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生态伦理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消费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体现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伦理文化现象。由于人类的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传统的消费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使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消费方式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第一篇：生态伦理论文范文
关于生态伦理及生态伦理分析
摘 要：随着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所能获得的物质也日益多样化。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生态危机已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伦理建设被提上了发展的日程表。本文主要介绍了有关生态伦理产生的原因，生态伦理的迫切性，以及其他关于生态伦理建设的概念、现状等。以期进一步提高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伦理建设的认识。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分析
一、现代生态问题的凸显及生态伦理的兴起
1.现代生态问题的产生及反思：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已予以了较大重视，但是，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我国的环境问题仍较为严峻。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的草地、森林面积持续减少，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20%，草原退化率更是惊人;另外，土地沙化、耕地减少的情况也相当令人担心，我国人口众多，但人均耕种面积远远低于1亩的水准;而从水资源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远远低于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全国性缺水已成为普遍现象;谈到环境，近年来由于大气污染严重而导致“雾霾”时常发生，高浓度、高频率发生的“雾霾”正是我国环境破坏严重的一个写照;而且，在看到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源的持续锐减，矿产资源与能源的供应紧张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这些严峻的环境形势不得不让我们看重生态文明建设，看重生态伦理建设。
2.关于生态问题产生的伦理探析：
在严峻的环境形势下，人们通常将这些生态问题的产生归结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困扰。但在真正探讨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那就应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即改变人们的生态伦理道德认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
3.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在生态危机的哲学认识层面，西方一直有两大基本派别，即人类为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是终极的价值准则，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应该给予以非人形式存在的物体以道德关怀。这两大派别的理论丰富了有关生态伦理建设的思想，将这两种思想综合起来考虑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伴随生态危机的不断加深，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逐渐被确立起来。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建构正是要求对非人物体同样予以道德关怀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道德关系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生态伦理建设的现代价值分析
1.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构建生态伦理建设的直接功能就是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它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人类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2.推动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
生态伦理建设重视对非人物体的道德关怀，那么，这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一贯的消费方式，讲究环保、绿色消费的理念将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日常消费观念当中。同时，可持续、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被实践得更好。
3.环境正义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生态伦理建设对合理分配环境责任与环境利益有很大的作用，只有实现环境正义才能更好地处理环境保护问题。而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公平、正义正是广大社会群众所期望的。唯有公平，唯有正义，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不致偏离了和谐的中心。
三、生态伦理的内涵及理论基础分析
1.关于生态伦理的内涵及重要性分析：
生态伦理的内涵：生态伦理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国民良好的生态伦理素质，让每一个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力争达到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构建生态伦理的重要性：其一，严峻的环境形势是我们加快生态伦理建设步伐的主要动力;因为生态伦理对改观人们的生态观念有极大作用，从而也就对改善严峻的环境形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二，国外的生态伦理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打造一个全面发展的、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也尤其重要;其三，我们只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加强生态伦理是呵护地球家园的重要手段;其四，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完善我国的体系。
2.关于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分析：真正要开展好生态伦理的有关工作，那么，就少不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持。而道德哲学理论支持与哲学理论支持就是生态伦理的有力后盾。道德哲学支持让生态伦理有了思考的视角，有力的内容;哲学支持让生态伦理有了的科学手段。
四、生态伦理的内容及方法途径
1.生态伦理的内容：
生态伦理是基于伦理学的视角来开展相关工作的，它大致包括生态道德观念、生态道德行为规范、生态伦理原则三个宏观内容。具体来讲，生态道德观念应涵括和谐的自然观念、生态系统论的观念、环境责任利益分配、生态伦理意识的经济发展观念等;道德行为规范应涵括科学消费观念、低代价发展观等方面;生态伦理原则应涵括整体性原则、和谐性原则与全面性原则。总之，生态伦理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举措，为此，生态伦理务必理论联系实际，主动借鉴他国经验，规范生态伦理内容。
2.生态伦理的方法途径：
其一，重视课堂理论时间，把握好课堂的教学进度;看重生态伦理的效果评估，科学调整方式;其二，重视课堂思想政治，加强生态伦理意识的灌注，让更多人认识到生态伦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三，加大生态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规范生态伦理的管理，切实落实生态伦理;其四，主动借助现代网络传媒的力量，加大有关生态伦理方面的知识宣传，增强生态伦理的社会影响力。有关生态伦理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对生态伦理方法的完善还需要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从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找方法。
五、结束语：
