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1 英语教学的本质和普遍的特点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科, 不同于其它专业, 它是基本语言知识和国际交流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当前, 英语教学的重点更多的是体现在英语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表达能力方面, 强调的是英语的交际性。从客观上来看, 大学英语教学普遍存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 教学质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区域的差异性、教学的差异性、学习能力的差异性、教学环境的差异性等, 都会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造成不同的影响; (2) 教学环境对教学质量影响的复杂性。如:学校的办学宗旨、教学特色、学生自身学风、教学制度、教学目标、教学要求等等, 面对不同的环境因素, 所带来的结果都是不尽相同的, 对教学质量也是存在明显的影响的; (3) 学生之间个体的差异性。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本身英语基础、英语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接受能力等方面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而且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模式, 为了突出教学的整体性, 在教学内容的创设上容易顾此薄彼, 从而导致基础较差的学生进步不明显, 基础较好的学生学习进度慢。久而久之, 限制了整个课堂的教学质量。 (4) 教学过程中的系统性。英语教学作为大学课程体系中较为重要的一门学科, 特别是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 英语更是其主要学科, 对此, 学校相关部门必须相互配合, 课时的设置必须要合理。如:师资数量要符合标准和要求、要满足对多媒体设备的使用等等。 (5) 完善的教学方案。英语课堂教学是建立在课本内容和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上的, 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要具备条理性, 要有计划、有目的, 有完善的教学方案, 灵活的运用课堂时间, 协调课堂活动, 以保障教学的质量和教学的效果。
2 农村地区英语教学中的制约因素
影响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质量, 限制农村地区英语教学发展的因素是分为多个方面的。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农村地区英语教学的发展, 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教学效果, 缩短农村地区英语教学与发达地区英语教学的差距, 就必须要正确的认识这些制约因素, 并能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进行改善, 为农村地区英语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更多的可能性。那么, 农村地区英语教学中的制约因素具体而言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下面就根本本人的教学经验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是, 师资力量的匮乏。近年来, 在现代化的建设中, 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长, 从整体上带动了高校的发展, 办学数量、办学规模、办学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队伍的数量也急剧增长。然后, 对于农村地区而言, 受农村经济水平的影响, 大多数教师对农村地区教育选择性小, 都更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 这就使得农村师资力量匮乏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甚至出现教师流失现象, 这就导致, 农村地区对英语教师要求越来越低, 选择性越来越少, 教师年龄层也趋于中老年化, 师资队伍不仅缺少新鲜血液, 而且相比较年轻教师, 这些任职多年的教师尽管教学经验丰富, 但是在教学观念却较为传统、陈旧, 教学方法落后、单一, 教学模式刻板、机械。在具体的教学中, 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观念和现代化的教学理念, 与外界交流少、对现代化设备和多媒体教学技术的掌握有限, 一味的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忽略了英语的语言性和交际性, 仍片面的强调对英语语言知识点的传授和记忆, 这种被动式的、枯燥的教学模式, 不仅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和教学的效果, 而且还限制了学生英语意识的培养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禁锢了学生思想, 不利于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综合能力和终身学习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二是, 学生基础薄弱。农村地区在招生标准和招生要求上相对而言较低, 特别是很多学生本身学科两极化现象严重。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 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而言, 对于英语学习缺乏兴趣, 英语基础也较差, 学生吃力, 久而久之, 导致这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抗拒和抵触的心理, 英语课程也成为这部分学生“摆设”。而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 尽管英语是一门必学学科, 但其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甚至有部分学生觉得大学是一个放松的时期, 学习热情不高, 参与意识不强。
三是,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交流, 是为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得以应用。然后对于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而言, 对于英语教学理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观念上, 教师为了完成任务, 学生为了应付考试, 教学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尽管教师鼓励学生参与各类英语考试, 普及英语等级考试的重要性, 学生也积极的参与考试中, 然而这种重考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英语教学的质量, 反而使整个英语教学步入一个怪圈, 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 这种模式, 往往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压力, 对英语学习产生更多的负面心理, 既影响教学的创新性, 又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忽视了英语学习的实用性和英语教学的趣味性, 不利于学生正确的认识英语和掌握英语。
