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因素范文（精选7篇）
剂量因素 第1篇
水泥稳定土具有强度高,稳定性好的优点,所以被广泛应用于修建高等级路面基层或底基层。然而,随着使用的不断广泛,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缺陷与不足。特别是水泥剂量控制不好对基层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水泥剂量过低达不到水泥稳定碎石的强度要求;剂量过高则刚度和干缩性太大从而产生收缩裂缝。因此,水泥剂量的检测变得非常重要。但由于一些试验工作者对试验方法的理解程度和操作水平的差异,往往使水泥剂量的试验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的偏差,难以起到控制生产质量的目的。为准确检测水泥剂量,减少试验误差,本文对EDTA滴定法测定水泥剂量的试验操作中一些细节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1 EDTA滴定法试验中应该注意的几点细节
1.1 水泥稳定材料取样大小的影响
根据原规程JTJ 057-94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EDTA滴定法中规定,选取有代表性的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300 g[1]。然而,水泥稳定土既包括细颗粒材料,也包括砾石、砂、粉粒和粘粒的混合物,同时还包括破碎和未破碎的碎石、砾石以及其他材料。只要土中的最大颗粒的粒径不超过所规定的要求,同时有机质含量和硫酸盐含量以及细粒土塑指不是太大,几乎各种类型的土都可以用水泥来稳定,这些粗粒料的颗粒大,重的颗粒可以达到70 g～80 g。然而,当水泥稳定土中粗粒土的含量高时,样本的均匀度就会非常差,所以原规程中规定的用四分法取300 g的样本显然会缺乏代表性,样本不能真实地反映级配,测定的数据会产生较大的变异。所以,修订版JTJ E51-2009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对不同细度的水泥稳定材料取样量进行了补充性的定量说明[2]。当水泥稳定材料为中、粗粒土(最大粒径在25 mm左右)时,每个样品取1 000 g进行试验,如果为细粒土则直接同原规程称取300 g即可。然而,在现场的哪一位置取样同样会影响样品的代表性。这一点无论是原规程还是修改版都没有提到。由于混合料从拌和楼到摊铺经过装料和卸料的运输过程和摊铺机的搅拌摊铺,必然会产生多次离析。因此笔者建议:为了减少离析产生的误差,应该从拌和楼的皮带传输处取样,而不是在施工现场取样,而且应该在混合料的上部、中部和下部随机各取一份试样,每份的质量应该是规定试验取样的1.4倍左右,然后均匀混合后按四分法分料取样。
1.2 混合料过筛
1.2.1 筛孔的选择
EDTA试验中常用的两种滴定方法为过筛法和不过筛法。根据观察和实际情况,两种试验结果之间的误差通常较大,有时甚至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主要原因是集料级配的影响。 水泥稳定砂砾中水泥颗粒总是粘附在集料颗粒表面,所以比表面积大小会显著地影响水泥剂量的测定结果。集料越粗,比表面积越小;集料越细,比表面积越大。比表面积越小,粘附的水泥颗粒越少,EDTA耗量越少,测定的水泥剂量越小;反之,测定的水泥剂量越大。
由于目前规定的样本太小,样本难以具有代表性,很难真实地反映混合料各组成的掺加比例。一般通过过筛的方法增加样本的代表性。如果将混合料通过细筛孔(如2 mm筛)后取样测定水泥剂量,尽管样本所含集料的比表面积不会因取样方法的差异而产生较大变化,但是,过细筛后样本集料比表面积会明显增加,粘附的水泥颗粒会增多,EDTA耗量会增加,测定的水泥剂量自然会偏大。另外,根据实践经验,在混合料达到或超过最佳含水量时,颗粒不是很疏散,致使混合料不能顺利通过2 mm筛孔,甚至出现堵孔现象,而且,试验室所做试样与现场检测的混合料相差很大,不能满足试验室标准试验对施工现场的真实模拟。过2 mm筛筛下的细料比相同重量过4.75 mm筛的集料耗用的EDTA要多,过4.75 mm筛的混合料又比不过筛时所需的EDTA的消耗要大[3]。所以,筛目过细会使含有较大粒级的混合料的水泥剂量检测结果比实际值偏高,可能使EDTA 消耗量超出标准曲线范围,从而无法测出水泥剂量。但是,按照施工配合比设计比例合成的混合料不过筛的话,主要存在取料所导致的人为误差,对于含有少量大颗粒的混合料不过筛会比含有较多大颗粒的混合料不过筛消耗的EDTA要多[4]。因此,推荐采用混合料过4.75 mm筛进行EDTA滴定,这样不仅可以使混合料很好的通过筛孔,使筛下细料水泥剂量不致过高,而且筛下料也比较均匀,可以避免因人为取样带来的误差。
1.2.2 筛分的原材料
当集料掺加水泥拌成的稳定混合料过筛时,粘附在粗细颗粒上的部分水泥颗粒在摇筛的过程中会由于外力的作用而脱落,所以,通过过筛得到的湿润拌合料测定的水泥剂量会比实际情况偏低。但是,如果集料本身过筛,过筛的集料再掺和水泥和水进行试验,就能够避免试样中水泥颗粒的丢失,而且也可以避免每一份标准试样的颗粒级配产生大的差异,从而保证试验精度。在制取和检测粗粒稳定材料的水泥剂量时,以过筛方式操作的试验也还存在不妥之处。当碎石重量稍大细集料偏少时,过筛后掺水泥和水所检测的结果必然是水泥剂量比实际值小;反之,碎石重量偏小,细集料相对增多,则检测结果必然是水泥剂量比实际值大。这种过筛后的材料拌和水泥和水进行EDTA 滴定试验,虽然避免了取样代表性不强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只选取了较均匀的小颗粒作为水泥的稳定材料,实际所取试样的水泥剂量与配制混合料的相关性不强,特别是用天然砂砾,砂砾会因产地的变化级配产生较大变化,因此,用这种方法制取的曲线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检测水泥剂量。建议现场检测时,筛分后分别取筛上和筛下集料颗粒,混合均匀后加水,然后分别测定筛上和筛下的水泥剂量,最后进行加权处理就可得到较为真实的结果。因为筛下的料较细,测定的水泥剂量较高也比较均匀,偏差较小;筛上的料较粗,测定的水泥剂量较小,取样误差较大。如果综合筛上和筛下的样品分析,通过筛分带来的取样不均匀就可以抵消[5]。
1.3 含水量对水泥剂量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未过筛的混合料进行EDTA试验时,含水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对水泥滴定试验结果影响不大。这完全满足规范中规定的“当含水量变化在±2以内时,对试验影响不大”的理论。然而,如果混合料过筛,则含水量对水泥滴定试验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因为当混合料含水量较小时,有部分水泥从骨料中离析出来,过筛后用于试验的混合料内水泥含量会增加,所测出的结果偏大;反之,当含水量较大时,水泥和集料成团状,用力摇筛后筛下来的料基本上是一些比较干净的不粘水泥类似砂子的细料,因此结果偏小。集料过筛处理进行水泥剂量测定时,虽然不存在取料问题,因为过完筛后都是均匀的细料,但是含水量变化对试验操作的影响非常大。当现场含水量小于水泥稳定碎石的最佳含水量时,所检测的水泥稳定碎石的水泥剂量会偏大;当现场碎石的含水量大于该种水泥稳定碎石的最佳含水量时,所检测出的水泥稳定碎石的水泥剂量又会小于实际值。然而,现场施工不可能准确地达到预定最佳含水量,所以试验误差在所难免。一般从工地取料到试验室的过程中,由于水分的损失或其他原因也会导致含水量偏小,最后所测出的结果偏大,基本上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水泥用量[6,7]。所以,笔者再次强调:最好分别对筛上和筛下均匀粒径的集料混合水泥和最佳含水量进行水泥剂量的测定,这样既可以同时提高取样的代表性,又可以避免过筛中带来的诸多隐患,使试验室测定值更加真实地模拟现场。