生态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少不了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伦理又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一大重要举措，上文有关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生态伦理理论建设基础，生态伦理内容、生态伦理的方法途径的探索还不够完美;对这些课题的完善还需要相关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奋斗下，加快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将近在咫尺。(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进珍.论大学的生态伦理策略[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4)
[2] 葛竞天.基于“生态文明”条件下的生态环境及生态伦理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01)
[3] 刘胜蓉，唐善茂.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中纳入生态伦理的必要性[J].科技创业月刊.2008(01)
作者：蒲维民
第二篇：生态消费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消费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体现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伦理文化现象。由于人类的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传统的消费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使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消费方式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改变人类现有的消费方式入手，转变消费模式，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消费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消费伦理
[作者简介]刘志飞(1973－ )，男，江西永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之子课题“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阶段性成果(07&ZD020)；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08ZX13)；江西省软科学课题“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2009DR00800)。
[收稿日期]2010－02－10
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生态伦理学的问题。在生态视阈中，消费文明既是主体文明的显现，又是社会文明的表征，也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人类作为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生态构成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消费必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目前，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安邦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对于消费方式而言，建设生态文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思维方式、新的消费理念和新的实践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文明的重要表现是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改变人类不健康的、非绿色的消费方式，全面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概念，是由生态问题(eeo-problem)或生态危机(eco-crisis)、生态困境(eco-predica-ment)衍生而来的，是专门用来表明人类活动与自然关系的概念，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和工业文明阶段。在原始文明时代，以直接利用自然物为特征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是人们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人们对于自然的基本价值态度是崇拜。在农业文明时代，以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为特征的农耕和畜牧活动，是农业文明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活动的成果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相互配合，因而人类对自然的基本价值态度是敬畏。工业生产(包括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是工业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是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改造和驾驭自然过程，制造出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由于工业生产基本上摆脱了对自然力的依赖，因而征服和占有就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传统的工业文明单纯地把自然界看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只是一味地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忽视了自然资本的亏损以及对自然发展的维护。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向自然吹响进军号角的同时，却也向人类文明敲响了警钟。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第一次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尽管20～21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但同时又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迅猛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二是人口大爆炸，据美国2009年8月12日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11年，世界人口总数将突破70亿，且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仍以每年92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王薇、杨晴川，2009)；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世纪难题”的严峻挑战。正是人类的消费行为对自然产生了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生态环境频频向人类发出警示。可以说，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文明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并持续地向生态系统排放废弃物的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破坏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自然生态的变化均由人类消费行为所致，但是面对全球积重难返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人类的消费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正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人类不良消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态环境，并严重腐蚀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风气，不受限制的消费欲望在逻辑和现实中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峙，并进而导致环境危机和资源枯竭。面对这种挑战，如何看待现有的消费观念及方式，怎样更新消费理念并倡导全新的消费方式，这是关系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其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就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工业文明非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建设生态文明，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转变为手段。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回归与超越。生态文明是人类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克服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缺陷，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具有深远价值意义的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生态消费伦理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生态危机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消费伦理。它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对旧的消费观念的一种批判，是一种建立在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消费伦理，它要求人类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要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陈桂香，2007：32－35)。生态消费伦理是对现代西方消费伦理的超越，是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去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直指未来，从而在更为合理的层面上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消费具有适度性、持续性、全面性、精神消费第一性等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消费也叫适度消费，它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
