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模式论文范文

婚恋模式论文范文（精选12篇）

婚恋模式论文 第1篇

随着人民群众对于娱乐要求的逐步提升,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类型也逐步丰富起来,以《非诚勿扰》和《我们约会吧》为代表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已经成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之一。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抓住观众的心,各个卫视也在不断尝试更新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表现形式。例如,浙江卫视推出的《为爱向前冲》等节目,这些节目在形式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充分地满足观众对于新奇的收视感觉的追求。

由于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范围面很广,如果制作方在进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制作和宣传的过程中,不能够很好把握住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价值取向,就很有可能给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带来很大的争议(例如,《非诚勿扰》中的“拜金女事件”“闫凤娇事件”等),进而给社会范围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广电总局对于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把关力度也逐步提升。综合起来看,电视婚恋交友节目虽然有着很高的人气基础,但是,在进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价值取向把关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开展对于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正面作用。

2 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模式探究

根据对现有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模式的总结分析研究,可以看出,现有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传播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最普遍采用的传播模式是双循环模式。具体来说,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过程发生在一个闭路循环传播系统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婚恋交友节目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其根本传播对象是广大的电视观众。因此,可以看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过程中,电视节目的收视观众不仅是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信息的接受者,与此同时,观众通过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周边的人的交流,也可以发挥出节目信息传播者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具有双向性的特点的。

第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致性的传播模式。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经常传播的过程中,其内容制作过程和观点态度的表达,往往是以受众群体和社会的舆论走向为切入点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不仅仅会对社会范围内的婚姻观念造成影响;反之,社会上的婚姻观念也会影响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所传递的婚姻观念。这也就是《非诚勿扰》之中会出现拜金思想等观念思想的根本原因。

第三,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波纹中心模式。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信息的波纹扩散过程,就是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就像石子激起的水花的信息传输过程一样,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在现实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传播过程中,节目往往会受到社会上的舆论因素、价值取向因素、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政策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一旦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对于价值观念的把控力不够强,就很有可能会被广电总局责令整改,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看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其内容和精神内涵是随着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具有很明显的波纹传播特性。

第四,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两面性模式。具体地说,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传播的过程中,既有可能发挥出对社会的舆论走向的正确引导作用。又有可能在进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传播的过程中,对社会的价值观念造成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对于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传播模式的把控要掌握好力度,充分地发挥出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应有作用,引领社会的正确舆论走向,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3 结语

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在进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制作的过程中,能够清晰地分析出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制作出具有着良好引导价值意义的作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刘宏.从《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我们约会吧》等相亲节目——解读中国第二轮电视交友热[J].新闻与写作,2010,(6).

[2]张羽洁,王勇.从《玫瑰之约》到《非诚勿扰》——试析婚恋交友类节目的成功之道[J].新闻世界,2010,(7).

[3]陈立敏.多维话语较量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J].今传媒,2010,(9).

婚恋模式论文 第2篇

【中文摘要】女性主义或者说是女权主义,源自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女权运动。西方女权运动是西方女性觉醒之后自主发起的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通过对男性的批判和社会的批判揭示女性自身深受压迫的根源,影响颇为广泛。西方女权运动的相关理论和作品后来逐渐译介并传入到中国,对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相比较之下,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不是女性自发提出的,而是伴随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由男性启蒙者提出,因此女性解放作为民族解放的一部分,渗透着男性对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实用诉求。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要么就五四时期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女性觉醒意识的梳理,要么就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做个性化的解析,也有研究者解读这一时期女性作品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在性别意识觉醒之后争取权利以及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抗争。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除了要求反封建、反传统,还普遍追求“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等权利。在“人的解放”的宣言和呼声中,女性解放的问题随之被提出。作为人类的终身大事——婚姻大事,在五四知识分子抨击封建家庭制度的时候首当其中。“婚姻自由”、“恋爱自主”的呐喊声比比皆是,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婚恋题材的作品非常丰富,婚恋题材的作品也许更能体现两性在社会思想大转型时期,内心的真实渴望和体验。因此,本文重在做文本分析,以五四时期两性作家创作的婚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两性对婚姻和恋爱的追求作