2 结语
为了准确地测定水泥剂量,除了考虑上面提到的几点外,还应该注意不同水泥品种、拌合料的拌和均匀性、搅动时间、搅动速率等操作细节对EDTA滴定法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素集料的不同粒径组成是造成试验误差的最基本因素。所以,混合料的级配组成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内容。
摘要：为了准确检测水泥剂量,减小试验误差,对EDTA滴定法测定水泥剂量的试验操作中应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同时揭示出水泥剂量测定中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得出混合料级配组成是水泥剂量测定中首先应考虑的内容。
关键词：水泥剂量,EDTA滴定法,筛分法,含水量
参考文献
[1]JTJ 057-94,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S].
[2]JTG E51-2009,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S].
[3]李伟杭.水泥稳定砂砾中水泥剂量的EDTA滴定法的改进建议[J].中外公路,2007,27(4):292-294.
[4]王向利.水泥稳定砂砾水泥剂量测定(EDTA滴定法)正确操作方法的探讨[J].西北水利发电,2006,22(2):102-104.
[5]赵丽华.如何准确检测粗粒稳定材料的灰剂量之浅见[J].山西建筑,2009,35(1):184-185.
[6]杨振民,刘伟,房玉桥.浅析含水量和龄期变化对水泥剂量测定结果的影响[J].辽宁交通科技,2004(11):44-56.
剂量因素 第2篇
PET/CT检查时受检者所接受到的辐射剂量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CT部分的r辐射;另一方面是来自体内的核药物(目前主要为18F-FDG)。PET/CT中的CT部分在检查过程中主要是起病灶解剖定位、图像融合作用。而PET/CT受检者辐射剂量的最主要来源是当受检者注射正电子显像药物后,正电子湮灭辐射产生的动能全部转移到人体组织中,属于非贯穿辐射[3]。PET/CT工作原理示意图[3]:(1)CT扫描阶段;(2)PET扫描阶段。
PET/CT的使用为受检者的疾病诊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也给受检者自身带来了一定的辐射危害。因此,了解受检者PET/CT检查中辐射剂量的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做好辐射防护十分重要,现就有关方面进行阐述。
1 药物选择和剂量计算
根据西班牙学者Camacho López C的研究[4],对于成人受检者,PET/CT检查所造成的有效剂量为0.5~50m Sv,其中CT扫描部分的辐射贡献占2.1%~93%。应当认为,正电子显像剂所造成的内照射剂量贡献比CT阶段的外照射更重要。常用的放射性药物为11C、15O、13N、18F,它们经回旋加速器制备,然后被迅速合成葡萄糖、氨基酸、水等化合物,由医护人员向患者给药进行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显像[5]。18F￣氟脱氧葡萄糖是目前最成熟、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正电子放射性药物,除了正当性判断的方法外,在放射诊断学中尚有很大的余地可以降低剂量。在对受检者的防护中,危害和利益均被同一个体所接受,其受照剂量主要由医疗需要来确定,对诊断性医疗照射仍需要某种限制,ICRP60号出版物推荐应用一种诊断用参考值。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771￣2002)并没有给出18F￣FDG的诊断剂量参考水平。
患者防护的关键在于放射性药物用量的控制。临床医生应当根据不同诊断需要制定严谨的用药计划。药物用量多了使患者遭受不必要的照射,用量低了会影响诊断。调查显示[5],国内的医生在计算给药的剂量时,多考虑体重因素而在很多情况下忽略了代谢特点、特定检查器官、剂量与图像的关系等因素,这是不科学的,因此进一步探讨药物选择和剂量的精确计算是一件急迫的任务。
2 PET/CT设备相关因素对辐射剂量的影响
2.1 CT部分
从辐射防护的角度出发,PET/CT中的CT部分完全可以看成普通的CT装置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我国针对CT等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的辐射防护设计和质量控制已有《医用X射线CT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GBZ/T180￣2006),对医用的CT装置辐射屏蔽设计提出了较详细的要求[6]。CT设备自身扫描参数:管电流(m A)和管电流￣曝光时间乘积(m As);管电压(kvp);线束准直、床的速度和螺距等因素对患者接受X射线剂量起着决定作用。人们对如何通过改变扫描参数来加强患者剂量控制的认识提高了,但当前技术的快速变化需要对患者的剂量控制持续关注[7]。
2.2 PET设备的校准源
PET设备所使用的校准源通常为长寿命的同位素,其中使用最多的校准源是18Ge棒状源。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告2005年第62号令《放射源分类办法》中对不同核素放射源的分类标准的规定,PET设备中所使用的18Ge校准源属于V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8]。
3 受检者的心理因素
受检者在由于焦虑、恐惧和对于该项检查不了解所造成重复检查是受检者接受到额外辐射剂量的主要因素。宦欢等[9]通过研究,分析受检者的PET/CT检查心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类:(1)陌生心理:PET￣CT虽然是目前临床最为先进的诊断技术,但其应用时间不长,开展此类检查的医院并不多,大多数受检者均为第一次接受该类检查,对环境比较陌生。(2)焦虑心理:体检者在检查前和检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焦虑情绪,包括害怕自己被检查出癌症,另外一些常怀疑自己身患肿瘤的患者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10];(3)恐惧心理:受检者对注入体内的放射性药物担心会严重危害自身健康,或是对体内所含的放射性药物产生的辐射有恐惧心理;(4)自疑心理:当患者因自身原因在检查过程中出现检查部位移动时会造成影像模糊;或出现体内异常浓聚灶需做延迟显像进一步鉴别诊断时,患者会被要求再检查一次,从而增加了患者怀疑自身患有疑难杂症的心理负担。