四是, 教学条件落后。在现代化技术发展下, 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现代化设备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 同样也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然后对于农村地区而言, 由于经济的落后, 资金投入的缺乏, 使这些基础的教学设备还无法完全的普及,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没有挖掘出来,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还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降低了学生对英语的情感体验, 不利于学生兴趣的培养, 视野的拓展, 对英语魅力的更深层次的感受。从而降低了英语的吸引力。
3 提升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质量的对策
农村地区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随着其办学质量和办学规模的不断增长, 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会进一步的提高。针对上述中, 农村地区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主要采取以下的几点解决对策:
一是,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人才作为第一生产力, 对于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而言, 稳定、专业程度高的师资队伍是提升其质量和实现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解决农村地区教学中的制约因素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此, 相关部门应加强相关政策的出台, 提高农村地区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吸引度。除此之外, 现存的教师也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以不断的适应和满足现代化教学发展的改革和需求。以全新的教学观念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为农村地区教学的发展提供人才依据。
二是, 重视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的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重视学生自主性的发展, 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让学生能够近距离的挖掘和感受的英语的魅力。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更愿意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更愿意去学、去表达, 对英语知识的掌握才能更加的得心应手,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也就更高, 英语学习效果和学习能力也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三是, 改革英语考试制度。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 对于考试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革和发展, 对于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评估也涉及到学生的多个方面, 然而归根到底,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 仍然更加注重对学生考试结果的评判, 严重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导致很多学生尽管具备很强的英语水平和英语能力, 但在交流和语言表达方面却比较笨拙, 甚至是发音不全、音准不对、缺乏语感, 不敢开口, 学习的“哑巴英语”, 英语学习缺乏意义。
四是, 加大教学设施的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技术手段已经成为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辅助工具, 特别是对于英语教学而言, 能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各个方面给予学生更为全面的认识, 使英语教学更为生动、形象, 学生对于英语学习这一“概念”也更为明确, 有效的拓展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知识点, 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同样也方便了教师教学, 使教学手段更为灵活, 教学方式更为多元化, 学生学习和理解上也更为简单、全面, 增强课堂的趣味性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参与率, 使教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目的。
结束语
农村地区英语教育有很多的制约因素, 师资队伍的薄弱、学生基础的不均衡、考试制度的落后、教学设施的不完善等等, 都造成农村地区英语教学与发达地区英语教学的差距。但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农村地区教育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各个方面也都在发生着改变, 以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 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摘要：在现代化教学体制下, 大学英语教学不在局限于对英语专业技能和知识点的学习, 而是更加强调对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重视对学生英语实际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教学手段更加丰富, 教学内容更加多元化, 教学观念也更为现代化, 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作为英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 对于英语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学生学习能力和水平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后, 这对于农村地区而言, 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让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与经济发达区域相比, 英语教学是很难达到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的。下文就以农村地区英语教学的制约因素为展开点, 在进行具体的分析的同时, 对如何改善这种现状, 提出几点对策, 希望对农村地区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突破和发展起到一定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地区,英语教学,制约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1] 王奇民.制约外语交际能力发展的动机因素[[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 2011.