为切入点,通过作品中两性话语特质的不同,挖掘性别对两性作家叙事的影响。除了引言和结论,本文共分三章,呈递进式结构。引言部分对比中国女权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的不同,说明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社会性质和男权意识,为后文的论说做下铺垫。第一章从女性解放发起的原因、过程以及在理论和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具体分析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特点。第二章主要从两性作家婚恋小说言说的话语特质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挖掘五四时期文本中话语言说体现出的中国独特性,接着对五四时期男作家文本中男性话语的权威和女性的失语做出分析,最后从女作家的作品看女性自身言说的努力。第三章详细分析两性的这种话语特质在文本中的体现和运用,从两性文本中各自对女性的反叛姿态、对爱与欲的追求和婚姻内的新旧女性处境等几个方面,探讨两性言说特质背后的性别意识。结论部分总结两性作家的性别身份对其叙事差异的影响。

【英文摘要】Feminism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feminism movement in the mid 19th century.The western feminism movement was started by the western females struggling for equal rights after their coming to their senses.It achieved far-reaching impacts by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females’ subordination through criticizing Androcentrism and the society.The theories and works of the western feminism movement were gradually translated and passed to China and played a role in China’s female emancipatio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to some

degree.In comparison, the female emancip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proposed by male enlightener accompanying with the anti-feudal movement rather than proposed by females themselves.So a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female emancipation still showed male’s practical demands for country and nation’s liberation.During the existing works,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ed on summarizing female writer’s awareness of consciousness, analyzing female writer’s personality, revealing the existent straits of the females and their struggling for equal rights and resistance with arranged marriage after their awakening in female writers’works.I find that the intellectuals in that period not only supported the idea of anti-feudal or anti-tradition, but also pursued the rights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when collecting data.During the declaration and appeal of the’Liberation’, the issue of female emancipation was proposed.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life, marriage was taken as the target when the intellectuals criticized the feudal family system.The voice of freedom of marriage and love could be found everywhere, reflected in the literatures by too much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love and marriage.The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love and marriage may better reflect both male and

female’s real desire and experience in the changing period of society.Therefore in this work, the focus was put on the novels with the theme of love and marriage in that period.This paper took male and female’s pursuit of love and marriag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explored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male and female writers’narrations by the distinct utterance in their works.Except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work was separated into three parts progressively.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Feminism movement and the western were discuss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state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female emancipation and Androcentrism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acted as a good basis for the following chapters.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emancipation in that period were analyzed by the cause and process of female emancipation together with their reflections in the theory and works.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riters’utterance, Chapter II first explor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utterance, then analyzed the authority of male utterance and the inferior female utterance, and finally noticed the female’s efforts to insist on their utterance.Chapter III analyzed the repres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characteristic discourse in the works.It discussed the sense of gender

underlying the characteristic utterance by the rebellious attitude of females, the pursuit for love and sex and the situation of females in the new and old marriage style.The conclusion part summarized the impact of gender on their discourse.【关键词】婚恋 话语特质 性别身份

【英文关键词】love and marriage utterance gender 【目录】”五四”婚恋小说的叙事与性别3-510-14Abstract5-6

摘要

第一章:”五四”女性解放的特点第一节 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10-12

12-14

第二章:”五第二节 “女性解放”的男性主导特征四”女性解放的话语特质14-2615-1919-22

第一节 中国的独特性第二节 男性话语的权威特质及作品中的女性失语第三节 女性言说的努力22-26

第三章:”五

第一节

第四”两性话语特质在文本中的体现及性别意识26-44反叛的姿态26-29三节 婚姻中的旧女性38-44结论

第二节 关于两性的爱与欲29-3434-38

第四节 关于婚姻城堡

婚恋模式论文 第3篇

虽然有深受中国年轻人喜欢的“情人节”（2月14日）的顶托作用，但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Alexa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纪佳缘、百合网和珍爱网这三家国内婚恋网站的全球流量排名在过去三个月中均出现严重的下滑。值得一提的是，世纪佳缘的全球流量排名在1300名左右，相比于过去三个月前排名下滑了558位，相比半年前跌出了近800位。百合网则在2500位左右，在过去三个月下降了762位。珍爱网的情形更惨，全球排名已经跌出5000名，相比过去三个月前流量排名下滑了900多位。