乃至生存方式等的革命，反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生态消费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道德支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由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决定。其一，生态消费追求绿色、环保、低耗消费，崇尚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因此会直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许每一个消费者的生态消费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地球上近70亿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其累积的生态消费行为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保护作用。其二，生态消费通过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能间接地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由于商品之间的替代性，消费者对于一种消费需要的满足，往往有多种选择途径，既可以选择一种资源消耗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的非环保商品，也可以选择另一种资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无害或者危害较小的环保商品。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显然，如果消费者选择环保商品而排斥非环保商品，这将会引导企业甚至迫使企业减少或停止非环保产品的生产而转向环保产品的生产和清洁生产，这就是消费者“货币选票”的威力。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得好：“市场经济下，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1981：111)因此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消费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
消费方式决定了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消费建立在人类、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它要求人类的消费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它是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一种理性的消费理念。生态消费蕴含着平衡、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之意，是生态文明与道德伦理的双重交融，更加体现了人文关怀意识，有助于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空间，从而营造自然和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由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建立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化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与传统的消费观相比，生态消费是基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等问题的出现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它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接受生态系统对人类消费的约束，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生态消费伦理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正是对生态文明下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反映。生态消费伦理必将导致人类社会走向生态型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们从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因此，对生态消费伦理进行研究也就是探寻一条从消费模式的角度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
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思想)诉求和价值取向问题。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被称为“天人合一”。作为古代思想家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遵循“天人合一”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当然，这一境界的到达，需要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有宽广的胸怀与视野，在不破坏自然、善待自然的同时使之自由发展。西方传统生态哲学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万物是活的”，这是早期西方人看待宇宙的基本眼界。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魏义霞，2002：43)。受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始终把人与自然万物看做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在这种生态文化的自然观中，没有主客二分的观念，它强调人类借神力来弥补自身力量的缺乏，人类对自然之母爱恨交织，畏惧难辨。这种自然观对人类的实践认知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随着牛顿力学的不断发展及其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渗透，对自然进行机械、还原的分析处理成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同时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张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至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且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孕育发展了现代科技。在现代科技的武装之下，现代人日益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上帝；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客体，主体可通过认识客体而操纵与征服客体。在这样的思维框架内，人们无法体认人对自然的责任，无法体认人类也应该做对自然有益的事情，无法界定“自然或自然物的利益”这样的概念。主体、客体被看做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这种思维意味着对主体的高度赞扬和对客体的极度贬抑，意味着自然界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只是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作、处理、统治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无疑，这种价值思维与现代生态伦理学建构格格不入，更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大障碍。