[2] 文秋芳.英语学习策略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2010.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天津市委十届四次会议提出了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活国有资产存量、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从操作层面看，对如何为这一改革思路提供行动路径、如何进一步增强国企参与改革的动力、如何提高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做进一步研究。
一、我市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
国资委为积极推进民企参与国企改革，共实施了19项重大重组和调整措施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一是使得天津国有资产总额由2004年的6000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23000亿元，7年翻了近2番。到2012年底，国有资产超过30000亿元。目前，本市国企资产总额已突破40000亿元，年均增长28%，由全国第七位跃居第二位;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3万亿元，年均增长23.8%，由全国第十位跃居第三位。
二是截至2011年底，天津国资委对3642户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在这些企业中，有2482户企业改制成为国有控股企业，338户企业改制为国有参股企业，822户企业国有股全部退出。2012年，又对149户企業实施了股份制改造，141户企业退出。2013年，进行了以“三个一批”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新组建了能源投资集团、津融投资服务集团、百利装备集团、天津医药集团，做实了渤海钢铁集团，同年182户企业退出，当年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4.2%、利润增长25.4%的好成绩。到目前为止，本市国企改制面由10年前的42%提高到现在的98%。受益于改革红利，国企的实力与竞争力与日俱增。
通过上述改革，天津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国企通过外企、民企的参与改革重组，企业结构和质量有了大幅提升，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2.民企层面。近年来，在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我市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整体实力稳步增强，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呈现出起步早、范围广、基础实、绝对数量逐步递增的趋势，成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一是民企数量稳步增加，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2年底，全市民企18.35万户，注册资本金12050.82亿元，分别是2007年的1.71倍和4.83倍。民企集团343个，比2007年增加177个。
二是民企进入领域不断拓宽，经营范围逐步加大。我市民企的经营领域由传统的批发零售、制造业、酒店住宿、旅游等行业，已逐渐拓展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技术服务、地质勘察、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典当、金融信托、金融租赁、保险等新兴金融行业。
三是产业结构日趋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2年，我市二、三产业规模以上民企的数量和销售收入的比重均在42：58左右，其中，第三产业企业5064家，占总量的58.08%，实现营业收入5918.35亿元，占总量的57.75%;第二产业企业3655家，占总量的41.92%，实现营业收入4330.55亿元，占总量的42.25%。
四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社会贡献日益突出。2012年，全市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5180亿元，是2007年的3.23倍，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0.4%，比2007年提高9.7个百分点;民营经济上缴税收855.51亿元，占全市的36.5%;民营经济拥有从业人员323.91万人，是2007年5.07倍，占全市城镇企业从业人员的75%，新增就业人数占全市城镇企业新增就业人数的70%。
二、我市民企参与国企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的系统性。当前出台的各种关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政策，缺乏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安排和有效的监督检查：一方面是出台的政策不系统;另一方面是出台政策的部门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容易造成角度不同、政策偏好不同的结果。例如，国企改革需要有主体推动，而目前国企改革最大的两大主体是国资委和国企，一个负责国有资产管理，一个负责国有资产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地陆续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都是以当地国资委为主导制定的。但国资委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企的股东，在某种程度上，国资委和国企的利益点是一致的，国资委主导的国企目标只是促进国企提升效率，推动国企做大做强，不可能站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国资委作为主体推动的国企改革只能实现国企改革的“效率”目标。因此要通过民企参与国企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布局，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还需要顶层设计。
2.政府职能部门的认识和政绩观出现问题。一方面，有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思想不够解放，对于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怕犯“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愿承担责任，在工作中不作为，不敢作为，影响了改革进程，也挫伤了民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贯彻上级领导的部署安排，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没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盲目搞“拉郎配”和“一刀切”，主观臆断，越俎代庖，致使原本很好的企业却通过所谓“改革”被毁掉，这对以后的改革、改制工作起到了负面示范效应。
3.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的权力观出现偏差。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不愿失去公权力，不愿意“靓女先嫁”，甚至存在“甩包袱”的心态，因此推出参与改革的往往是包袱沉重、困难很多，甚至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企业。再有就是部分职能部门对民企仍有偏见，导致政策运用不灵活，措施落实不到位。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某些人借着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旗号，内外勾结，贱卖国家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捞取个人好处。
4.改制国企的主要领导利益受损，态度消极。改制企业的主要领导及有关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中个人利益可能受损，改制前，企业无论经营好坏，企业领导说了算，个人既得利益能够保证;改制后，自己的位子和个人利益难以保障，前途未卜，因此，有的主要领导及相关利益群体对改制持消极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
5.国企职工的观念转变难度大。有些端了几十年“铁饭碗”的国企职工一时难以放弃国有职工的身份。他们一是对企业改革心理不平衡，有的习惯于旧体制，不能适应改制后企业的新机制，有的担心民企并购国企实力不够，产业投资失误，经营出现危机;二是认为国企被并购后，就是为“资本家”打工，面子上不好看，自尊心受损;三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因而职工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往往有许多顾虑。