业内人士认为，国内婚恋网站的业务模式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固定PC端的发展模式变得不容乐观。那么，当“古老”的赢利区域PC端出现衰落，移动端力量尚未支撑起行业发展之时，是墨守成规还是努力革新？此外，一些新兴社交工具正逐渐改变人们的交友习惯，他们以“免费”模式对婚恋网站的收费制形成强烈的冲击。有观点就认为，传统的婚恋网站已经走到十字路口。

传统模式遭遇瓶颈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上市的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可以作为研究国内在线婚恋行业的最好样本，而目前，世纪佳缘的各个参数的情况，表明婚恋网站在PC端的发展已经进入疲软期。

世纪佳缘发布的去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净利润为1590万元，同比下降36%，环比下滑22.4%，销售成本为3960万元，同比增长42.0%。每月活跃用户数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为524万左右，相比于2011年同期的556万出现小幅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这一数据为533万。显然，这一业绩让投资人颇为失望，其股价在季报出台次日即大跌7.8%，即使当时纽约股市呈现整体上扬行情。

此外，世纪佳缘的新用户增长速度也开始出现减缓的趋势，2012年第一季度，其新增用户数为670万，第二、三季度分别为510万和550万人次。有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指出，婚恋网站约有八成以上的付费用户是注册一年以内的新用户，因此，新用户增速的减缓意味着网站营收的增长面临挑战。

婚恋网站自出现那天起，就以会员沟通付费和高级会员年费制的盈利模式作为主打。虽然世纪佳缘的线下活动年净收入约为2000万元左右，但更多的收入依然来自于线上。百合网公关人员曾表示，企业的收入来源于线上的会员费。数据显示，世纪佳缘的用户约为7300万，百合网有4200万，珍爱网的用户约为3500万，这些用户多集中在PC端。

世纪佳缘的“虚拟邮票”是其“在线服务”的核心业务，其模式是会员查看心仪对象的信件需求时，需要花费2元购买专属的“虚拟邮票”，也就是说，普通会员要在世纪佳缘网上交友，必须为每次的通信支付2元。因为这项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刚需，其营收在全公司的收入中占比高达89%。然而，在赢利的同时，也带有不可避免的痼疾：用户在没有找到对象之前，或许愿意继续付费购买该项服务，一旦遇到自己喜欢且愿意继续交往的对象，他们就会选择离开“世纪佳缘”，然后通过QQ、邮箱或电话等其他社交工具进行沟通。因此，婚恋网站在利用“在线服务”赢利的背后，存在着不断挖掘新付费用户的压力。

业内观察人士强调，婚恋网站已经陷入需要不断砸钱来获得新用户的局面，整体陷入了“投入高、增速放缓”的时代。

2012年12月24日，在营业压力和职业瓶颈的双重压力下，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宣布辞职，将公司业务交由职业经理人、时任联席CEO吴琳光。“能否找到新的收费模式是他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龚海燕在移交控制权时如是说。

“虽然坐拥4200万名会员，每人每年199元-499元的线上收费模式正在接近瓶颈。”百合网CEO田范江也持相同的观点，“当婚恋网站强势出现时，过去10年积攒的单身用户全都过来了，所以网站会员的增长很快。但当婚恋网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每年的收入只能靠发展新增用户，但这个增速必然会下降。”

移动端布局缓慢

根据NPD最新发布的报告称，37%的网民从传统的PC端转移到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视为主的移动端，并且这种转变呈现了不断加剧的趋势。

