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爱岗敬业作为一种修身

将爱岗敬业作为一种修身（精选4篇）

将爱岗敬业作为一种修身 第1篇

将爱岗敬业作为一种修身

为积极响应公司工会开展的“读一本好书，写一篇心得”活动，我选择阅读了《让爱岗敬业成为一种习惯》。心得如下：

一、爱岗敬业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必修课

爱岗敬业换种说法，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这是在街头巷尾老百姓口中常常说道的，历来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修身的一部分。

第一，爱岗敬业历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一种精神。早在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为报答“三顾茅庐”之恩，励志跟随刘备开天辟地，献出“隆中对策”、促成“赤壁之战”、接受“白帝城托孤”、兑现“南征北战”、最后“病逝五丈原”，其一生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爱岗敬业的一种伟大精神表现，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历史长河中不断呈现，总是那么闪闪发光。

第二、爱岗敬业是一种大局意识的实际表现。中国社会历来讲究大局观念，“大河无水小河干,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说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企业发展的一种需要，作为员工最具体的大局意识表现就是，立足自身的岗位，把它干漂亮、干出特点、干出成绩来。

第三、爱岗敬业是体现个人价值的最直接方式。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热衷创新，注重质量等等，正是这些敬业的理念，成就了苹果公司，成就了他非凡的一生，比尔盖茨这样肯定 “很少有人对世界产生像乔布斯那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正是这种爱岗敬业的品质成就了他的价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伟人一样闪闪发光，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其价值可追寻，最直接的方式仍然是爱岗敬业。

二、爱岗敬业必须融入到实际的工作中

一个企业的发展需有每位员工的贡献，而员工需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恪敬职守、爱岗敬业，把工作踏踏实实、不折不扣的完成。

第一、从心做起，真正做到爱岗又敬业。有这么一个故事洞房花烛夜，亲娘羞答答手指地对新郎说，“看老鼠在吃你家大米”，第二天早上新娘再次看见老鼠，一声怒吼：该死的老鼠，竟敢偷吃老娘家的大米。这个故事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我们的心真正过门了吗？我们既然选定了这份工作，就不应该用嘲笑、牢骚、忿然、指责的方式来对待工作，而应该以主人的心态来了解并积极地去改变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真正做到入门爱行。

第二、全力以赴、铸练自己的能力。另说一个故事，猎人带狗打猎，击中一只兔子，受伤的兔子拼命的奔跑，猎狗追赶，可是兔子跑不见了。猎人骂狗，狗不服气“我已尽力了”，而兔子回到洞中，它的兄弟们很惊讶，兔子说，“狗是尽力而为，我是全力以赴，它没有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若不全力地跑我就没命了！”我们每个人都应有危机意识，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激发出自己的更多潜能，不要借口，只有这样才能练就一身本事，才能在公司有所作为。

第三、勇担责任，乐于贡献，为公司注入一份力量。再说一个故事，一队商人在沙漠中行走，突然空中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抓一把沙砾放在口袋里吧，它会成为金子。”有人不屑一顾；有人半信半疑，抓了一把；有人全信，尽力抓了一袋，这样，没带沙砾的走得很轻松，带了的走得很沉重。走出沙漠后，抓了沙砾的人欣喜的发现，粗糙沉重的沙砾果真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时间、责任就像地上的沙砾，唯有紧紧抓住时间、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将这些普通粗糙的沙砾变成可贵的金子。

三、快乐工作，提升爱岗敬业的能力

人的一生无非在做两件事，工作和生活，有了工作才能更好的生活，幸福指数的高低与工作密不可分，而习惯于专注工作、快乐工作的人，其人生的收获是最大的。

第一、保持积极的心态，做出有味道的工作。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保持积极乐观都是有益无害的，每项工作唯有热忱、执著才能出色完成，旅店帝王希尔顿，曾指出“热忱是完成任何一件事必不可少的条件。或许你确有才华，但才华也必须借助热忱的精神，才能发挥尽至。热忱是一种无穷的动力”。工作中务必要养成积极、豁达、乐观的心态，拼弃“抱怨、埋怨、不作为”的恶习。