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已有所分析与预见。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已构架了生态文明和生态消费的理论基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1975卷3：926－927)；“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20：373－374)；“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3：508)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实践观包含着浓厚的生态消费意识，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指导与重要资源，给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深深的启示，即对消费异化的扬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引导主体自觉追求生态觉悟，树立生态道德观，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强化生态环境意识，提高爱护、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从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
今天，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正在把全人类的力量整合起来，但这种整体力量也通过工业扩
张，以更强的力度破坏着生态环境。现代性所张扬的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虽因“冷战”的结束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抑制，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非但未得到抑制，反而得到加强。而这种加强了的扩张性和宰制性又随时可以再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消费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有资料显示：“在世界144个国家的排序中，我国的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很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在55位以后。矿产资源中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我国环境问题也十分突出，温室气体排放已是世界第一位，全国酸雨面积扩大，频率增加，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1％，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森林覆盖率经过多年努力才达到18.21％(世界平均为29.6％)，草地退化面积达2／3。”传统的消费模式受资源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当地球资源、能源、淡水都严重短缺，适于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趋紧张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又会一触即发。人类若还一味张扬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就可能自毁于生态灾难和核战争之中。早在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就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1979：292)卡逊在这里所说的舒适的路，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所坚持的无限增长、最后引起生态危机的灾难之路，而她所说的另一条路，则是唯一可选择的保住地球环境的生态文明之路。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第82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地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2001：529)卡逊与汤因比以其远见卓识，从当代生态哲学的“生态圈”的理论高度，再一次提出人类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给人类以深刻的警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短视行为给生态带来极大的危害，人类的消费行为和传统消费模式是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交换系统，任何消费都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要考虑自然的供给能力和承载能力；过度地追求近期目标，满足眼前需要的短视行为使资源逐渐枯竭，子孙后代面临无法发展的窘境。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有人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0％～15％，至于人的身心健康甚至丧生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了。”(尹世杰，2007)因此，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以挥霍资源为特征的消费模式。
生态危机呼唤生态消费思维。理性反思人类消费行为，构建积极的、健康的、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和谐的当代消费伦理，不仅是消费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更需要有主体伦理道德的参与，需要从伦理价值上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识，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作为生态文明孕生的一种根本不同于本体思维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态消费思维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定向，把对局部的思考纳入到对整体的思考之中，遵循着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认知模式，强调世界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方式存在的。因此，从生态思维的视角来审视，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在能动地利用、改造和消费自然的同时，也应该珍惜养育着人类的自然界，自觉地承担起修复、治理、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责任。
三
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它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意义重大，它关系到人类共同的福祉，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构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人类的自我救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如前面所述，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消费模式，其典型特征是“挥霍性、浮华性、铺张性、新奇性，讲体面、讲排场、讲阔气”(刘湘溶，1999：115)。与其相反，生态文明要求的则是有利于人类在自然中不断存在下去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保持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必然要求人们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求把这些关系置于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之中，使发展朝着生态化、人文化方向发展，养成生态化的绿色生存方式，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奠定基础。生态消费伦理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正是对生态文明的反映。生态消费伦理必将导致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走向生态型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们从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态消费模式。我们认为，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必须科学认识消费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社会生产总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环节，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本来是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过程，而生产则为此目的而进行：“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46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要求，消费要和
生产相适应，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基本指导思想。