6.民企的自我认识不够，盲目地投身“蛇吞象”的国企重组。部分民营企业家因缺乏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及市场调研，在没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超越自身掌控能力和经济实力，盲目决策参与国企改革，有些在并购国企后，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陷入盲目求全求大的境地，结果背上无法摆脱的沉重包袱，个别的甚至因此拖跨自己原本赢利的企业。
7.职工安置和劳资纠纷问题频出。在改制过程中，作为参与改革的条件，民企将全部或部分接收改制企业的员工，这些员工很多有抵触情绪，管理上有难度，有的员工并不适合在新的企业工作，但作为重组条件，新的企业有责任安排其工作岗位，工资待遇还得有所照顾，这样就不能保证工作效能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另外，原国企职工中有的通过身份转換同新改制企业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有的仍保留国有员工身份，这为今后统一管理增加了难度。
8.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困扰民企。融资难、贷款难是困扰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老难题。民企的特点决定了其不能像国企一样享有国家信誉，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易受到歧视。民企在参与国企改革中，大量资金可能成为并购的障碍，即使并购成功，也会由于多数并购后民企负债率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后续经营，束缚了转制企业上规模、上层次，有的甚至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遇。
9.民企自身的观念和能力问题制约其参与国企改革的步伐。一些民营企业家缺乏魄力，被小富即安、小利即满的思想左右，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激烈、不确定因素很多的情况下，对一些陌生领域怀有恐惧感，顾虑重重，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这样就有可能错过国企改革带来的大好机遇。
三、我市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加大政府领导和协调力度，成立以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各有关部门组成的协调领导机构，对民企参与国企改革做系统性政策制度安排，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帮助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加大对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扶持力度，着力点包括产业、科研、资本、财税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出台综合性政策文件，对涉及到的资产评估、资格审查、市场竞价、人员安置、债务处理、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用途变更和资产剥离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2.鼓励民企以多种形式参与国企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企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合资、合作、出售、委托经营、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企的改革。同时鼓励民企参与国企大项目建设和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参与国企辅业改制工作;并购控股公共服务机构，参与市政公用企业、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改革。
3.拓展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通过参股等方式进入;对其他业务，非公有资本可以通过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进入。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除国家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外，要打破壁垒，允许具备资质的民企依法平等取得准入资质。
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民企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民企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
4.多渠道为配套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提供资金支持。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市政府及下辖有条件的区、县，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对参与国企改制重组的民企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同时改革税收制度，对于参与国企改革改制的民企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切实发挥银行内设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作用，改进信贷考核和奖惩管理方式，提高对民企的贷款比重。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民企在境内上市或到境外上市。
5.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实施权力负面清单管理。在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当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科学决策，转变职能，探索实施权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减少过度干预，打造服务型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企业意愿，摒弃行政“拉郎配”，切忌搞“一刀切”。要搭好台、服好务，使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司其职，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宽松环境。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快转变思想观念，避免传统思维掣肘，坚决破除影响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等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内部环境。
6.树立大局观，兼顾各方利益。政府、企业主管部门、民企、改制企业应正确认识企业改革、改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大局出发，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关切。
在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应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会议精神，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在改革中，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式、方法，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帮助改制企业解决现实困难;有所不为，就是正确定位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要么就是怕这、怕那，畏首畏脚，无所作为，要么就是越俎代庖，本来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也要由行政干预。在改革中，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根据改制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管是“靓女”还是“丑女”，先嫁后嫁，应遵循市场规律，该抓就抓，该放就放，宜参则参，宜控则控，以有利于企业发展为原则。
改制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也应从企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正确看待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改制企业的领导，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得与失，在改革中奋发有为，找准位置，再造辉煌，而不是无所作为;改制企业的员工也应改变观念，端正态度，适应新的体制和机制要求，重新体现自我价值，关于改制后员工的利益保障问题，应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予以保障。