第二、精益求精的作风，把每一项工作艺术化。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在做每一份工作中，都不放过任何细节，苹果公司的“出售梦想而非产品，苹果打动消费者的不是其生产的产品本身，而是这些产品所代表的具体涵义。”正是这种精益求精，把工作艺术化的工作作风，成就他们非凡的业绩，也成就了乔布斯卓越的一生。

第三、空杯心态，不断挖掘个人潜力。据说，人类拥有巨大的潜力，普通人开发大脑潜能10% 世界上最聪明的爱因斯坦大脑也仅开发了30%，唯有用空杯心态，立足自我，莫要居功自傲，要懂得功成身退，每个时段都有每个时段不同的工作要求，都是崭新的开始。就如尔顿劝人们不要老是悔恨从前的过失，也不要老是渴望再现过去的辉煌，这等于是把自己捆绑在过去的记忆中。昨日已去，如何从昨日的过错中吸取教训才是智慧之举。

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每个岗位都是平凡的，只有热爱它，才能让你有所作为，体现你的价值所在，也才能让你的人生闪耀光芒，让爱岗敬业成为一种习惯，把它当一种修身，做一个有品质的人。

将爱岗敬业作为一种修身 第2篇

爱岗敬业作为一种精神与同煤精神的理念是完全相符的，是我们同煤人形象标准中的一项重要指标。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看到这样那样寻找借口的人和事，比如不能做某件事情或者做不好某件事情的种种理由，抱怨“制度不行”、“政策不好”、“领导不关心”、“环境不利”，以及“同事不帮忙”、“群众太落后”、“我已经尽力了”等借口；事情做砸了有借口，任务没完成有借口，只要有心去找，借口无处不在。实际上，借口就是敷衍别人、原谅自己、掩饰弱点、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这样做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过失掩饰起来，把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单位或者他人；他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为自己的不努力寻找合适的借口，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责任，也有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急功近利，拈轻怕重，不愿从小事做起，不能通过小事来历练自己的心境，沉淀自己的情绪，却以频繁跳槽为能事。显然，这些人无疑是缺少了干好一份工作所必不可缺的条件——我们同煤人形象的具体表现之一，敬业精神。

所以我们提倡爱岗敬业因为爱岗敬业本就是我们同煤人形象的一个指向标。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德在才，且以德为先，德之不存，才从何而来。”所以爱岗敬业作为一项道德指标，作为一个衡量其人思想品质的风向标，时刻提醒着我们同煤人，想要体现出我们同煤人的形象，首先就要把爱岗敬业作为我们的精神基础。

爱岗敬业是什么？和同煤人形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其一，爱岗敬业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其具体表现为尽职尽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善始善终。我们同煤人展现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就是如此，我们煤矿职工热爱自己的工作，能在现实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价值，总是会精心去完成煤矿给我们下达的每一项工作任务。这正是同煤人形象与爱岗敬业精神完美契合的佐证。

其二，爱岗敬业就是忠诚于自己的工作。忠诚体现在工作主动、责任心强，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养成自觉主动工作的习惯，要把个人利益统一到企业利益、集体利益上来，以主人翁的姿态，将身心彻底融入到工作，处处为工作着想，事事从企业利益出发，更加勤奋、更加努力，积极主动地干好自己的工作。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曾说过“不要问美国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做了什么?”是的，不要问企业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自己的企业做了什么？只有将同煤视为己有，并尽职尽责完成工作的同煤人，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同煤人。反之，轻视自己的职业，有着过多的抱怨和消极的心态，将会厌恶现有工作，不思进取，工作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又怎能体现出同煤人的形象呢。只有忠于自己的工作，与同事们同舟共济，共赴艰难，才会真正使我们的同煤人形象得以真正体现。

