“改造学习”入手, 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 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次, 从“整顿党风”着手, 在组织心理方面明确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并注重发扬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组织原则, 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和政治纪律;但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分析问题上, 党内的有些人却只看到了民主, 而忽视了集中的重要性, 不愿意同其他同志合作。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方面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不要主观主义, 要发展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就必须扫除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 并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及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 使党内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最后, 从“精兵简政”着手, 在制度规范上加强对党政的体制改革, 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从而使全党在政党文化建设中, 不断地提高依法规范制度, 通过法律的手来段解决制度规范上问题的意识, 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延安整风 第10篇

一、与右倾思想的斗争

陈独秀对年轻的毛泽东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后来同斯诺所说的:“陈独秀说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独秀还对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党的三大后, 毛泽东还与陈独秀共同主持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 领导了国共合作的工作, 推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说他们两个在大革命后期之前关系一直不错, 共同为党的事业奋斗。可是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和陈独秀产生了分歧。首先是在农民问题上:1925年春, 毛泽东因病离沪回湘, 在湖南, 毛泽东深入到自己的故乡一一韶山, 开展农民运动, 通过与农民的接触每使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特别是1925年, 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谬论, 毛泽东深入到湘潭.湘乡、衡山、醛陵、长沙等五县犷进行实地考察, 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 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纂本群众, 离开了农民, 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而这时的陈独秀, 在对待农民间题上, 与毛泽东就不一致了。陈独秀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 甚至听到国民党右派的一面之词, 就跟着斥责农民运动“过火”, 并拒绝在党报上刊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 陈独秀翻了右倾投降错误, 一味迁就国民党, 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 不易形成强大的力量, 从而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而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状况的分析, 认识到: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 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 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 才能取得胜利。还有, 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间题上、毛、陈之间发生了分歧。为此, 在党的五大上, 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陈独秀右倾投降的错误给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蒋介石叛变革命, 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证明,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教训中, 毛泽东初步认识到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 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要有革命武装, 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二、井冈山的斗争

八七会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但“左”的情绪却在党内不断滋生。1927年10月,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 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 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1928年3月, 中共河南特委代表到达宁冈, 批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太右, 烧杀太少, 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且将前委取消, 改组为师委。湖南特委还要求他们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湖南支援暴动, 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月。1928年4月,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 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领部队合编, 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该成红军第四军) 。但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得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此时毛泽东认识到党员中出现了下面这些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怎么解决这些党内的矛盾对于红四军的存在和发展十分重要。毛泽东分析了这些问题的表现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纠正方法中都有“主要通过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 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 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 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 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从这里可以看出, 毛泽东已经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 并坚持民主集中制, 处理党内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党内批评。

三、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毛泽东在认识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路途上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30年代, 在江西中央苏区反“AB团”肃反过程中, 发生的震惊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在这次事变中, 活跃在江西红土地上的一支骁勇善战的正规红军部队——红二十军, 不仅番号被从红军序列中取消, 而且所有副排长以上的红军干部, 除个别幸存者外, 全部被错误处决。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是当时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肃清“AB团”和“社会主义党”的斗争, 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 混淆了敌我, 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教训是很深刻的。“富田事变”对事变主要处理者之一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深刻的。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代表团作出最后决议之前的4月2日还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与“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思想, 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 党内不少人在实践上还不十分善于独立思考一样, 复杂的革命形势还是使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在实践中处理富田事变时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而这样的错误还被共产国际认为是“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历史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 革命的人民, 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 经过比较和对照, 才能够锻炼的成熟起来, 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经历土地革命的巨大的曲折和起伏, 毛泽东在克服错误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艰苦的锻炼,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毛泽东就及时制止了边区的“左”倾错误, 释放了被诬陷关押的刘志丹等同志, 并在干部会上总结历史上的教训语重心长地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 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 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 杀了革命同志, 那就是犯罪的行为, 大家要切记这一点, 要慎重处理。其实, 自遵义会议以来, 毛泽东就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 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 与他们共同工作。这样, 他就在党内生活中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清新的氛围。毛泽东倡导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得到正式阐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要求, 对凡是犯错误的同志, 不是要轻易地给以打击, 轻易地加上帽子, 轻易地处罚他们, 而是给予耐心地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 是免不了的, 错误也是可以改正的。这样, 党总结以往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 懂得了在处理党内矛盾中必须采取“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 从而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党的事业也因之得到了迅速的大发展。

四、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成熟和与“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不懈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案》, 新选王明为政治局成员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之后, 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全党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 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统治, 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 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都受到污蔑和伤害, 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1933年初开始在查田运动中推行“左”倾政策, 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 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 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 扩大红军遇到的困难, 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 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这些斗争, 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迫使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 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个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但是遵义会议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 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 但是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 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 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 从根本上说,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具体情况办事, 还是按“想当然”或者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就谈不上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 去同心同德的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 中国共产党此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 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抗战以后新加入的党员, 毛泽东认为, 这些干部, “如不提高一步, 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这些情况表明, 加强党的建设, 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 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已经势在必行。在如何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上, 我们党有过严重的教训。但遵义会议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总结历史经验, 深切的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 解决这些矛盾绝对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 必须是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 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于是在党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即整风运动。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 与“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整风的方法步骤是, 认真阅读文件, 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 自我反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高认识, 总结经验, 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 增强党性, 改进工作。