民营企业家在参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也应充分调研，科学决策，参与有度，避免“蛇吞象”现象，同时也要充分理解和照顾到改制企业员工的合理诉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保证改制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7.加强改革配套制度建设，解决改制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是关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改制企业的员工尤其是民企控股的改制企业，有的员工的国有身份需要改变，企业用工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等也有了变化，一方面，企业员工对新的工作环境需要适应，另一方面，员工对未来个人的切身利益能否保证有所担忧。因此在改制过程中，应根据改制企业的特点，充分考虑员工的实际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措施，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同时，加强相关监管制度建设，注重风险防控，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和权力寻租，保障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在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要重点加强对资产评估、产权转让、资格审查、人员安置、债务处理等关键环节的风险防控，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和权力寻租腐败。
8.民营企业家应开拓视野，借力发展。在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应放眼长远，树立国际化视野，克服小富即安、小利即满的思想，积极参与到国企改革当中去，以创新、创业精神为指导，抓住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进入新的领域，做大做强现有企业。当前我市涌现出了一批奋发有为的中青年企业家，他们通过参与国企改革积极扩大产业集群，不满足现状，在海外开展跨国业务，在国内开办民营银行，吸引各种所有制企业参与，为我市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树立了榜样。
9.发挥各级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各级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与政府、国企和民企的沟通和協调，及时反映遇到的瓶颈和困难，宣传普及相关政策，推动政策实施，使上下政令畅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培育典型示例，努力提炼标准化操作办法，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课题组成员：白东田 邢云河 贾志强 李 平 杨中东
课题组成员：陈元吉 张金丽
责任编辑：王克明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从目前港口货物运营情况看，港口铁路疏运仍然不畅，铁路车皮数量供应不足，铁路陆桥运输之间各货物流通节点的衔接还不完善，港口压货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堆物压力，影响了港口货物通关效率。
第二，公路疏运成本较高。连云港港城之间朝阳收费站十分具有争议性。收费站一方面给连云港市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用来还贷修路;另一方面又减轻连云港市财政压力，但从目前朝阳收费站主要收费对象的情况看，主要是进出港口的车辆，主要货种是木材、粮食、化工原料及制品、集装箱等港口货物。因此，朝阳收费站的设立，从短期看，增加连云港港集疏运成本。增加客户的物流成本，影响港口的发展。
从长远看，影响连云港整体发展，影响城市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许多港口城市为了港口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都已果断撤消了港口周边的收费站。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
（五）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攀升等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各类隐性风险不断显性化。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财政部2019年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18.07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3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55万亿元，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券的存量为1.8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为48.96万亿元。2018年，中国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8.69%。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企业直接融资看，《2018 年度债券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企业债券总规模为18.18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5690.5亿元、中期票据54250.2亿元、短期融资券18696.1亿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1690.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9412.58亿元、公司债58227.19亿元、可转债1904.16亿元、可交换债1976.63亿元;不包括那些没资格在金融市场上发债、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影子银行渠道的融资。从企业间接融资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大体上是中国企业通过贷款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据此可估算中国企业的负债（债券+贷款）为107.21万亿元，与GDP之比为119%，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住户本外币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与GDP的比率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2007年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20%，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国居民仅用了11年。
五、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虽然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将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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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蕊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摘 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缺失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本文重点阐述了如何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信用体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诚信；建设