2、必须正确选择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当前社会上存在高消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原因很复杂，但忽视国情教育，忽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奋斗，后来日子稍微好一些，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上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对于艰苦奋斗，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993：306)江泽民向全党发出了“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决反对奢侈浪费”的号召。他指出：“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上和作风上真正扎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2003：5－6)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已有几十种产品的绝对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是人均占有的产品数量还很低。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没有条件去追求高消费、高耗能的豪华生活方式。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浮逸为耻”的社会道德规范成为构建和谐消费伦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准绳。
3、必须大力加强生态理念教育，提升消费文明意识。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需要通过消费教育对消费理念进行重新塑造，从而促进消费行为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我们要继承我国传统消费理念的合理成分，即以节约为原则，重视精神消费，剔除其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抑制消费尤其是抑制正常物质消费的不合理因素。传统消费理念的精神内核是正确的，对建立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结合国情，借鉴合理因素，克服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的弊端，进行适度、合理、符合节约精神的消费模式的教育和灌输。另一方面，政府应以生态消费伦理观念进行调控规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强调要加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摒弃自然资源取之不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错误认识。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教育对理念的更新十分关键，而理念的更新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又至关重要。消费教育要从小培养，要从娃娃抓起，比如在日本，小孩子从小就在家里和学校学习分类丢垃圾，培养重复利用和回收利用的意识。学校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理念，让孩子接近自然、热爱自然、理解善待地球的重要意义。要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行为得到强化，最终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形成全民参与、文明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人们走上和谐消费的健康之路。要把生态消费的理念植入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观念中，让绿色消费成为消费主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转变，并最终实现生态文明。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前提。
4、必须大力加强促进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大力倡导厉行节约、文明生产，对节约能源和资源的企业及个人予以奖励，对节能降耗的技术、设备、产品予以推广，对达不到标准者予以惩罚。要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项目准入制度，从水、土地、环境等资源方面制定较高标准，满足标准的项目才能上，否则就不准上。要建立落后产品、工艺、设备淘汰制度和重要耗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推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调节消费运行，这对于提升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维护消费安全、构建节约型社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引导消费行为。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行为需要政府的引导，通过制度规范强化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理性消费的目的。在这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回收垃圾运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纽约市率先通过的“退瓶法”，鼓励消费者将空饮料瓶退给商家。据统计显示，1985年纽约有2／3的空饮料瓶被直接送到垃圾场填埋。通过“退瓶法”的实施，到1998年，有80％的啤酒瓶、85％的易拉罐、50％的塑料瓶都实现回收再利用。面对白色污染的挑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2008年6月1日我国“限塑令”的出台，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将无法置身事外，从而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在唤起公民意识的同时，也必将催生一种全新的“绿色生活”理念，扭转被消费主义所左右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树立起个人对环境的道德义务感，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与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关键所在。
5、必须用科技引导合理的生产消费，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向。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不仅要引导合理的生活消费，还要规范生产消费，切实构建保护消费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和节约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就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技术，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引导合理生产消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动力和基础，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一产品一废物一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形成生产生活中的废物生产减量化、废弃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消费，降低消耗、节约资源、提高效益，促进清洁型生产，并充分考虑自然对污染物吸收力的有限性，提倡适度消费和文明消费，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尽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化(余谋昌，1999：231)。用科学技术引导合理的生产消费，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向，使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利益的获取，同时也注重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
四、结语