经调查[11]显示:受检者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干预后,其心理表现与行为表现也不同。而患者不同的行为表现直接影响PET/CT的成像效果。经医务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和宣教,能彻底消除患者对检查的陌生感、怀疑心理及等待检查的焦虑心理;通过对不同患者的心理状况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在检查过程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95%的患者上述负性的情绪有所减轻或解除[9]。
4 PET/CT检查的医疗实践
医务工作人员应将所有注意事项均在注射18F￣FDG前告知受检者,注射放射性药物完毕后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减少对他人辐射。调查显示[12],采用量化教育的模式能够提高受检者对PET/CT的认识,健康教育效果良好。
18F￣FDG的注射在防护屏下进行,在推注药液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注射器和针头的接头处固定紧,防止药液漏出,药物的泄漏可对受检者体表造成污染[13]。护理技术操作应熟练,动作迅速,快速将18F￣FDG注入静脉内,从而缩短受照射时间,减少外照射累积量[14]。PET/CT检查完毕,嘱病人多饮水,以增加放射性药物的清除、排泄[15]。
5 思考与展望
PET/CT扫描产生的辐射剂量相对其它放射检查较高,在保证图像质量、满足临床诊断需求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医疗照射辐射水平,根据ALARA原则保护受检者的身体健康。由于PET/CT检查中受检者同时受内外辐射影响,对于受检者的辐射防护也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的。一方面在准确测算受检者所需要接受注射的放射性核药物剂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临床工作者做好受检者针对PET/CT检查的护理工作。此外,应对公众开展相关的辐射防护知识的科普教育,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减少受检者辐射剂量。
摘要：通过分析PET/CT工作原理,从放射性药物的选择、设备因素、患者本身、医疗实践等多个方面分析影响受检者辐射剂量的因素。
剂量因素 第3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我们收集2006年1月—2010年12月我院职业病科确诊为DMLT的患者63例。排除标准:死亡病例、入院前已经在外院不规范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例、治疗过程中实施过血液净化治疗的病例。最终确定49例患者为研究对象。49例患者中,男性34例,女性15例;年龄17～49岁。其中剥脱性皮炎39例,多型红斑2例,重症多型红斑5例,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症4例。
1.2 信息采集
收集患者入院时三氯乙烯接触时间、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黄疸指数、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年龄、性别、三氯乙烯接触时间、治疗前最高体温、皮肤损害类型等基本信息。计算患者治愈后甲基强的松龙的使用总剂量。所有患者均由我院临床专家组对患者病情进行整体评估后选择初始甲基强的松龙的使用剂量,并根据患者治疗效果,每3～5 d调整甲级强的松龙使用剂量。甲基强的松龙针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1.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输入Excel数据库,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回归模型。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各皮疹类型之间的激素使用总剂量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2 结 果
通过统计分析 最终选入3个影响因素,分别是最高体温、血清白蛋白、总胆红素。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建立数学模型:Y=-245 73.4-136.955 X1(白蛋白)+6.919 X2(总胆红素)+858.529 X3(最高体温)。决定系数为R2=0.913,复相关系数R=0.955,表明激素使用的总剂量95.5%可以由白蛋白、总胆红素和最高体温决定(选入标准和剔除标准为α入=0.05,α出=0.10)。各皮疹类型激素使用总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3。
3 讨 论
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DMLT皮炎最有效药物,1996年以前,该病的病死率达50%以上[1,2],目前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病死率较前比较有明显下降。但是目前关于DMLT的病情评估缺乏统一认识,所以在患者激素使用剂量的选择上难以规范。在初始剂量的选择上不同医生选择的剂量存在较大差别。而激素剂量的选择是否合理可直接影响到病程长短与转归,过量使用激素可能带来严重的不良反应[3,4,5]。
我们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最高体温、血清白蛋白、总胆红素这3个因素对患者的预后和激素总剂量影响最大。从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体温对患者激素总量的影响最大。体温是炎症反应的指标,体温越高可能表明患者炎症反应越重,变态反应越重。而这时在初始剂量的选择上往往需要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血清白蛋白和总胆红素是肝功能损害的指标。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对于胆红素明显增高的患者,加大激素使用剂量并不能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这与我们的分析结果一致,我们得出的数学方程中的胆红素的回归系数为6.919,对于这类病例使用血液净化治疗往往可以取得较明显的效果。DMLT分为剥脱性皮炎、多形红斑、重症多形红斑和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症4种类型,通过方差分析我们发现,皮疹类型与患者预后及激素的使用总剂量有明显相关性,不同类型的患者激素使用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临床中我们也观察到,重症多形红斑和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变态反应严重,往往需要较大激素量才能控制病情。但是皮疹类型与激素使用总剂量的关系由于病例数较少,需进一步研究。我们通过对既往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筛选出最高体温、血清白蛋白、总胆红素这3个因素,为我们以后对DMLT患者的预后和激素剂量选择提供参考。