一、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不是诚信的对立物，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作为一项普遍的社会行为，诚信不仅是传统的道德和法律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诚信和市场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1）市场经济承认人们独立利益和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诚信是以经济行为为主体，以偿还为条件的各种借贷关系的总和，它要求经济行为主体履行最初的承诺，及具有一定的诚信理念。以诚信为基础的广泛的市场协作也变的尤为重要，市场经济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而诚信则是实现主体合法利益的重要前提。因此，诚信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诚信经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国企业和产品要想在全球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遵守诚信的理念和法则。诚信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诚信制度和体系，特别是在企业、个人乃至全社会的诚信观念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实条件下，靠诚信取胜，以诚信为本，把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的法宝，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的根本观念。（3）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而诚信是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诚信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也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如果离开了诚信原则的必要约束，则这种竞争就会失去理性和公正，就会演化成破坏原则的恶性竞争。这就不断会使市场交易的成本上长，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阻，还会导致大量的矛盾冲突，使整个社会最终陷入无序、混乱的危险境地，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实现社会公平竞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不可缺少的黄金规则。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也应该是最讲诚信的经济。
二、诚信缺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
（1）诚信缺失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的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而一些企业和个人因采取违法，背信手段得以暴富，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级分化，由于对失信行为治理力度不够，使现实中大量失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使失信行为愈加泛滥，致使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认为“多行不义获大利”。诚实守信“是呆子”。不讲诚信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更有甚者，一些失信厂商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销售到国外，败坏了我国商品的声誉，对我国开拓国际市场极为不利。（2）诚信缺失将从根本上制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依靠法律做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比如目前的债务拖欠涉及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诚实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任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人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信用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渴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是萎缩，制约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由此可见，诚信缺失正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信用体系
（1）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国市场的发育还不成熟，市场机制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政府应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担起治理诚信失常的重担，成为我国诚信治理主导力量，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构建诚信的制度框架。按照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办事，保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杜绝政策多变，做到言而有信、身体力行，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践。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对失信造假行为从严惩处，以此重建和维护诚信原则。（2）建立公开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加强诚信监督和管理。建立公开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便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打击和抵制失信行为，推动信用制度的建立。政府应加强电子网络建设，建立起信息网络系统，全面采集整理信用记录，制定信用评价标准，建立社会的诚信档案，将有失信记录的个人或企业通过银行内部网络向社会公布，可以防止失信企业和个人到其他领域行骗，有力地维护经济的健康发展。（3）树立政府的诚信形象，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督诚信体系。作为宏观控制主体，政府通过颁布法规、制定政策等方式指导经济。政府行使广泛的监管职权，通过支持引导守信行为，及时惩处失信行为。做到既不行政干预过多，也不对失信者进行庇护。回应市场主体对政府寄托的信赖，保障基础信用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信用的建立。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风险投资作为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手段、也一直由政府大力倡导和实施。在我国, 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 1985年,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中创公司) , 为风险企业进行高新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此后, 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武汉东湖高新技术服务中心、广州技术创业公司等相继成立。1986年起, 国家开始实施“863计划”、“火炬计划”, 标志着政府风险投资规划的开始。此后十余年间, 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的调查, 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已超过200家, 运营资本约300亿元。
中国投资行业现实发展状况与风险投资较为发达的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 仍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风险投资现状可以概括为:资金总量严重不足, 运行机制不健全, 发展十分缓慢。
1 风险投资的内涵及特点
1.1 风险投资涵义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 又称创业投资, 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并有巨大潜力的企业的一种权益资本。风险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欧洲, 英国、荷兰等国的一些富商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开始投资于远洋探险。
1.2 风险投资的特点
1.2.1 高风险性
一是注重成长潜力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二是过于集中在少数行业, 如IT产业、生物制药、电子信息、通信、网络、新材料、新能源等。一般遵循大拇指定律:如果风险投资1年内投资10家企业, 在5年左右的发展期, 一般有3家企业会垮掉, 3家企业停滞不前, 3家企业最后上市, 只有1家企业能成为成长迅速的明星企业。
1.2.2 高收益性
一般来说, 投资于创立和研究开发阶段的风险投资, 要求年回报率在40%左右;投资于市场导入和成长阶段的风险投资, 要求的年回报率在30%左右;对即将上市的企业, 要求20%左右的年回报率。