当各家婚恋网站赖以生存的PC端线上服务遭遇了流量下滑与新用户增速放缓的业务瓶颈时，移动端被寄予了厚望，但让人感觉奇怪的是，婚恋网站有着严重的移动端布局早、收效微的矛盾。

2011年7月，世纪佳缘推出了移动客户端，并将其PC端的收费邮票模式移植到移动端。在运营一年后，来自移动端的营收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世纪佳缘CEO吴琳光在2012年三季度的电话会议上指出，去年三季度世纪佳缘的移动端流量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在线流量，在总流量中所占的比例也仅在20%左右。

百合网的移动客户端开发早于世纪佳缘，于2011年5月就开始投入研发，但其“百合婚恋”App到去年7月才正式发布，最早的“百合非诚勿扰”则在2011年年底发布。去年9月，百合网CEO田范江在接受采访时曾声称，百合网来自移动端的访问量占比达到了30%。主打一对一电话红娘服务的珍爱网，去年11月推出App应用，但目前关于珍爱网移动端的数据暂未有详细披露。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婚恋网站推出的移动端服务受阻的原因在于其采取的收费模式，繁琐的移动支付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了用户的体验。

付费模式遭遇挑战

“婚恋网站的付费模式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没改变过，这在互联网行业是难以想象的。”一位互联网观察人士对《IT时代周刊》说道，而这种模式被颠覆只是时间问题。

据了解，去年年底，网易推出了婚恋交友类网站“花田”，主攻知名企业白领用户，这表明了网易董事长丁磊对高端婚恋市场的看好。并且，网易主打的“免费”模式令以会员付费制为主要赢利方式的婚恋网站措手不及。此外，以微信、陌陌、飞信、微博此类主打社交概念的新兴交友工具的出现，也制约了婚恋网站向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扩张。

在寻找新的赢利模式方面，三大婚恋网站中会员数量最少的珍爱网已经形成线上会员筛选和线下红娘相结合的营业模式，百合网也在积极探索线下服务模式，目前行业领先的世纪佳缘则依然是依托最大规模的会员数量来获取收益。有观点指出，对于世纪佳缘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不可能彻底地做到商业模式的革新，只能不断地开辟新的产品线。

2月19日，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世纪佳缘收购了另一婚恋网站“绝对100婚恋网”，收购金额不详。易观婚恋专家齐剑哲认为这是一宗扩张性收购，世纪佳缘拟通过这次收购，将对方的高学历用户群收入囊中，以期拓展高端婚恋市场。百合网在公司总部打造的“一对一”红娘服务，其收费比网络相亲的高。珍爱网电话一对一服务与百合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龚海燕此前表示，婚恋网的未来取决于谁更擅长于精细化运作，田范江也认为未来还要进一步细分线上会员，并形成新的收费模式。显而易见的是，收费依然是各家婚恋网站的主要赢利模式，但在免费模式不断冲击的情况下，传统的付费婚恋网站还能走多远呢？

婚恋模式论文 第4篇

关键词：张爱玲,老舍,婚恋模式,悲剧性

一、张爱玲、老舍小说婚恋模式概述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一位传奇女作家, 老舍则是二十年代震动文坛的新文学开拓者, 阐释婚恋问题是两位小说家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两位作家构建的婚恋模式和创造的情感世界大都充满了悲剧性, 这和作家的经验世界有着必然联系。 张爱玲特殊的生活背景和写作风格使她很难与四十年代的大时代找到相应的契合点, 她不关注战争与革命, 只书写她所熟悉的世俗世界, 从而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婚恋悲剧性模式。 老舍笔下众多的婚恋描写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彩纷呈的婚恋世界, 但这其中绝大多数是老舍批判的对象。老舍所描写的模式多数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功利性、虚伪性和扭曲性, 夫妻恋人间没有奉献, 只有索求。