摘要：目的 分析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患者治疗使用糖皮质激素总剂量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治愈的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病例49例作为研究对象,统计患者激素使用总剂量、三氯乙烯接触时间、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黄疸指数、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年龄、性别、治疗前最高体温、皮肤损害类型等基本信息,进行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 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治疗前最高体温、总胆红素和血清白蛋白是影响患者治愈所需甲级强的松龙总剂量的重要因素。治疗前最高体温、总胆红素与激素总剂量呈正相关,血清白蛋白含量与激素使用总剂量呈负相关。通过方差分析发现,皮疹类型对激素总剂量有重要影响。结论 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糖皮质激素为目前最有效治疗药物,根据患者最高体温、总胆红素和血清白蛋白可预测患者治愈所需甲基强的松龙总剂量。
关键词：三氯乙烯,糖皮质激素,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岳恒,卫建平,蔡向挺,等.三氯乙烯引起全身性皮疹和严重肝功能损害的调查[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1994,12(1):40-41.
[2]唐小江.职业性药疹样皮炎的研究进展[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00,18(2):111-113.
[3]张健杰,邱少宏,司徒洁,等.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52例临床分析[J].职业与健康,2010,26(7):757-758.
[4]华明,孔凌珍,郑倩玲,等.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严重并发症的诊治[J].中国职业医学,2002,29(4):37-38.
剂量因素 第4篇
关键词：螺旋CT,辐射剂量,影响因素
多层螺旋CT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 其安全应用注意事项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针对多层螺旋CT (MDCT) 扫描所致辐射剂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MDCT带有多排阵列探测器, 可对病灶进行大面积、快速的容积扫描, 其具体运行原理由探测器与X管线连接共同旋转, 其机架为滑环状, X线管可围绕被检测者作圆周旋转, 其扫描转速可达到0.33 s/圈。MDCT的主要使用优势为能同时对患者进行多层扫描, 从而最大程度的利用X线管产生的辐射, 与传统及其相比, 其扫描一周所需的时间得以减少, 新技术指导下的MDCT, 其单周采集的层数仍在增加。MDCT可在多部位进行薄层容积扫描, 如颅脑损伤、肝肾部位、胸腔等, 应用广泛[1,2]。
当MDCT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在医疗界应用之后, 学者们对其辐射剂量的表达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和报道[3,4]。报道较多的辐射剂量指标为加权CT剂量指数 (CTDIW) , 其不直接反映受试者所受辐射剂量, 但与该指标密切相关。该指标可用于反映层积扫描中的平均剂量, 应用较多, 本文采用该指标。
2 影响MDCT扫描所致辐射剂量的主要因素
2.1 管电压
MDCT所致剂量与设备X线管能量密切相关, 而评价X线管能量的主要指标为管电压和线束过滤条件等。有资料显示, 实际检测中, 较高的管电压和多重过滤有助于对受检者进行保护, 但线束过滤条件的选择则往往取决于设备的固有性能。当管电压变化时, 其他测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笔者对患者头部和腹部扫描时的加权CT剂量指数 (CTDIW) 进行了统计, 结果表明该指标随着管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见附表。
2.2 管电流和曝光时间
管电流和曝光时间的乘积 (m As) 的大小直接决定了MDCT产生的有用X射线能量的大小, 该指标与被检者受照射剂量的有较大的关系。当仅仅改变上述两个指标而维持其他扫描条件不变, 笔者也对患者头部和腹部扫描时的CTDIW进行了统计, 结果表明上述乘积与CTDIW呈正线性相关性, 见附表。
2.3 螺距因子
MDCT的螺距因子为影响被检者所受辐射剂量的一个重要原因:螺距因子增加, 层积扫描中暴露于X线辐射下的单位时间相应减少, 导致被检者所受辐射剂量下降。当仅仅改变螺距因子, 其他条件不变时, 头部和腹部的CTDIW随螺距因子的增加而线性下降。有资料显示, 当采用专门的自动曝光技术时, 此条件下的辐射剂量反而会与螺距因子呈正相关性, 因螺距因子的增加可提高管电流的大小, 见附表。
2.4 X线限束宽度
MDCT的X线限束宽度由及其的准直器决定。准直器限束宽度直接决定了层积扫描的层厚。MDCT的层厚与X线限束宽度并非一致, 其与扫描层数与标称层厚的乘积决定。X线限束宽度对MDCT的影响较大, 当限束宽度较小, 辐射剂量增加, 其在头部的变化差异达到56%, 在腹部的差异达到66%。
3 讨论
CT扫描是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简称, 其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它能拍摄出人体不同组织的断面或立体图像, 从而发现微小的病变。与常规X光检查相比, 病人在接受CT检查时所受的辐射剂量较大。在以往的诊断中, 全世界使用CT进行检查的频率明显增加, 医学界目前对使用CT扫描等是否会增加部分人患癌风险存在争议。我国在辐射剂量控制的进程较慢, 仍需要较长的时间[5]。
影响MDCT辐射剂量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 并非某一单一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操作中应注意上述考虑的设备因素, 单一关注某一因素或控制某一条件的变化往往不能达到有效控制辐射剂量的预期效果。MDCT所致受检者剂量大小与设备的性能、扫描参数和医技人员的使用操作因素等有关, 同时, 不同的受检者其表现也不一致, 因素众多, 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参考文献
[1]姜加学, 王德杭, 唐立钧, 等.双源CT冠脉成像中患者因素与对比剂示踪扫描次数的关系[J].放射学实践, 2011, 26 (6) :653-655.
