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五言长城

2024-05-11

刘长卿五言长城（精选6篇）

刘长卿五言长城第1篇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今天这诗算是一首人人皆知的吧，它被人喜欢的原因很简单，寥寥二十字勾勒出一幅风雪夜归图。

诗的开端勾画出一个暮色苍茫、山路漫长的画面。第二句是对这户人家的写照;而一个“贫”字，应当是从遥遥望见茅屋到叩门入室后形成的印象。这前两句诗，合起来只用了十个字，已经把山行和投宿的情景写得神完气足了。

后两句诗写的是借宿以后的事。在用字上，“柴门”承“白屋”，“风雪”承“天寒”，而“夜”则与“日暮”衔接。这样展现了一个在万籁俱寂中忽见喧闹的犬吠人归的场面。

关于这首诗的优秀赏析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对于诗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角度，所以，我只求给孩子把意思和大致的意境讲通，其余的由她去慢慢体味吧。

刘长卿五言长城第2篇

【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

对水看山别离，孤舟日暮行迟。

江南江北春草，独向金陵去时。

【送陆澧还吴中(一作李嘉祐诗)】

瓜步寒潮送客，杨柳暮雨沾衣。

故山南望何处，秋草连天独归。

【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蛇浦桥下重送严维】

秋风飒飒鸣条，风月相和寂寥。

黄叶一离一别，青山暮暮朝朝。

寒江渐出高岸，古木犹依断桥。

刘长卿:今年过年不回家第3篇

新年作

(唐) 刘长卿

乡心新岁切, 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 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 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 从今又几年。

【译文】

新年中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急切, 独在天涯海角怎不叫我潸然落泪?

年纪已经老大了却依旧寄人篱下, 春天脚步多么轻快比我更早回归。

在岭南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 或与江边杨柳共同领受风烟侵吹。

我像西汉的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傅, 不知今后还要几年才有还乡机会?

【经典背后】

春节, 是中国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节日, 在一年所有节日里, 春节最重要, 持续时间也最长, 民间俗称“过年”。过年与平日最大的不同是, 一家人欢聚一堂, 坐到一起吃年饭, 共享家庭之乐。因此, 除非迫不得已, 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赶回来, 与家人一起过年。回家过年, 永远是中国人年底的主题。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 笔者考证一下, 可能与传说中“年”是个恶兽有关。传说, “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 力大无比, 在每年的最后一天 (即除夕) 便会出来作祟。当时生产力低下, 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 人多力量大, 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 等着“年”的来到, 合力把“年”赶走。试想, 如果因为你未回家, 而导致家被“年”祸害了, 那将是多大的不幸? 所以不论怎么困难, 有什么样的理由, 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 助一臂之力。

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 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 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 风俗由此而来。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 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岁名”条解释, “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 商代称为“祀”, 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

需要指明的是, 由于受自然、政策, 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 过去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 距离也不会远, “外出务工人员”并非古代春节回家人员的主体, 而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 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 根本无法回家过年, 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 “回家难”现象也无法改变。虽然史料上没有具体说明, 但从当时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隋代诗人薛道衡有一首挺有名的诗, 叫《人日思归》。诗中写道:“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 ”薛道衡是河东汾阴 (今山西万荣) 人, 他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人日是正月初七, 这说明薛道衡并未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 而是在外过年的。看看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 自己却独在异乡, 所以诗中流露出了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 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节“回家难”之现象。

唐代诗人王湾也曾遇到了与薛道衡一样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

王湾是中原洛阳人, 一生中“尝往来吴楚间”。有一年快过年时, 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脚下, 眼前水阔天长, 独雁哀鸣, 孤帆远行, 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 王湾一下子动了感情, 写下了《次北固山下》一诗, 其中的“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成了千古名句。

刘长卿：今年过年不回家第4篇

新年作

（唐）刘长卿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译文】

新年中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急切，独在天涯海角怎不叫我潸然落泪？

年纪已经老大了却依旧寄人篱下，春天脚步多么轻快比我更早回归。

在岭南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或与江边杨柳共同领受风烟侵吹。

我像西汉的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傅，不知今后还要几年才有还乡机会？

【经典背后】

春节，是中国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节日，在一年所有节日里，春节最重要，持续时间也最长，民间俗称“过年”。过年与平日最大的不同是，一家人欢聚一堂，坐到一起吃年饭，共享家庭之乐。因此，除非迫不得已，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赶回来，与家人一起过年。回家过年，永远是中国人年底的主题。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笔者考证一下，可能与传说中“年”是个恶兽有关。传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即除夕）便会出来作祟。当时生产力低下，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的来到，合力把“年”赶走。试想，如果因为你未回家，而导致家被“年”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所以不论怎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助一臂之力。

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 风俗由此而来。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

需要指明的是，由于受自然、政策，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过去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会远，“外出务工人员”并非古代春节回家人员的主体，而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无法改变。虽然史料上没有具体说明，但从当时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隋代诗人薛道衡有一首挺有名的诗，叫《人日思归》。诗中写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人日是正月初七，这说明薛道衡并未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而是在外过年的。看看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自己却独在异乡，所以诗中流露出了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节“回家难”之现象。

唐代诗人王湾也曾遇到了与薛道衡一样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

王湾是中原洛阳人，一生中“尝往来吴楚间”。有一年快过年时，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脚下，眼前水阔天长，独雁哀鸣，孤帆远行，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王湾一下子动了感情，写下了《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成了千古名句。

刘长卿五言长城第5篇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的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

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对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

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具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二首，中间二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

负谴后登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于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于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于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辨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勅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象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二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二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当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苫。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二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已，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二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年(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二句道：“粱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散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二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二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二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那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象《水浒传》那样的公然叫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显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已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恩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二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