二、张爱玲、老舍小说婚恋模式的对照

(一) 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模式

模式一:有情人难成眷属型。

《半生缘 》是张爱玲在 《十八春 》的基础上改写的小说, 在《半生缘》里作者删改了《十八春》大团圆的结尾, 而代之以男女主人公分离十八年再次相遇时的悲哀与无奈。 小说中, 姐姐、母亲集体参与了对曼祯与世均爱情的迫害, 张爱玲将爱情的失败归结为人性的弱点与命运的捉弄, 从而表达出无尽的幻灭感与苍凉的悲剧意识。 《红玫瑰与白玫瑰》故事中佟振保是个虚伪的好人, 他努力调整着自己循规蹈矩的生活, 在他的婚恋经历里, 曾经两次拒绝爱情, 一次是面对开放而不被中国道德标准所接受的初恋情人玫瑰, 他爱玫瑰, 玫瑰也爱他, 但振保仍然硬着心肠离开了玫瑰, 落得个“柳下惠”的美名;回国后振保又遇到了朋友王士洪的妻子娇蕊, 娇蕊性感而且感情热烈, 振保无法抵抗来自娇蕊的诱惑。 可是当娇蕊爱上了他, 振保却不敢爱娇蕊了, 因为这会损坏他的好人形象。 他对爱情的憧憬消亡在道德、伦理的压抑之下。 在这篇小说中, 女性对爱情的执著与男性对爱情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爱玲在书写爱情悲剧的同时, 也深刻揭露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虚伪性, 面对这样的男性, 女性的爱情注定有始无终。 在上述小说中, 张爱玲无情地揭开爱情的温情面纱, 使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失落感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模式二:婚姻金钱至上型。

张爱玲在系列小说中塑造了独特的“女结婚员”的形象群体, 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鸾禧》中的玉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等等, 她们自觉地甚至是费尽心机地走进婚姻, 结婚既不是来自父母的包办, 又不是基于爱情的考虑, 她们凭自己的聪明美丽获得婚姻, 目的不过是通过婚姻获取生活的保障和身份地位的提高, 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结婚员”。 但是, 婚姻除带给她们生活保障、金钱地位之外, 她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地位低下的麻油店的女儿, 她凭年轻漂亮在姜家做了少奶奶, 表面看来是飞上了枝头的凤凰, 人生从此改变, 二少奶奶的身份足以让她衣食无忧。 但实际上, 她的噩梦却从此开始, 因为她之所以有机会攀上姜家这个高枝, 是因为姜家二少爷是个残废。 七巧嫁入姜家就是尽心尽力地照顾这样一位“活死人”。 灵的安慰与肉欲的满足都遥远得如天边之星。 在这样的“丈夫”身边, 这朵绽放的玫瑰只能日渐枯萎, 没有人救她, 她也无法自救, 她那汹涌澎湃的情欲只能被压抑在金钱筑起的雄厚的堡垒之下。 张爱玲塑造“女结婚员” 形象正是基于她对时代准确的把握和对女性心理独到的理解。

(二) 老舍小说中的婚恋模式

模式一:物质利益享受型。

随着西方意识的侵入, 一些人无耻地追逐金钱, 把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良知、 灵魂与感情, 把婚姻和爱情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老舍对这些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四世同堂 》中胖菊子每日所做的事都是吃喝玩乐, 当丈夫瑞丰的科长职务被免掉后, 她不能再随心所欲, 就毫不留情地抛弃了瑞丰, 不顾廉耻地对无耻败类兰东阳投怀送抱, 试图利用兰东阳混个一官半职, 而当兰东阳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便一脚踢开了他。 她结婚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更好的物质享受。 《文博士》中的文博士对配偶的唯一要求就是家中有钱, 为了借助岳丈家的钱财平步青云, 他舍弃了有思想、有尊严的振华, 而选择了浮华庸俗的丽琳。 同样, 杨太太为保住财产和地位, 寡居了多年, 她一生的幸福都被埋葬在金钱之中了。 可以这样认为, 在老舍的作品中如果人们把婚恋仅作为追求金钱享受的工具, 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婚恋幸福。