[2]王玉丹, 彭冠云, 佟亚军, 等.影响同步辐射X射线螺旋显微CT的若干因素研究[J].物理学报, 2012, 61 (5) :174-182.
[3]杨珂.山东省CT应用现状及辐射危害控制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5 (2) :85.
[4]陈杨宗.影响CT冠状动脉成像的辐射剂量因素与控制[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12, 33 (5) :588-590.
剂量因素 第5篇
丙型肝炎的症状比较隐匿,所以漏诊率较高,感染HCV后发展成慢性丙型肝炎(CHC)的比例较高。与乙肝相比,丙肝慢性化率更高,慢性HCV感染导致进行性肝纤维化所致的肝硬化,甚至肝癌(HCC)。W.Alazawi等[2]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与未进行治疗的肝硬化患者的研究结果相比,参与治疗的患者其研究结果显示出较低的HCC平均年发生率(2.52%vs 4.79%,P=0.02)。对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有效抗病毒治疗对降低肝癌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对于CHC的治疗,标准化治疗方案推荐干扰素和利巴韦组合。但代偿期肝硬化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无法耐受抗HCV的标准方案,对于这类特殊人群应通过个体化治疗方案改善预后。本研究以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我院住院及门诊治疗的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给予个体化的低剂量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进行治疗,观察临床疗效,并对可能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就诊的丙型肝炎患者,CHC诊断符合2004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分会联合制订的中国《丙型肝炎防治指南》[3]。排除标准为:(1)同时检出乙型肝炎病毒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者。(2)自身免疫性肝病、恶性肿瘤及严重心肺疾病、肾功能不全患者。(3)确诊或疑似肝癌患者。(4)有肝功能失代偿的病史,已出现肝功能失代偿临床体征或症状,如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或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5)酗酒或吸毒者。(6)对干扰素、利巴韦林或其成分过敏者.(7)妊娠期孕妇。入选患者共42例,1例因不良反应停药。完成72周治疗患者共41例,其中男23例,女18例;年龄38-61岁,平均年龄(45.4±9.6)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入选患者不能接受抗HCV病毒标准化治疗方案,根据其耐受个体化程度制定低剂量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长期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白细胞、血小板、肝功能以及门脉高压症和脾功能亢进等不良反应进行及时监测,并根据情况对干扰素和(或)利巴韦林剂量进行调整。其中150万IU隔日一次联合利巴韦林0.6g/d治疗4例;标准干扰素60万IU隔日一次联合利巴韦林0.6g/d治疗12周后标准干扰素增加至150万IU治疗4例;标准干扰素300万IU隔日一次联合利巴韦林0.9g/d治疗10例;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50ug/wk联合利巴韦林0.6g/d治疗11例;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90ug/wk联合利巴韦林0.9g/d治疗12例。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检测患者初始HCV RNA定量、TBiL、ALT、基因分型等。治疗12周、24周、48周、72周检测HCV RNA定量、ALT等指标。治疗前后均进行B超辅助检查。
1.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42例患者中41例完成了72周治疗,1例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治疗12周时,1例患者的HCV RNA转阴;疗程24周时19例患者的HCV RNA转阴;至48周时20例患者HCV RNA转阴,治疗72周时HCV RNA转阴患者22例,占接受治疗患者总数的53.65%。除停药的1例患者之外,接受72周治疗的41例患者中4例ALT水平无明显变化,其余37例ALT呈下降趋势,包括HCV RNA在治疗过程中无明显变化的患者,治疗后ALT水平明显下降。治疗前腹部B超检查提示肝脏包膜不光滑或波纹状、回声粗亮或粗糙、门静脉(MPV)、脾静脉(SPV)增宽,脾脏增厚变大。治疗72周后再次行B超检查,35例患者无显著变化,或显示MPV、SPV内径数值降低65例患者由脾厚、门静脉增宽转变为脾脏及门静脉正常。部分患者停药24周后进行随访,但部分患者停药时间未达24周,无法观察持续应答率(SVR)。
2.2 不良反应
主要不良反应为白细胞减少,流感样症状,食欲下降,1例患者有轻微皮疹。
2.3 病毒学应答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基因型、病毒载量因素对72周病毒学应答的影响。41例患者中HCV 1b型29例(70.7%),2a型8例(19.5%),未检出及其它4例(9.7%),1b基因型阴转患者15例,未阴转患者14例,2a基因型阴转患者6例,未阴转患者2例,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高病毒载量者(HCV RNA>2x105拷贝/m L)的阴转率为48%,低于低病毒载量组患者的转阴率。基因1型和高病毒载量是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肝代偿期肝硬化病毒学预后不佳的危险因素。其它因素未见明显影响,具体见表1。
3 讨论
据2007年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起的《丙型肝炎认知调查》结果显示,仅1%接受调查者对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有正确认识。人群中仅5%接受过丙型肝炎抗体检测;85%的非专科医生对HCV诊治的情况存在错误认识,仅56%的非专科医生对于就诊发现丙型肝炎患者采取了正确的转诊治疗。对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0家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有效样本中丙型肝炎的漏报率最高,达52%。因此,丙型肝炎被认为是临床漏报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改善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生存率[4]。我国对丙型肝炎的健康教育较少,一般公众对丙型肝炎的认知程度较低,丙肝起病隐匿,导致诊断率比较低,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也低,有学者认为目前只有不到2%的患者进行了抗病毒治疗,在就诊患者中还有部分难治性丙型肝炎患者。
自上世纪90年代干扰素用于临床治疗慢性丙型肝炎以来,利巴韦林、聚乙二醇干扰素的推出使丙肝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治疗丙型肝炎的标准方案[5,6],但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难于应用常规治疗方案。需探索个体化治疗方案,争取获得病毒学应答,以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本研究在治疗过程中,采用小剂量干扰素,根据患者的白细胞、血小板、肝功能等情况对干扰素、利巴韦林剂量进行调整。部分患者在治疗12周之后增加了干扰素剂量,部分患者维持原剂量治疗,除1例患者最终由于不能耐受治疗而退出研究外,其余患者均完成了治疗。临床结果显示虽然干扰素剂量不大,但仍能获得一定疗效,即使治疗后未转阴的患者者,也可见ALT水平明显下降,说明抗病毒治疗对肝脏炎症活动有所改善。