其三，爱岗敬业就是完善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是一个人，必须每天要做要完成的基本工作和任务，是体现同煤人形象的一个基础。如果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做不了、做不完善是不能体现出我们同煤人形象的。所以只有把爱岗敬业这一精神倍加珍惜、爱护，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同煤人的形象体现出来。歌德曾经说过：“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增加价值。”其实，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可以说也是为社会，为同煤做了一件大好事，并给同煤人形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认为，爱岗敬业就是要对工作充满热情，这是发扬同煤人形象的前提。罗宾斯说，我们欣赏那些对工作充满满腔热情的人，欣赏那些将工作中奋斗、拼搏看作人生的快乐和荣耀的人。如果你不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你将可能沦为平庸之辈。没有热情，又怎能拥有同煤人那不屈不挠的形象?罗宾斯甚至说，“成功与其说是取决于人的才能，不如说

取决于人的热情”。所以，我们要真真切切的做到爱岗敬业才能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我们同煤人的形象。

爱岗敬业精神在我们身边就有数不清的例子。就拿我们单位来说，我们单位是厂上的一线单位，任务重，工作环境艰苦。原装车队队长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吴佳文同志，在担任装车队队长的日子里，因为工作需要，一个月也回不了几次家，经常连班，吃住都在单位。那时候装车队的员工们开玩笑说：“吴队，这装车队成了你的家了吧！”他总是笑着说：“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家！”现在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彻底住在了单位。前几天，他因为劳累嗓子疼，而且有点高烧，单位的人们都劝着让他去医院看看，可是他说什么都不去，只是说：“没事，就是有点感冒，挂个瓶子，输点液就好了，一会还得给大家开个会。”结果，他不顾身体不适，边输液边开会，硬是没去医院。这种例子在我们同煤人身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不就是我们同煤人形象的具体表现吗？

爱岗敬业更是一种同煤人精神境界的体现。有句广告说得好：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当我们将爱岗敬业当作同煤人形象的一种境界时，我们就会在工作上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奉献，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责任，少一些懒惰，多一些上进心；有了这种境界，我们就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形象，并抱着知足、感恩、努力的态度，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第3篇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问者：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前写过一篇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的文章，其中说“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您能给我们谈谈阅读为什么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以及二者是如何结合的吗？

答者：常常有人问我，业余的时间做什么，有什么乐趣，我的回答是“读书”。在我看来，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爱好，或者说乐趣。在读书中能找到乐趣，你会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找不到乐趣，只能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或者是手段。有些人读书是阶段性的，有些人是一辈子的事。能读一辈子，通常是因为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专业性读书和趣味性读书是有差异的，但即使是专业性读书，也有不同的情况。如为一个固定目标——写论文、出版著作——而读书，或者纯粹为了求知而读书。前一个带有功利性质，后一个则把获得了知识当作乐趣。为求知而阅读的书可能跟你的专业无关，就是我常说的“amateur”，即业余的阅读，这样生活才会丰富。要是每天都想着作论文，那样的学术生涯特别枯燥。有许多人书读得不错，但最后成了一个书呆子;有人则能在做好专业的同时让生活有乐趣，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某一个具体目标的手段，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又不是，它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生的、理想的或审美的方式。这样手段和目的就能结合在一起。

问者：请谈谈您的学生时代，是如何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

答者：我的学生时代很复杂，初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除了背“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以外，基本无书可读。后来下乡将近八年，中间念了两年高中，其他时间当中小学老师。我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在乡下的阅读其实得益于家中收藏的大量书籍。像北大的王瑶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的著作，还有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我大学以前读的。但我的知识结构也有偏颇，因为家里的藏书多是中国文史类，而外国的比较少。我后来成为中文系教授，和父亲的藏书有直接的关系。我在乡下插队，根本不可能有图书馆，我任教的小学一共只有两柜书，而且是刚买的，所以只能靠家里的藏书。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下乡的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小说。而且我在乡下有说书的经历，我们那个农村有三千人吧，过年过节时要给大家娱乐，生产队给我十天的准备，然后讲《水浒传》。在很大的晒谷场上摆了个乒乓球台，上面再放一个书桌，让我坐在上面讲。所以那时我对《水浒传》滚瓜烂熟。后来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红楼梦》，大队书记给我半个月准备，要我再去讲《红楼梦》。我看了三天，然后对他说：“我还是下田劳动吧。”我无法设想自己坐在乒乓球台上对着那么多农民叔叔讲《红楼梦》，如何能让他们听得下来？后来我作文学研究，特别提出要注意叙事的角度和理想的读者。《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不适合拿来说书的。