模式二:“纳妾”维护身份型。

这一婚恋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纳妾”, 老舍对他们的伪道德观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揭露与批判。 老张在对孙八的“纳妾”劝进中激昂慷慨地说:“有几个作大人的不娶小武官做到营长不娶小, 他的上司们能和他来往不能? 文官做到知事不娶小, 友人提拔他没有?” (《老张的哲学》) ;省参议员阎乃伯的见解更直率:“嫖妓纳妾是大丈夫堂堂正正的举动, 所以为维持风化起见, 不能不反对自由恋爱, 同时不能不赞助有志嫖妓纳妾的。 ”这里纳妾娶小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身份的象征, 实际上是掩盖他们丑陋行径的遮羞布, 是便于他们肆意妄为的幌子。 这种婚姻模式要么打着“道德”的幌子纳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与欲望, 要么以虚假来装点自己的尊严, 他们是老舍在作品中竭力嘲讽的对象, 因为他们伪善、做作, 比强娶豪夺更让人憎恨与厌恶。

模式三:传统家庭模式型。

传统家庭模式型显示了丈夫对妻子的两个理念:一是妻子要能洗会做, 操持家务;二是要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对于男性而言, 他们需要的不是女性本身, 而是她们会做家务、会生孩子的能力。 《鼓书艺人》中王司令的太太因为没有儿子, 所以王司令纳妾就成了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的事, 就连泼辣厉害的司令太太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婚恋模式是古已有之的, 是受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影响的, 是惯性使然, 老舍在批判之余也稍带些许温情。 另外, 还有一些婚恋模式老舍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比如《牺牲》里的毛先生及夫人, 《老张的哲学》里的老张和他太太, 她们之间的关系是丈夫把妻子看成个人所有品。 这些非正常的婚恋都是老舍批判的对象。 老舍花了大量笔墨描摹这些不正常的婚恋模式, 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意图折射出国人的生存状态, 并隐含了他理想中的婚恋模式。

(三) 张爱玲、老舍小说婚恋模式对照评析

张爱玲、 老舍是处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两位小说大家, 尽管身世不同, 作品内容和风格迥异, 但两人对日常生活中人性悲剧的观察和体验都是非常深入的, 相对于由激烈的冲突与毁灭造成的悲剧而言, 他们更多表现的是几乎无事的人性悲剧。 张爱玲、老舍对人性悲剧的开掘皆直达人心灵深处, 渗透着作者深刻的思考, 这在他们小说婚恋模式的建构与描述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综上对两位小说婚恋模式的对照中, 不难看出两人都着力描写一些不正常的扭曲的婚恋生活, 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和嘲讽, 进而创造出了特定时代环境中丰富的人物群像, 并展示出了他们生存的空间和思想感情。 特别是张爱玲婚恋模式的“婚姻金钱至上型”与老舍婚恋模式的“物质利益享受型”在内容和所体现出的悲剧风格来讲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毕竟传统思想在老舍的身上根深蒂固, 在小说中他把爱情摒弃到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 意图折射出国人的情感精神状态, 并通过作品曲折的展示出自己理想的婚恋模式。 从老舍的描写中, 我们不难发现老舍小说中的婚恋观:爱情与婚姻是割裂的, 情与爱是隔绝的。 张爱玲小说的都市发现和女性婚恋解剖, 却相当具有现代性。 她没有做纯粹的旧派小说的追随者, 她的小说除了具有地道的中国式古典味外, 还具有在当时看来已是极其先锋的现代内涵。 她用古典的故事外壳表现关于现代人的主题, 表现男女婚恋在强大的环境力量下的扭曲、变形, 表现人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 的确, 张爱玲格外关注时代转型时期的婚恋生活, 并且通过对婚恋生活的描写, 传达出独特而深刻的婚恋观和悲剧性的人生体验。