在干扰素联合RBV治疗中,无论是否取得SVR,干扰素治疗均可改善肝脏组织学。即使是治疗无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仍有47%的患者获得了组织学改善[7]。本研究的组织学改善比例虽与该研究有一定差异,但治疗后肝脏生化指标ALT降低者达到90.2%,B超结果也显示MPV、SPV数值降低,脾脏变小。
在疗程选择方面,多数学者的观点是通过延长疗程、特别是延长HCV RNA转阴后的抗病毒治疗的维持时间来提升SVR,并且认为HCV RNA转阴越慢,所需巩固治疗的时间则应越长。有文献认为快速病毒学应答者应治疗72周、早期病毒学应答者应治疗96周、24周应答者应治疗120周[8]。应在保证患者安全和可耐受性的前提下,通过延长疗程来增加总的药物剂量,以获得抗病毒效果。
国外的一项实验应用Peg-IFN-a-2a每周1次,治疗无应答和复发患者,观察长期治疗对预防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发生的效果[9],结果发现Peg-IFN-a-2a对普通干扰素治疗失败患者的疗效显著提高。这是由于普通干扰素吸收迅速,能快速达到最大血清浓度并快速代谢,但其作用时间很短,血药浓度波动大,抗病毒疗效有限。本研究应用了低剂量的普通干扰素及聚乙二醇干扰素,但是病例样本偏少,未进行两种干扰素低剂量对照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药不断推出,博赛泼维(BOC)和特拉泼维(TVR)在欧美相继上市。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于2011年更新了《基因1型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治疗指南》[10],与以往的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的标准方案相比较,可设计出加用BOC或TVR后的三联方案,该指南对于初治患者中的肝硬化患者,也给予了BOC或TVR联合方案的三联治疗特殊疗程推荐。这为丙肝肝硬化患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 ClinicalPractice Guidelines:Management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J Hepatol,2011 Aug;55(2):245-264.
[2]W.Alazawi M.Cunninghum J.Dearden.et,al.Systematicreview:outcome of compensated cirrhosis due to chronichepatitis C infection[J].Alimentary Pharmacology&therapeutics,2010,32(3):344–355.
[3]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丙型肝炎防治指南[J].中华医学杂志,2004,84:775-780.
[4]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专家委员会.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J].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2009,3(3):343-352.
[5]Rosen HR.Clinical practice.Chronic hepatitis C infection[J].NEngl J Med,2011,364:2429-2438.
[6]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statement:management ofhepatitis C.Hepatology,2002,36(5 Suppl 1):10-12.
[7]Schiff ER.Diagnosing and treating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J].Am J Manag Care,2011,17(4 Suppl):108-115.
[8]曹振环,柳雅立,郑艳红,等.不耐受标准治疗方案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低剂量干扰素治疗[J].中华肝脏病杂志,2012,20(1):20-24.
[9]shifhnan M L,DiBisceqlie A M,Lindsay K L,e ta1.peginterferon al-fa-2a and ribavirin in patients withchronic hepatitis C who have failed prior treatment[J].Gastroenterology,126:1015-1023.
剂量因素 第6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之间前往我院接受诊断和治疗的69例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患者均满足《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的相关标准[2],排除合并有乙型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患者、排除自身免疫性肝病和脏器功能不全的患者、排除肝功能失代偿的患者等[3]。
根据患者病历号尾数的奇偶进行分析,尾数为奇数的35例患者纳入观察组的范畴中,其中有男性22例、女性13例;年龄最小为36岁、最大为64岁,平均(45.2±7.3)岁。尾数为偶数的34例患者进入参比组,其中有男性20例、女性14例;年龄最小为38岁、最大为65岁,平均(46.1±7.8)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实施统计学处理,差异结果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参比组患者给予常规保肝;观察组患者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联合利巴韦林与低剂量干扰素进行治疗,加强对患者血小板、包细胞、肝肾功能以及门脉高压症等体征的监测,结合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调整。35例患者中,应用150万U干扰素隔日使用的有3例、标准干扰素60万U隔日治疗增加至150万U的有3例、300万U隔日治疗的有10例、聚乙二醇干扰素50微克/周的有9例、聚乙二醇干扰素80微克/周的有10例[4,5]。
1.3研究指标:对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总胆红素(TBIL)以及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指标进行观察对比。
1.4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均录入到SPSS19.0统计学软件实施处理,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值检验。以P<0.05代表差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TBIL与ALT指标差异对比: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TBIL水平为(76.4±2.7)μmol/L,治疗后为(40.6±1.9)μmol/L;参比组患者治疗前的TBIL水平为(75.9±2.1)μmol/L,治疗后为(60.5±2.5)μmol/L。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ALT指标水平为(104.6±25.4)U/L,治疗后为(66.7±14.3)U/L;参比组患者治疗前的ALT指标水平为(105.2±25.8)U/L,治疗后为(92.3±27.9)U/L。两组治疗后的TBIL与ALT水平均得到改善,但是观察组患者的结果明显优于参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观察组和参比组患者在治疗过程冲均出现不良反应症状,观察组患者主要表现为白细胞计数下降、食欲不振和流感样症状等;参比组患者主要为食欲下降等。两组均未对临床治疗产生影响,未出现脱落病例。
2.3影响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的因素:对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分析,35例观察组中患者有HCV 1b型26例(74.29%)、2a型患者6例(17.14%)、其他类型或者未检出患者3例。1b型基因26例患者中转阴患者14例、转阴患者12例,转阴率为53.85%;2a型患者中转阴5例、未转阴1例,转阴率为83.33%。2a型患者转阴率高于1b型基因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仍然为高病毒载量(HCV RNA>2×105拷贝/毫升)患者有12例,其中转阴的患者5例,转阴率为41.67%;低病毒载量的23例患者中转阴的有16例,转阴率为69.57%,对比差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Ⅰ型基因与高病毒载量是影响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