跟后来的人不同，我们那代人的读书是被打成好几块的。有学校的，家庭的，还有偶然性的读书。现在学生们读的书很可能差不多，但我们受制于家里的藏书，受制于环境，读书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我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书房》，说父亲的书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学术兴趣和未来，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看父亲读什么书，可能比老师讲课更有影响力。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刚写了一篇文章《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我的学生们看了很高兴，说没想到我当年读这些书。因为其中有些书是承传性质的，像《约翰·克里斯多夫》，你们现在可能还在读，但有些已经不会读了，我举的有些例子，他们觉得莫名其妙，比如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奇特的一生》，现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陌生。所以每代人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

另外，读书分为被动和主动，读书的兴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的人觉得读书很苦，但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把读书当成乐趣，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趣味、眼界和方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是生活还是课业，已经很难区分开了。以前有个成语叫“手不释卷”，意思是读书已经成为你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至于最后能不能出成果，不知道。今天我在课上说，我们跟晚清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读书憋不住了才写文章，我们是要写文章，憋不住了才去读书。今人的成果动辄几百万字，古人弄个十万字就了不起了。这是整个社会风气、学术评价、教育体制改变的结果。

事实上，养成阅读兴趣是一辈子的事。养成了，读书便没有苦恼。我不喜欢讲“寒窗苦读”，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而且不必要以“颜如玉”、“黄金屋”来作引诱，何况这些还不一定能有。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能否成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能否获得乐趣有关。

问者：现在中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但又确实需要阅读的陶冶，您能在阅读文本的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答者：课程阅读和课外阅读不太一样，可以互相补充，但又是可以分离的。互相补充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文明所需要一个年轻人承担和接受的东西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必须学习语文、数学、外语。我不喜欢为了鼓励天才儿童而太早偏科，中小学时全面发展很重要，过早专业化是不好的。应该以丰富的心灵来面对人类的各种知识，等到一定阶段再进入专业。现在大家为培养尖子生，为参加各种竞赛，反而把学生给扭曲了。所谓“江郎才尽”不见得是真的“尽”了，很可能是过度开发的结果。早期教育应该慎重，不应从小就带有表演性质，如家长带着孩子给亲朋好友炫耀，给叔叔阿姨表演，这会破坏孩子的趣味，使他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表演。我认为中小学阶段培养一个有修养、有一定知识基础、心灵健康的孩子就可以了。与其在一万人中发现一个天才，还不如让这一万人比较顺利地成长。天才是自然而然冒出来的，不要拔苗助长。

至于阅读文本和方法的问题，我不愿意开一个具体的阅读书目，即使是给大学生，我也不开，原因是兴趣比文本重要。一旦假定有些文本是必读的，给学生划出范围，要么是“大路货”，要么会限制学生的阅读兴趣。以前我也谈了很多阅读方法，但现在不敢谈了。因为方法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情、志趣有关，而且是不断调整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我要强调的是应比较自觉地反省自己的阅读和阅读行为本身。开卷不一定有益，对阅读行为应该经常反省思考，调整阅读策略。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读书方法。“劝学”的故事有激励作用，但真正的治学方法是需要自己来寻找的。

问者：现在有很多中学生迷恋网络文学，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以及中学生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答者：其实我是反对“网络文学”这个词的。有人老是要搞决裂，说网络文学不是文学，我不这样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技术发明都会影响到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写作，与没有网络之前当然是不一样的。我倾向于称其为“网络时代的文学”，意思是它还是文学，只不过存在方式、传播手段等改变了，所以文学的特点也会发生变化。但我不主张把具体的网络手段运用作为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理由。今人的审美趣味和唐朝人、明朝人相比，一定有根本性的变化吗？我看不出来。时代不同了，人们鉴赏美的眼光、风格会发生变化，但并不是说对唐诗我们就不能欣赏了。我承认有些人在网络上写作，但我更承认有人写完以后再上网。写完小说、诗文贴到网上，然后在网上流传，下载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只是一个传播手段，它会影响人的审美和表达，但不会使文学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不是很欣赏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概念的对话。