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还需要有主体伦理道德的参与，更需要从伦理价值上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识，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与消费文明意识。从现实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价值实现方式，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社会效用在于：在以求真为特质的、科技知识型为基础的、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还需要以求善的文明消费伦理价值为其提供正当性的价值辩护，而失却文明消费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不能达到生态文明社会的美好境界。生态文明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亦或是政治文明理性表达的方式上，都体现着生态消费的价值内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且注重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共赢。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权利与自由，也有保护自然的义务与责任：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不能急功近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为此，要建设生态文明，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我们就应该记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金玉良言：一切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是错的(1997：192－197)。如果能恪守这一是非标准，我们就有了生态良知，就实现了“良心的革命”。
责任编辑：王俊(日韦)
作者：刘志飞
第三篇：进化叙事与生态伦理
[摘 要]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本文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关键词]进化叙事;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莱斯利·保罗·蒂勒(Leslie Paul Thiele)，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大陆哲学、环境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译者简介]郑佰青(1980—)，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北京 100029)
Title: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Ethics
Author: Leslie Paul Thiele
Key words: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ecological eth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
“几乎没有任何观念，”一个历史学家如是说，“像自然的‘是’必须成为人类的‘应该’这个信念那样被反复应用。”①在人类自然属性的基石上建立伦理和政治大厦的尝试大致描绘了政治理论化的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脉相承的斯多葛派。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发现物种的进化之后，很多理论家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生活置于正在兴起的进化生物科学之上。在某些交汇之处，科学家操之过急地提出伦理学领域应该“暂时从哲学家的手中移开使其生物学化”②。然而，这种试图把伦理学和生物学挂钩的努力在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后，“一个让人沮丧的记录”却是这个领域“已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①。
至少在一方面，这种边缘化是恰如其分的。所有试图从生物科学导出一种公理性的伦理学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如大卫·休谟的经典论断，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合理地从“是”推断出“应该”②。纯粹描述性的前提不能得出指令性的结论。进化的或生物学的数据并不会对伦理定律的形成有直接和立即的帮助。③这不是说生物事实对道德的理论化不重要。休谟认为，人内在的情感驱使我们向往道德的生活。然而，不管眼前的事实如何，孤立无援的理性之舟无力带我们驶入道德王国。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休谟坚持认为，理性首先必须被性情和情感点燃。
有人认为，按道义行事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如果内在情感促使我们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如照顾后代)，那么对自然欲望的描述可能会产生道德义务的指令。因此，“是”和“应该”之间的裂缝可能得以弥合。这种说法的争议性在于，那些不按道义行事(例如，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人也是出于自然欲望。在这方面，说(道德)欲望是自然的，纯粹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表现的是道德欲望。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可能推动物种永存的普遍行为倾向。对普遍行为方式的描述不能产生明显的道德暗示。④
从“是”到“应该”的道路不仅已被逻辑和方法论障碍所封锁，而且被意识形态障碍所阻断。回顾“优胜劣汰”概念引出的政治用途，批评家提出，将进化思想引入道德话语会指向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⑤然而，如乔姆斯基认为，那些将文化决定论取代对人性的生物学叙事的人也会让他们自己面临类似的责难。
无论由人类支配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或是文化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不能被跨越。尽管如此，一个令人满意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必须评估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物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本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评估。我的意图决然不在于构建一个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戒律。相反，我考察进化生物学作为一种叙事背景的潜力，以启发道德推理和促进一定道德情感的培养。反过来，我将探讨进化生物学如何可能使生态伦理观合理化。
二
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了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我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让我们以进化生物学的核心法则来开始：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以成功繁殖而著称，后者往往被理解为繁殖尽可能多的能生育的后代。然而，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遵循这一进化生物学规则可能会预示一场灾难。自然往往选择那些抑制其自身繁殖的物种。
人类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态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人类迅速增长的保护或破坏区域和全球范围环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缩减的人口增长可能被预见为不可持续性的和危险的。生态灾难也是由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产生过多的有毒物质和废物所招致。
可持续性指的是一种做法、关系或过程可以被无限制开展的能力，并且总的来说不损害环境条件自身的生存能力。可持续性最易用否定的方式进行界定。例如，吃掉你的玉米种子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使环境退化到降低这一代或后代生活质量的地步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表土或淡水，不应超过它们的自然恢复率。那些因为我们的使用而不可挽回地减少的资源——即所有提取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物和化石燃料——应该只以这样的速度消耗，即在被利用的资源几乎耗尽之前可能预料到会发现或发展可行的替代品。如果天然资源没有可以想象的替代品，如动植物物种，则必须确保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耗尽或破坏。可持续地生活也需要克制生产那些有害影响或副作用会达到有害水平的东西。废物、污染、人口和商业发展不应超过环境吸收或容纳它们的能力，同时又没有降低环境赋予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
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物种发展的至点，在这个点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人类生产的加速增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态系统的灾难。我们的绝对数量，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我们产生的过多有毒物质和废料正日益破坏生物圈支撑生活网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到达了一个至点，在这个点上，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经济的道德观念的传播，可能通过规范它们的成长来保存我们的基因库和我们的文明。