3讨论
丙型肝炎肝硬化是由于丙型肝炎病毒发展而来的临床疾病,早期患者的肝脏代偿功能较强,因此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后期则会出现严重的肝损害以及门脉高压,伴随多系统的影响[6]。上消化道出血、继发性感染以及癌变等均是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并发症。临床中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的方法为抗病毒、保肝以及大剂量干扰素等,其中感染苏是一种光谱的抗病毒及,能够通过细胞表面受体产生抗病毒蛋白,同时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增强巨噬细胞的功能[7]。但是大剂量干扰素可能引发临床并发症,对肝功能产生损害。本文中,对观察组应用小剂量干扰素治疗,结合肝功能指标、白细胞计数等调整用药剂量,最终TBIL与AST水平明显改善。研究还发现,Ⅰ型基因与高病毒载量对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的疗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其转阴率更低,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建议延长治疗周期获得更好的抗病毒治疗效果[8]。
摘要：目的 观察应用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效果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之间前往我院接受诊断和治疗的69例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患者病历号尾数的奇偶分为观察组35例和参比组34例。参比组患者应用常规的保肝治疗措施;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使用小剂量干扰素予以干预。对两组的临床疗效予以分析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总胆红素(TBIL)以及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均得到改善,观察组的结果由于参比组,差异显著(P<0.05);两组治疗期间均出现不良反应,其中观察组主要为白细胞减少、食欲下降等,未对用药造成影响;探讨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应用低剂量干扰素治疗的影响因素,主要有I型基因和高病毒载量。结论 低剂量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具有较好的作用,对于I型基因和高病毒载量患者应注意中和抗体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低剂量干扰素,丙型肝炎肝硬化,临床效果,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苏传真,朱刚剑,王健,等.丙型肝炎肝硬化并脾功能亢进患者脾栓塞术后抗病毒治疗疗效观察[J].实用医学杂志,2011,27(21):3951-3953.
[2]韩立兵,杨秀珍.低剂量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丙肝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价值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24):133-134.
[3]周智宏,张国顺,刘培光,等.低剂量短效干扰素联合胸腺肽α1治疗失代偿期丙型肝炎肝硬化临床效果观察[J].中国综合临床,2012,28(8):861-863.
[4]蔡兆斌,傅晓晴,刘寿荣,等.实验性肝纤维化TGF-β1/Smad的表达及γ-干扰素对其的作用[J].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2013,27(5):340-343.
[5]王善昌.聚乙二醇α-2a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丙型肝炎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观察[J].中国综合临床,2014,30(10):1041-1043.
[6]陈小勇,李斌华,闫雪华等.失代偿期丙肝肝硬化患者并发症消除后的抗病毒治疗[J].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2012,26(3):229-231.
[7]党双锁,高宁,程延安,等.实验性肝硬化大鼠细胞因子I L-18、T NF-α、IFN-γ的变化及意义[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31(2):148-150.
剂量因素 第7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该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 共180例, 并以此作为该次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 有91例男性患者, 有89例女性患者, 年龄均在40~70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53.33±3.66) 岁。入选的所有患者均依据医院的体检结果选取: (1) 确诊为2型糖尿病患者; (2) 抽取患者的血液标本进行血糖谱检测, 选取空腹血糖值在10.0 mmol/L以上, 餐后2 h血糖值在15.0 mmol/L以上; (3) 糖化血红蛋白在7.5%以上; (4) 且排除了心、肝、肾等其他器官发生严重病变者。并选取该院收治的1型糖尿病且非中心性肥胖患者, 共180例, 有89例男性, 91例女性, 年龄在 (40±71) 岁之间。按两类患者的病情类型分为2型糖尿病患者组和1型糖尿病患者组, 并对两组患者的病理一般资资料进行对比, 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对所有入选的2型糖尿病患者均实施胰岛素泵的方式进行临床治疗。患者禁食10 h, 并在住院的第2天开始, 早晨测量出患者的身高、体重、腰围等体征变化状况。在患者空腹的状态下, 抽取其静脉血液标本, 以此检测患者机体的糖化血红蛋白、血糖值等常规性检查项目的结果。对患者实施胰岛素进行治疗, 初始剂量维持在0.5 U/kg, 且每日按上述的方式治疗1次。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 对其采用医院统一型号的血糖监测仪 (罗氏血糖仪) 进行检测, 根据患者每日的血糖水平变化状况, 调整患者的胰岛素基本用量比例。在患者的血糖水平达到正常范围之内, 且能维持在3 d以上之后, 如实记录下患者使用胰岛素的用量情况[3,4]。
1.3 观察项目
观察所有患者的药物剂量配置状况, 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
1.4 统计方法
该次的研究数据, 均在该次的研究结束之后, 准确无误的记录于SPSS 17.0统计系统中, 其中,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例数、百分比的形式进行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以均数±标准差 (±s) 的形式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对患者胰岛素用量的主要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180例患者的平均胰岛素用量为 (0.79±0.31) U/kg, 而基础-餐前胰岛素剂量的配置比例为40%:60%。其中, 与非中心性肥胖患者的所需胰岛素用量[平均胰岛素用量为 (0.43±0.22) U/kg相比, 中心性肥胖患者的所需用量显著较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11, P<0.05) 。因此, 影响患者胰岛素用量的主要相关因素为:患者的腰围、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及其糖化血红蛋白值。见表1。