当然，在网上流传的很多速食的、快餐式的作品与经典文本是有差异的，前者跟现在的生活环境贴近，读起来比较轻松。而经典文本由于时空的阻隔，读起来会有难度。但有个词叫“浅阅读”，网上流传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可以读的，但应该区分两种“读”，鲁迅曾说有些书是属于“随便翻翻”的。我们每天读那么多书，有的是正襟危坐来读，有的是躺在床上读，有的只是吃完饭随便翻翻。有时我们一天只读几行书，有时一天能翻十几本，这是不一样的。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书来读，而是在什么样的书上用多少工夫。有的人只读经典的书，比如有国外学者说不读一百年内的书，意思是要经过时光淘洗，只有经典他才读。这样的人性格容易孤僻，因为只读经典是很难和现实人生发生关系的。所以我说既读经典，也读日常流行的读物。假定中国有十部经典，而你只读这十部，其他都不懂，那你就相当于生活在保温瓶里，没有接触现实人生的经验和能力。不懂论语孟子是知识缺陷，不懂当代文化也同样是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分配时间，要以不同的眼光、心态来对待不同的阅读对象。读有的书可能要焚香静坐——焚香不是一个姿态，而是要你沉下心来，进入古典的语境。这种仪式为的是让你暂时脱离喧嚣的世界，跟两百甚至两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另外一种阅读是你在坐地铁时，或者饭后随便翻翻，甚至放在厕所里。总之，我希望在注重经典阅读的同时，不要完全排斥日常的读本，假如处理好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现在大家都强调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不是为了造就几个假古董。如果没有今天的生活经验作为依托，就没办法很好地理解古人。同时，如果完全沉迷于网络或八卦，那也没意思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地方。

问者：我注意到您在阅读和治学中都非常注重“趣味”，认为“趣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识。请谈谈这种趣味对您的生活和为学的意义。

答者：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正规化的要求，也没有很大的压力，我读书始终很轻松，容易获得趣味。现在竞争过于严苛，反而导致了学生趣味的丧失。乐趣包括阅读的乐趣，也包括从事治学工作以后的研究乐趣。现在很多人考大学时打听什么专业好，其实就是指就业好不好，但就业好不好更多取决于个人。有时热门专业反而不好就业，因为学生太多。对于询问专业的问题，我通常会说，更重要的是选什么学校，因为专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整，何况专业是否合适是和人的性情、能力有关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找到一个心仪的专业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工作就有乐趣。否则白天想着当大官，晚上作古文字研究，这是很痛苦的。

问者：您在论及语文教学的乐趣时，曾提到“经典阅读”和“快乐阅读”两个概念，您能具体阐述一下二者的关系，以及给予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一些建议吗？

答者：经典其实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非本质化的。比如我们今天认为《论语》《孟子》是经典，但五四时期就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关于经典的想象。但总的来说，在整个知识建构中注重经典，这是教育不同于市场之处。有人说学生喜欢什么，就给他读什么，大家高高兴兴，我说不对，教育本身带有强制性，经过好多代人的知识积累，觉得某种知识是必需的，所以教给学生。对于一个中学生，只要他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不合适的。因为处于他的年龄，还无法判断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一代人的教育眼光可能有盲点，比如我们文革时的小学，所有学生都必须背诵老三篇。但教育本身的权威性不能完全否定，虽然这一套制度将来也必须反省。当下的学术潮流将来有一天会进入体制，会改变现在的知识结构，改变课本的编写和课程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假定学生是很有灵性的，但在一定年龄上还没有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把规定的课程传授给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经典阅读大体反映一代人对教育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是经典，所以希望孩子们接受。