在延安整风的审干过程中, 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现象。1944年春, 中共中央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 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 多次在公开场合赔礼道歉。5月234日,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 空气紧张得很, ‘抢救’了好多人, 许多是搞错了的, 非则非, 今天要行脱冒礼, 脱去给人错戴的帽子。”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正确认识和开展党内矛盾斗争的成功实践。它在思想上统一了全党, 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运动中采取的途径和方法, 坚持的原则和方针, 对新时期解决党内矛盾依然有借鉴意义。

五、结论

从大革命后期开始到延安整风, 毛泽东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是不断发展和成熟的。党的历史告诉我们, 党内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党内矛盾斗争, 我们要承认它, 重视它, 主动处理, 不能回避。在处理的同时要注意方法和技巧。首先认清党内矛盾的性质, 防止犯扩大化的错误;其次要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这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根本保证;再次, 坚持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唯一正确办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这也是我们处理党内矛盾的唯一目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年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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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 85, 92, 90, 267.

[4]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N].1942.

延安整风 第11篇

关键词：延安整风运动,思想政治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 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 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背景下开展的。其重要目的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 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 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 加速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于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均具有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党, 经过延安整风, 教育了广大干部, 团结了全党, 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这个传统, 我们一定要发扬。”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运动对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主要包括:牢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把握教育内容的层次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提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调查研究之风,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

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如今,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仍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重要方针和方法。必须坚持不懈这个方针和方法, 这在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为我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典范。

二、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一) 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当前, 面对愈来愈开放的社会经济与价值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形式主义, 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具体操作内容做起来虎头蛇尾。一些医务人员常常会有只要把业务工作做好就一切都好的思想, 而医务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疑惑, 思想政治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全面的给予解决和解答, 只是单纯理论层面的思想教育, 难以从根本上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因此, 要抓住提高思想这一中心环节, 强调“思想打通”, 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 使广大党员的思想从主观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实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二) 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医院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 职工的思想层次较高、自我意识较强, 这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既有积极的因素, 也有负面的影响。例如, 一些医务人员越来越看重个人成就, 重视个人价值的体现;一些医务人员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思想教育可有可无, 物质利益的满足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 某些医务人员以外出学习、开会等理由不接受或不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使思想政治工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但也使医院的价值观念遇到了新的挑战。部分职工思想观念上存在不平衡性, 各种社会现象也不时渗透到医院的每个角落, 少数医务人员受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下, 利用职务之便开大处方、滥做检查、收红包、开单提成、收受回扣等, 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指出, 对干部存在的问题, 经常抓就容易解决。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 干部管理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廉政警示教育, 引导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因此, 在现阶段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 要破除“左”的观念, 即认为批评就是残酷斗争、批评就是整人。同时, 还要丢掉批评就是不和的传统意识, 树立和发扬延安整风运动中“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通过谈心谈话制度, 消除隔阂, 解除误会, 查找不足。俗话说,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 所以要强调“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处事原则。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 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做到“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还要切实做到“思想交流心连心, 征求意见面对面, 相互批评硬碰硬, 共同提高手拉手。”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要讲究方式方法, 还要准确把握政策。对于医院来讲,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凤毛麟角, 相当多的政工干部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 特别是身兼数职的党支部书记, 既是医生、临床科主任、专家, 又是思想政治工作从业者, 敏感性、时事性和有针对性的研究较缺乏, 专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有待提高, 致使在开展工作中只求完成不求创新和改进, 不能领会“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深刻内涵, 工作中无法融会贯通。造成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开展批评怕伤感情、怕穿小鞋;领导怕自我批评影响形象;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等。因此, 要用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即用爱心对待同志, 诚心交换意见, 细心查找问题, 虚心接受批评, 真心互相帮助, 精心反省自己。既要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原则, 激发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自我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 又要依靠组织和党员相互“照镜子”开展批评, 促进大家互相帮助提高认识和解决问题;既要开展谈心活动, 沟通思想, 消除隔阂, 又要开好民主生活会, 亮思想、查根源;既要坚持原则, 不回避矛盾, 又要注意不纠缠细枝末节, 不搞无原则纠纷, 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

领导带头, 率先垂范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常开展的保证。刘少奇曾指出“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和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 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 反之就开展不起来。”因此, 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既能反思工作中的不足, 不断完善自己, 又能起到示范作用。

(三) 充分发动群众, 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

目前卫生医疗行业的社会认同度不高,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再加上一些新闻媒体对医疗投诉、医疗纠纷案例片面报导、夸大宣传, 甚至进行新闻炒作, 促使医患矛盾激化, 对于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对医院的投诉不断, 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 因医患矛盾升级而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医院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调节功能, 善于审时度势, 敏锐地洞察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 要充分发动群众, 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广大职工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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