2.2 对影响患者胰岛素用量的主要相关多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对影响患者用药剂量的相关因素分析, 可以发现:腰围>25 kg/m2、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超出正常范围、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超出正常范围已成为了主要影响胰岛素用量的因素, 见表2。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该病症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据相关的临床医学调查显示[5], 近年来,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 我国糖尿病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已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疾病之一。糖尿病的治疗期漫长, 且病程期呈终身性, 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众多的不良影响。其中, 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胰腺本身所具有的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未完全丧失, 因此, 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服用药物以此刺激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来区分及治疗。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显示, 引发患者2型糖尿病的主要因素是遗传和环境, 并且, 其与其他的影响因素相比, 有显著的特异性。
胰岛素泵的输注方式完全性的模拟了正常胰岛素分泌的模式, 克服了目前使用短效、中效或长效胰岛素存在的多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无论在l型还是2型糖尿病患者甚至在最难治疗的脆性糖尿病患者都能以最少的胰岛素用量达到最佳的血糖控制效果。它是由专业医师根据患者个体化的血糖谱及血糖的波动情况, 在泵内设置好个体化的基础输注程序、进食前追加剂量输注程序, 开启后自动输注、由患者自己操作使用的小型精密仪器。日前, 所有的胰岛素泵都还不能自动感知使用者体内血糖的水平, 也不能自控制到正常, 患者必须不断地监测血糖来校正、调整泵的胰岛素剂量, 从而使血糖水平正常化, 所以目前我们使用的胰岛素泵还不是全自动化的“人工胰”。在糖尿病所有的治疗方式中, 有很多方法都能使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良好, 但据众多的临床医学研究显示, 胰岛素泵给予的强化胰岛素治疗可以使糖尿病患者的Hb Alc最接近于正常而又不增加低血糖的发生率, 有其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性[6,7]。
潘伟等人[8]为了进一步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餐前剂量的配比状况, 对296例2型糖尿病住院患者采取了胰岛素泵的方式进行临床治疗, 并按照患者的不同体重、糖化血红蛋白指数和腰围状况进行了分组, 以此检测患者胰岛素的基础量比例差异, 最后的结果显示:3组患者的基础胰岛素量比例、病程及其餐后2 h C肽水平是与空腹C肽的比值变化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并且, 患者的腰围变化、空腹血糖值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与胰岛素用量呈独立性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 该研究者表示, 在设定患者的胰岛素基础量的同时, 应注意观察患者的腰围变化、空腹血糖值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根据该次的研究可以发现:影响患者胰岛素用量的主要因素有腰围、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超出正常范围、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超出正常范围三方面。腰围的大小代表患者的肥胖程度, 其与患者的胰岛素用量情况呈正相关性;而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与患者的胰岛素用量有密切的关联性。
综上所述, 2型糖尿病患者在采用胰岛素泵的方式进行治疗的同时, 应将其基础-餐前胰岛素剂量的配置比例调为40%:60%, 且密切注意2型糖尿病患者的腰围、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及其糖化血红蛋白值对患者胰岛素用量的影响关系。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治疗的剂量及相关因素。方法 整群选取该院2011年9月—2014年5月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 共180例, 并以此作为该次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所有入选的2型糖尿病患者均实施胰岛素泵的方式进行临床治疗, 在患者机体血糖水平达到正常的范围之内后, 观察所有患者的药物剂量配置状况, 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结果 180例患者的平均胰岛素用量为 (0.79±0.31) U/kg, 而基础-餐前胰岛素剂量的配置比例为40%:60%。其中, 与非中心性肥胖患者的所需胰岛素用量相比, 中心性肥胖患者的所需用量显著较多, 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因此, 影响患者胰岛素用量的主要相关因素为:患者的腰围、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及其糖化血红蛋白值。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在采用胰岛素泵的方式进行治疗的同时, 应将其基础-餐前胰岛素剂量的配置比例调为40%:60%, 且密切注意2型糖尿病患者的腰围、空腹状态下的血糖水平及其糖化血红蛋白值对患者胰岛素用量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2型糖尿病,胰岛素泵,剂量因素,临床分析
参考文献
[1]张秀珍, 姚麟, 邓洪容, 等.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泵基础-餐前剂量配比及其影响因素探讨[J].中华医学杂志, 2014 (31) :2417-2421.
[2]王勇, 李晶晶, 曾刚沂, 等.初诊与非初诊2型糖尿病患者短期胰岛素泵 (CSII) 强化治疗应用的胰岛素剂量比较[J].医学信息, 2011, 24 (5中旬刊) :1738.
[3]尚霞, 唐国斌.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转为多次皮下胰岛素注射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比较及用量探讨[J].中国全科医学, 2011, 14 (35) :4042-4044, 4047.
[4]江芳芳, 胡玲, 王宁, 等.动态血糖监测与胰岛素泵强化降糖治疗在初诊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J].实用临床医学, 2011, 12 (4) :40-41.
[5]邢莉, 申虎威.地特胰岛素加三餐前速效胰岛素与胰岛素泵短期强化治疗对2型糖尿病的疗效比较[J].中国糖尿病杂志, 2012, 20 (2) :126-128.
[6]林建立, 高政南, 程丽静, 等.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的优化方案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糖尿病杂志, 2014, 22 (11) :990-993.
[7]张艳丽, 周成超.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40 (2) :17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