从我教书到现在，教育改革有好多反复，其中的一个反复就是，要多大程度切合学生的趣味和日常生活。我始终认为，经典的存在，在语文课本中是必要的，不能完全是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否则两代人之间就没办法衔接了。一代人读三毛，下一代读郭敬明，这是无法衔接的，也不是我们的主流阅读，这是业余的阅读爱好。主流阅读保证了文化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而不是每一代人都举手表态，谁是最有名的作家，我们就来读他。不要小看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一代代人是靠这个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文字感觉、文化修养甚至道德意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作为经典阅读和个人的趣味阅读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更开放和自由。同时中学语文老师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但教授具体课程，而且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趣味，而大学老师对个人的深刻影响反而不如中学老师。

“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追求不假思索的瞬间愉悦，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相反，应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真善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就回到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语文课程标准》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除识字、阅读、写作、交流等能力的培养外，“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这一要求，几乎涵盖了现代人修养的各个方面，如此高度的综合性，使得其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

自古以来，中国人做事，都不满足于纯粹的技术操作，而希望由技至道。讲求技术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此乃中国文化的特色；只是具体阐述时，往往说得过于玄虚，很难真正落实。语文的“工具性”相对好说，经过百年摸索，我们大致明白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你可以批评它太刻板，但确实很有效，具备可操作性。至于“人文性”，真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批评别人的语文教学缺乏“精神性”，这很容易；可如何将“精神性”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则相对要难得多。

我当然明白，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因其同时承载着培养公民道德、树立正确人生观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没错，语文教育与人的精神发展密切相关，但所谓的“教书育人”，不能理解得太狭隘。过于直接的道德说教，过于强烈的伦理诉求，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效果并不好。传统中国，同样强调文学与教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就有很大的不同。套用到语文教学，我更欣赏风流蕴藉的“诗教”。在审美中隐含着道德判断，而不是开口见喉咙，这是语文教学不同于“政治读本”的根本所在。

考虑到中学生接受知识有很多途径，并不单纯依赖语文课，我主张语文教学应该轻装上阵：以审美为中心，不戏说，不媚俗，也不自戴高帽。在我看来，中学生之阅读作品，可以有质疑，有批判，但更应注重“了解之同情”，以及鉴赏中的追摹。现实人生中，确有许多假丑恶，但语文教学更倾向于表彰真善美。与此相联系，在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发现的眼光”为主要目标——知识可以积累，目光及趣味却不见得。而所谓“发现的眼光”，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努力去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好的诗文，兼具“四美”，只是含而不露，需要认真体味，方能有所领悟。至于道德教诲，往往浮在上面，一眼就能看清。

语文教学改革中，存在着很多张力，诸如关注“当下”还是“过去”，注重“思考”还是“记忆”，强调“文言”还是“白话”，突出“知识系统”还是“教学乐趣”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思路，那就是能否将语文教学的重心，从相对朦胧的“人文性”，转换成确凿无疑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对于如此美好的世界，不仅仅是“知道了”，还必须学会欣赏与享受；而这一发现“四美”的过程，“真”、“善”也在其中。

将汉字作为一种文物来解读 第4篇

热词：中国汉字文物 编纂体例 国家出版基金

2015年2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字文物大系》（全15卷）荣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回想起几年来我社的两任社长和编辑团队、各部门同事以及各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心里有许多感慨。

策划缘起与图书定位

《中国汉字文物大系》这套书能最终问世，缘起于我社申报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中国汉字文化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文献资料的状况，而关注考察和利用考古出土的有关器物资料，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我社领导和编辑经过讨论，认为我们有责任出版一部《中国汉字文物大系》，通过对历代各类文物上所见汉字字形作穷尽性的梳理和展示，以呈现汉字的源流和发展演变的轨迹，促进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展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2010年7月，我社为《中国汉字文物大系》项目申报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申报获得通过后，于2011年1月与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签订了出版协议，确定了各卷的作者人选，项目正式启动。我社领导、编辑多次赴上海，与主编刘志基先生及各卷作者深入商讨。经过反复的沟通、讨论，我们对于本书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对于本书的收字原则、资料引用规范和编纂体例等达成了共识。