道德观念必须像基因一样传播，不然就会消亡。指向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在这方面是“自私的”，其程度不亚于指向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然而，两者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破坏环境条件自身长期的生存能力。它不能被无限期地成功采纳，它的适用性是受时间限制的。相比之下，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可以无止境地传播而不会带来人口过度膨胀的灾难性后果。它的适用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根据定义，它不能超过其环境的承受能力。自然和社会历史都赋予我们期待发展可持续性道德观念的理由。
大部分伦理传统聚焦于道德关怀在空间的延伸。个体被告诫不仅要考虑和关注自我，而且也要考虑和关注家庭和部落、邻居和同胞，偶尔也包括全人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指出，指导个人行动的准则必须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当它们在空间中无限延伸时必须是可行的。边沁的结果论伦理，虽然传统上与康德的道义论推理相对立，却也根据其空间延伸的能力来规范行动。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推理，是产生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责任意识构成原动力。反过来说，伦理的金科玉律，其变体在大多数道德传统中可以发现，只不过是应采取行动的方式，如果在空间中互惠时，应得到自己的认可。
虽然伦理传统长久以来基本关注于道德行为在空间中的延伸，但一直还有一个与此类似却不那么显著的关注是道德行为在时间中的延伸。从生物学上来说，这种关注的发展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人类作为动物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他在延伸的时间维度内自觉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大多数动物是按照当前所感受的需求和感知的环境来行动。可以预见潜在环境的动物这样做，通常只是根据当前经历的需要。只有人类才能经常感知当前的环境并预见潜在的环境，同时着眼当前与预期的需要。“对人类起决定性作用的进化步骤，”生物学家表示，“在于‘时间表征’”。①
人类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要求是为维护跨越时间的价值而专门制定的。法院裁决赔偿受害者损失的未来收益或快乐，以及过去的损失或痛苦。法律不仅禁止犯罪本身，而且禁止作案阴谋。道德禁令通常涉及我们的行为在时间中延伸的影响。总之，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人类复杂的时间表征能力的基础之上。
就像亲情的纽带会随着与亲友距离的增加而削弱，道德禁令的力量也会随着与当前这一代距离的增加而消散。时间中的道德延伸比空间中的道德延伸更加脆弱，因为互惠的利他主义的潜力不存在于前者。延伸到当代的非亲属的道德行为可能始终会以某种方式反馈，但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几代之后的后裔将没有机会反馈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
诗人约翰·特兰波曾提出著名的疑问，我们是否欠后人什么，并进而反问到：“后人何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呢?”从生物学上来说，我们在时间中前进得越远，后人为我们做的就越少。当我们的基因分散在几代以后，我们与后代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纽带会大大削弱。如果基因遗传的法则占主导地位，只有一半人可能会为其下一代牺牲自己或自己的利益。鉴于这种等比级数，我们拥有的与我们的曾孙的曾孙的曾孙相同的基因将不会比我们与居住在地球另一端完全陌生的人所共有的基因更多。
关于道德关怀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悲观主义似乎有其生物学原因。虽然“纯粹的利他主义”确实是可能的，但人们可能会同意加勒特·哈丁的观点，他认为这只有“在小规模、在短期内、在某些情况下、在小而亲密的群体内部”才有可能出现。②确实，纯粹的利他主义将始终保持一种严格受限制的现象。然而，通过促进恰当的文化道德观念，我们对时间上和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人的关怀可能会增长。休谟指出，同情会因距离而消弭;但同情不是人类灵魂中独立的情感，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道德原则，至少是潜在的以及作为一种设计中的问题，能保持其距离效力。对于道德关怀延伸的支持也可能在富有远见的理性思想中被发现，它不仅预见了善行的回报，而且评估了当前相互依存关系的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天生具有同情心一样，道德原则和富有远见的理性可能会促进对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人类的关怀。进化叙事表明，培养这种道德和理性与繁衍基因的本能驱使一样地“自然”——一样地必要。
生态学涉及研究生物群体内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学本质上是与可持续性相关联的。这两个关注点密不可分。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经时间历练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所构成。由于生态学关注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它被证明对于道德的形成具有高度责任。伦理学可能被定义为产生于并维持某些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系统。“所有演变至今的伦理学都取决于一个单一前提，”生态学家奥尔多·李奥波德用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写到，“即个体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构成的群体的一员。”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这种伦理“把群体的疆界扩大，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总的来说：土地”。③在利奥波德的带领下，大部分生态伦理学都试图努力扩大我们的群体概念，将区域生态系统，乃至全球生物圈包括在内。这种广泛的社会意义是经由多渠道而实现的，包括通过培养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情心，强调用理性来关怀维系我们生命的生物网，并通过促进道德原则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向土地—群体的延伸是“一种进化的可能性和生态的必要性”。①
激发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群体观念是所有生态伦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我绝没有想贬低其重要性。然而，此时此刻我关注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我已经表示，这种关怀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即任何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在进化叙事中找到理论支持。这种叙事表明，人类的相互依存不只是遗传的，也是文化的。我们这一代人依赖下一代来继续开展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创造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继续开展并变革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遗产。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后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后人给了我们一种基因和文化的不朽形式。目前，这两种不朽的形式都受到人口过度膨胀、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有毒物质和废物的过度生成的威胁。鉴于这一事实，很明显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生态伦理观，普及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念成为一个确保我们基因和文化的不朽的必要手段。生存——从长远来看我们唯一可获得的生存——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当今世界，进化的合适度和环境的可持续经济与生活方式相对应。
展现生态伦理的功利效益可能看似有损其道德地位。如果我们努力倡导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不朽，那么这也许不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然而，道德并非完全地甚至是主要地在于(自我牺牲式的)利他主义。道德实践不要求自我价值低于他人价值。相反，它要求将他人与自我一道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综合部分。道德主要是我们肩负的对社会的义务。