1957年, ARD公司对数据设备公司 (DEC) 投资不到7万美元, 占77%的股份, 14年后的股票市值达3.55亿美元, 增长了5000多倍。1976年, 美国两个年轻人设计出苹果电脑, 但只有1300美元资金, 不能批量生产, 风险投资家马克库拉投资9.1万美元, 5年后苹果公司成为美国500强公司, 其市值达1.54亿美元。整个行业风险投资的回报率平均为15.8%, 是股票投资的2倍, 长期债券的5倍。
1.2.3 低流动性
从投入到收回投资, 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 且要不断的增加投资。
1.2.4 较高的专业性和参与性
风险投资家要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经验, 不仅提供资金支持, 还将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从产品的开发到商业化运作, 从组织机构的设置到人员的安排, 从产品的上市到市场的开拓、企业形象的策划, 一直到企业的上市, 都离不开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
2 阻碍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因素
2.1 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即资金链缺乏
创业企业的发展历程一般有种子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等阶段, 每个阶段都需要有资金的投入, 一般说种子期和创业期资金占整个风险投资资金的30%左右, 扩展期和成熟期占投入资金的70%左右, 美国的风险资金主要来源于养老金、保险公司、各种基金等多种渠道, 而目前我国设立的风险投资者和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渠道, 而以企业、私人或基金为主的独立风险投资者和机构不多, 渠道单一, 由于这种资金量不能及时供给, 导致风险投资者及机构不能够长期承担较大风险和不具备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2.2 当前的人文环境还不太理想
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科研计划主要由国家安排, 为数不多的科研经费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形成了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以及缺乏经费问题对科研人员的制约导致过分依赖的缺乏创新意识, 受到制约的不能继续研究科研项目;在资本市场上, 投机氛围太浓, 缺乏战略投资者等等, 对我国的风险投资造成了很大影响和约束。风险投资是把资金投向处于较大风险的高新技术领域, 期望成功后, 通过所有者权益的变现获得较高的收益的行为;风险投资更是一种主动承担风险来博取更大收益的行为, 这就需要社会能提供适合风险投资的人文社会环境, 能够鼓励人们敢于冒险、承担风险用于创新。
2.3 风险投资发展的缺乏法律约束以及运作退出机制不健全
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差异, 使得现有的许多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从一些国家的风险投资实践上看, 有限合伙制是有效率的, 可以保证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但有限合伙制在我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的《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或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东人数的限制使得风险投资公司难以筹集足够的风险资金。另外, 知识产权保护是风险投资的重要内容, 一旦风险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风险投资者可能因为专有性知识产权被侵犯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需要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来有效保护风险投资的创新型发展, 必须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价体系缺乏严肃性、科学性, 带有浓厚的人为色彩。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长期的占有或者控制被投资企业股份, 而是在投资成功后, 通过出售或转让股份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 这里在退出机制上就需要有一个顺畅的退出通道, 这也正是风险投资不同于实业投资的地方。
2.4 缺少风险投资专业人才
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性, 投资主体必须具有极强的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优秀的风险投资者一般应具备以下几点: (1) 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 当新技术出现时, 风险投资者需要对该项技术进行评估, 预测市场前景, 正确判断技术领先程度, 以便动态掌握市场发展趋势。 (2) 识别合作伙伴的能力。因项目技术含量只是投资成功的要素之一, 如果创业个人素质不高, 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项目前景并不乐观。 (3) 要具有企业管理、资金运作、市场营销等能力, 以便直接参与监管企业运营, 实现运营目标。而我国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晚, 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 这是风险投资规范化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 提出几点能够适应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策略。
(1) 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 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 鼓励创新并为投资者提供保障机制。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比如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贷款政策等。
(2) 提高风险投资者的素质, 包括心理素质。在我国具有风险投资经验的人士相对较少, 成为了发展的瓶颈。这样我们可以强化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机制, 使一些高层次的热爱风险投资事业的人加入风险投资业。例如:可在国内各个有能力的学校开设专门培训风险投资家的课程, 或风险公司聘请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投资经理人与风险企业家一同工作, 交流工作经验从而让风险企业家得到管理经验。建立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市场, 合理促进人才流动。
(3) 完善中介服务体制。推动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积极加入风险投资领域, 提供战略制定、产品定位等多种服务, 充当高科技投资项目供求双方的中介角色, 充当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中介。
(4) 完善风险投资法律体系建设。为了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环境, 需要政府抓紧制订一些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 明确风险企业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规范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风险投资公司的设立、风险投资的运作、风险资金的退出等。在健全和完善法律的基础上, 确保法律的可执行性, 真正使风险投资在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中能够快速地、健康地发展。从各国的风险投资发展状况看, 凡是风险投资发展规范、迅速的国家、必定首先从立法上给风险投资以法律保障。因此, 要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就必须要修改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 包括金融界、法学界、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共同努力政府则要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摆脱过多的行政干预, 遵循市场规律促使风险投资者进入良性发展, 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发展风险投资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文章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风险投资, 进而从我国现今风险投资发展角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对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