本书定位：第一部系统收录历代各类文物上所见文字的原始形态，并附具体语境，以全面呈现汉字形义源流和书体发展演变轨迹的实物文字资料整理类大型工具书。

收字原则：第一，除个别字形图片可酌用摹本外，所选字形全部为拓本或照片，以系统呈现历代实物文字的原始形态，尽可能体现汉字形义发展演变轨迹，为文字学研究、汉字应用与教学提供第一手材料；第二，尽量反映字形视觉之美的丰富多样性，为书法创作、欣赏和研究创建一个真实历史字样资源库；第三，努力反映不同断代和种类器物所附着文字的风格特征，为历史、考古研究的某些门类和环节，特别是文物鉴定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物资料。

资料引用规范和编纂体例：所收字形，均给出其所出实物文献载体的名称、著录、时代及相关语段的释文。对于能突出体现文字某种形义变化发展的字形，以按语的形式在相关字形下作简要说明，并在每字各字形收录完毕之后，进行该字源流综述。全书共15卷，前14卷按《说文解字》14卷540部首结构全书正文，拟立字目5000个，收字形图片约5万幅，最后一卷为索引和附录。

突破传统藩篱，编辑“开山之作”

这部书的特色，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

（一）本书首次将汉字作为一种文物进行解读。汉字是唯一一种传承到今天的人类最古老的文字。在目前通行于一般语言交际场合的诸多文字种类之林中，汉字又是唯一一种具有表意特点的文字。延绵数千年的汉字已构成中国人悠久历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化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层次。对于解读中国历史文化而言，汉字之本体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价值。正如陈寅恪所言：“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历史形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文物。本书即是从此观点出发，对汉字的形态、意义、源流演变进行全面的梳理，多角度地展现了汉字作为文物所呈现的形态之美、意义之丰及源流变迁的多样性。

（二）本书从纵、横两个维度呈现了汉字从甲骨文直至楷书定型的形义源流，以及同一断代的不同文物载体上的汉字字形，既可视为一部大字典、一部汉字发展史，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又是一部从殷商至唐代的字帖大全，是不可多得的临摹范本集成。

（三）本书着力突破传统“字汇”“文字编”的藩篱：所呈现之字形多出于今人摹写，容易丢失诸多原始信息；它们或是断代字编（如《战国文字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或是专类字编（如《甲骨文编》《金文编》），所呈现的汉字资料不能贯通，无法反映汉字发展史长河的全部面貌；信息不全，只给字形而不附其所出文例，文字语境的缺失每每会模糊文字本体的面貌。本书融字形、释文、源流说解于一体的编纂体例，给出了各个研究领域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应具备的各种信息，其作用是此前各种断代性、专类性的文字编所不具备的。

我们要编的，就是这么一部“开山之作”。

统一编纂体例，克服排版困难

由于我此前一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CSSCI来源集刊”《中国文字研究》的责任编辑，与本书的各位作者很熟悉，对于编文字学图书也有经验，社领导指定由我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能负责这么重要的一套大书，我的心情既振奋又紧张，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套书在排版、编纂、编辑等方面都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困难。

在作者交稿前，考虑到本书采用了大量外挂字库，常用的排版软件恐怕难以应付，我提前安排排版人员用样稿进行实验。果然，不管使用哪一种排版软件，要么无法避免乱码的产生，要么达不到美编设计的排版效果。最后排版人员经过数月的反复摸索，尝试了各种软件，才找到了一种通常用于封面设计的软件，它可以完美地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但它会使得排版的时间成倍地增加，也给排版人员的改校样工作带来不少风险。也就是说，编辑必须在排版前，在电子文本中尽可能地把书稿里的错误全部改定，特别是数万个使用外挂字库的文字。

编纂方面的困难在于，按照最终确定的编纂体例所要求的标准，本书引用材料之广、参阅论著之多、厘清理论之繁，都远远超出了各卷作者与选题设计者的想象。另外，本书的编写，仰赖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用二十年时间开发、完善的从殷商甲骨文到中古唐宋楷书的十几种各阶段汉字数据库，而作者们每分析一个字目时都往往要从十多种数据库中调取资料，其耗时费力可想而知。加之作者们在编纂此书的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导致作者往往不能如期交稿。而在作者陆续交稿后，通过对照原始资料仔细核对图片与释文，我发现书稿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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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中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作者使用的数据库有关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书中的字形图片及相关资料均出自作者们开发的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在建立时由于扫描、截图、释读、造字、编制外挂字库等工作极为烦琐，难免有一些图片的出处或释文出错，或是一些字形图片与所出释文不相匹配。作者们在平时的教学研究中可以慢慢地发现并纠正数据库中的错误，但在出版物中出现这些错误是不允许的。我在审读某卷书稿时，通过核对原始资料，发现书稿中上百条秦简的简号其实只是数据库中使用的原始序号，而作者由于研究领域所限而未能及时发现。