当维持一个自然和社会群体变成一种责任，并且居住在一个可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群体成为一种权利时，生态就成为一种伦理。生态伦理表明，只有当传统的获取人类不朽的手段——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被富有远见地克制时，长久以来人类不朽的目标才可以实现。一种生态伦理的核心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关怀，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以及遥远的邻居和后代的生活和生存不受破坏。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伦理具有一个美妙的对称性。通过培养其道德观念，我们为自己的遗传、文化生存和蓬勃发展维持必要的环境条件。然而，这样一种伦理在实践中必须与任何试图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所有进退两难的局面和妥协进行磋商。
一种生态伦理不能从任何事实中进行逻辑推导，但是坚持生态伦理的情感与理智可以进行系统的培养。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个进化叙事是培养这样的情感与理智的很好手段。安东尼·昆顿写道：“进化道德主义者的伟大美德，是他们善于务实思考的作风，这与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契合的。”②进化叙事教导我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和人类学习的能力与责任。进化叙事也许是唯一范围足够宏大、事实足够强劲、比喻足够丰富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
仅仅因为进化叙事被需要用来培养一种生态伦理，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被接受。进化科学并没有大受欢迎，事实上，只有令人惊讶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即低于某些统计数字的一半人，相信人类是猿的后裔。当然，其他叙事捕获了更多大众的心灵和头脑。例如，宗教叙事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受众——尽管尼采已宣布上帝之死，后现代主义已经兴起。
有人认为，传统的宗教叙事从生态角度看是有害的。①有些也许的确是，然而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一般被证明有利于环境关怀。②在过去20年中，许多有组织的宗教已经改写了自己的叙事来支持生态价值。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罗马天主教应该知道，“缺乏对自然必要的尊重”和“对她的资源的无序开采”已经造成生态危机。④教皇也承认，人类物种的进化是一个科学事实。⑤因此，进化生物学叙事有可能被论及人类对地球的服务责任的宗教叙事所补充。例如，E.O.威尔逊的理论，即人类已经被进化地赋予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或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可能会被应用以配合尊崇创世的宗教诫命。⑥就像一位英国国教牧师在论及创世记书时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成倍繁衍。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现在是时候把重心放在第二个创世故事”。⑦
保护大自然“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愿望，拉里·安特认为，可能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史。“因为人类对理解的求知欲望，可以在把自然世界感知为一个复杂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因为人类对群体的伦理欲望，可以在尊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因为人类对美的审美欲望，可以在惊叹自然世界如宇宙戏剧的过程中获得满足。”⑧当然，人类也可以在统治以及粉碎性地破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面对传统叙事的日益失效，托马斯·贝瑞神父指出，进化史诗很可能是今天教育、医治、引导和管教人类最急需的故事。
三
关注自然—文化关系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排斥我所做的努力来突显社会学习的机遇以及我们的道德宇宙的延伸。
在这场自然主义者与文化主义者之间久远的辩论中，德尔·泰森和他的许多同事和对手一样，采取了不必要的强硬路线。这是有争议性的和误导性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自从我们的祖先狩猎猛犸象、追捕剑齿虎以来，人类基因和心理构成变化不大;问题是，我们的更新世(pleistocene)祖先已经具备所需的心智可塑性以期在伦理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只是，当时缺少一种充分的培育文化，那只不过需要时间。
从这个角度看智人进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成在未来的100、1000或10000年内将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我们的内在驱动力可能会变化很小。然而，我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在正在进行的发展中已经发挥的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可能学着在进化叙事中更明智地和更自觉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就是说，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潜力和限制。
进化史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物种的墓地。无数适者生存的物种繁衍兴旺了无数个年代，却最终因为环境条件变化的速度比它们自己能够适应改变的速度更快而遭到灭绝。自然选择那些最能改变自身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物种的生存。今天，成功的人类适应需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以及传播推广这种做法的道德观念。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倡导和坚持可持续发展伦理而忽略短期的自身利益?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抵制一种显著的消费文化，并且这种显著的消费文化植根于诱人的经济无限增长的宏大叙事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在需求迫切的时代，期望人的行为考虑长远的、全球性的生态关怀是无可救药的天真行为。
显然，一个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成败取决于观点的激进转变。我相信进化史诗有利于这种转变。从进化生物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异常宽广的优势地位来看，狭隘的利己主义才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就算是通过最精心计算的、利己的努力，我们的身体终将在数十年内死亡，我们的基因也会在几个世纪内消散成为无法识别的混合物。面对浩瀚的进化空间和时间，个体分散的生物学的和经济的成功表现出可笑的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我们传播的道德观念可能会以惊人的保真度延续千年。特别是生态道德观念是被设计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能力的物质条件，从而允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止境的自我复制。鉴于此，宣传促进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确实成为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进化叙事太让人望而生畏。它确实揭示了在宏大的编年史中人类发挥的或可以发挥的非常小的作用。或许，在如此繁多的流离失所的星尘之中找寻我们的处所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我们知道，地球本身终有一天会被太阳所吞没。尽管道德观念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的地球终将面临火热的死亡，这肯定是悲剧性的。然而古希腊人认为，悲剧可以通过其叙事的吸引力来补偿生活。像所有的悲剧故事一样，进化叙事培育智慧，也就是说，对人类生存条件不可避免地局限地审慎地理解和无怨无恨地接受。智慧教导克制。学习关于人类努力的适当限制的故事，以及关于不明智地否认这些限制的狂妄自大的危险，对于任何道德教育都是核心所在。在一个生态时代，这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在时间和空间的海洋中，人类已经发展了复杂的头脑来加快学习并索求意义。人类存在于自我反思的生物诫命之下。因此，我们对自己讲述一些故事会使我们的旅程富有意义——不管这些旅程可能会多么转瞬即逝和变幻无常。进化叙事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宏大的非目的论的(nonteleological)故事。我们为道德教育引入进化叙事是恰当的。在一个生态时代，从“是”到“应该”的跨度最好由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伦理的进化论观点来跨越。生态伦理使我们置身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生物关系之中，并规定行为以维持这一生活网络。这样一种伦理培育的智慧可能会被预测为进化史诗主题的高潮。[本文原载《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999年第1期，首次以中文形式刊发于本刊。]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美]莱斯利.保罗.蒂勒文 郑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