（二）书稿中，配合作者所用数据库的外挂字库共有28种（甲骨文7种，金文3种，古陶文3种，玺印文2种，货币文2种，楚简5种，秦简2种，其他古文字4种），这些外挂字库使得书中的释文能精确反映古文字的“隶古定”字形，但如果作者误操作或者一时疏忽（如将某种甲骨文字库误设为另一种甲骨文字库），该字就会变成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字，这种差错往往是校对人员难以发现的。

（三）还有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图片质量问题。书中近5万幅反映汉字原始字形的拓片和照片可说是本书的主体，我们在设计版式时就专门把图片尽量放大，以使这些精美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细节纤毫毕现，可以作为书法爱好者临摹用的字帖。然而，作者所使用数据库中的字形图片大多像素较低，只能满足电脑阅读，与出版要求相去甚远，试印刷后存在严重的模糊、锯齿现象。而要全面更新数据库中的图片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作，虽然有一些作者曾委派其学生用清晰的版本更换模糊图片，但在更换过程中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差错。

认真履行编辑职责，补漏勘误保证质量

除以上与数据库有关的问题外，另一类问题就是由于本书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一些作者并未真正理解本书的编纂意图，在字形的选用、释读和按语、源流综述的写作上存在一些偏差，比如有些字目下缺少必要的断代字形，有时同一个古文字形被释读为不同的字目，或是源流综述离开书中所收字形泛泛而谈。经过与主编刘志基先生沟通，刘志基先生付出极大的精力对各卷书稿逐条认真审读，补漏勘误，并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最后作者们都非常认真地作了修改，有数部书稿做了较大幅度的退修，有的还经过了两轮修改，有效地保证了学术质量。

至于与数据库有关的问题，为确保图书质量，我决定自己动手，逐条核对图片出处与释文，并更换书中不清楚的图片。我从作者处和其他渠道搜集了数百种清晰度高的图片资料，在整整两年的编辑过程中，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中，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几个小时。在编辑工作最繁重的时候，社领导果断决定加强力量，聘任文字学专业人员担任责编的助手。我和后来加入本书编辑工作的同事李小希密切配合，认真梳理每个字目的脉络，对照原始资料逐条核对了几乎全部图片的出处及释文，共替换了3万余幅字形图片。在更换某个字形比如某个金文时，我首先要根据书稿中给出的青铜器名称和著录号，找到这件青铜器的铭文，再根据书稿中给出的释文找到铭文中的这句话，最后再找到这个字形，与原稿中的字形图片比对无误后再予更换。在这个过程中，我等于是核对了原稿中关于这个字形所出器物的名称、著录号、时代、释文等全部资料，能及时发现问题。这使得更换图片这个原本费时费力的“机械劳动”变成了一种充满成就感的创造性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对书稿和各种原始资料也越来越熟悉，对于一些书稿中缺失必要断代字形资料或误收字形等问题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与作者们紧密联系并取得认可，我为各卷书稿共增补了数百个字形图片。

主编刘志基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对编辑团队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本书的编辑团队“不但细心负责地完成职责之内的事情，编辑职责以外的事也没少做，比如逐个核对引文的出处与编号，替换清晰度不理想的图片，乃至根据书稿中的某种线索增补若干字形等。严格讲起来，此类工作本当由编著者承担，然而，为保证编纂进度与编纂质量，这些他们都担当了”。

回想那两年紧张忙碌的日子，虽然我们在项目运行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们最终克服了困难，并在大型文字学图书的编纂、编辑、排版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有信心今后在出版此类图书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为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系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