三、老舍、张爱玲小说婚恋模式悲剧性探源

(一) 张爱玲小说婚恋模式悲剧性探源

其一, 家族、家庭、求学的失落。

张爱玲出身于清朝贵族家庭, 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 祖父是清朝大臣张伯伦, 1912 年辛亥革命惊破了清朝贵族沉睡的梦, 因此, 1921年出生的张爱玲虽未真正感受到家族的显赫, 却成长在遗老遗少对既往繁华生活的回顾与怀念里, 久而久之失落的情绪潜滋暗长。

如果说家族的衰落只是一种情绪的话, 那么童年生活的阴影就是张爱玲悲观意识形成的直接原因。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在父母的争吵和分分合合中度过的。 父母婚姻的失败给幼年的张爱玲很大的影响与打击, 使她渐渐形成了对婚恋的悲观态度。

青年时期的张爱玲寄希望于通过自我学习获得自立能力, 但两次战争的爆发却两度摧毁她的求学之路, 一次是她虽然考了第一名却因为战争不能就读于伦敦大学; 另一次是战争中断了她香港大学的学业, 并且令所有过往的优异成绩毁于一旦。 家族的失落、家庭 (爱) 的失落、学业的失落三者联合构成了她独特的悲剧性的精神世界, 因此, 错位感和幻灭感就成了张爱玲小说永恒的书写主题。

其二, 时代与社会的原因。

清朝贵族时代已经过去了, 没落贵族的小姐们日益受到身份贬值、经济困顿的威胁。 无情的现实迫使她们走出闺阁, 到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中以出卖自己的方法换取生存的避难所。 在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时候, 这也是清朝贵族的子弟们为了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但是注重实际的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味十足的清高的清朝小姐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因此两个阶级与生俱来的矛盾决定了其联姻的悲剧性。 张爱玲身为清朝贵族的后代, 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 民不聊生, 人们随时受到战争和生存的威胁, 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更缺乏起码的生存空间, 那么嫁人尤其是嫁有钱人自然就成了女性生存的最好选择。 结婚就是找个饭碗的功利性婚配观念使婚姻具有了交易的特点, 缺少了最基本的真诚前提。 在张爱玲看来婚姻也不过如此, 那么婚姻的幸福指数可想而知。

(二) 老舍小说婚恋模式悲剧性探源

在老舍笔下, 爱情与婚姻是离异的、割裂的。 老舍把爱情看成奢侈品, 他似乎更注重实效的婚姻。 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 爱情是不允许存在的, 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老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自然地将爱情摒弃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 老舍的婚恋观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老舍理想的婚恋模式带有传统性, 他认为理想的婚恋模式中应该有一位贤淑宽容的女性, 并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老舍自幼生长在一个贫苦的旗人家庭, 父亲早逝, 全家靠母亲的辛勤劳作支撑, 母亲灌输给老舍的是生命的影响。老舍的母亲是勤劳的、宽容的, 老舍笔下理想的女性形象多少带有一点母亲的影子。 老舍描写过他理想的妻子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四世同堂》中的韵梅。 韵梅没读过书, 她处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身兼媳妇、妻子、母亲、嫂子等多重身份, 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全部家务而毫无怨言, 吃苦耐劳、宽容忍让、识得大体。 老舍力图说服我们, 有了这样一个妻子, 几乎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老舍理想的婚恋模式还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在他的笔下, 因为贫穷, 一对应该很美满的大学生夫妻文和梅陷入困境 (《生灭》) ;祥子不能与他心爱的小福子结合。 这是老舍出身贫寒的家庭背景及务实精神使然, 人不能空着肚子谈情说爱。 饮食, 男女, 人之大欲存也。 人们得首先解决生存问题, 才有资格谈感情。 《月牙儿》中的“我”穷困潦倒无以度日, 还要养活母亲, 只好沦为妓女, 所以她没有资格谈爱情;就连《离婚》中的老李也悲观地说:“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 生活就是买炉子, 租房……”穷人是没有资格谈感情的, 因为人首先得活着。 他们的悲剧显示出爱情不过是阔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参考文献

[1]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2]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军人婚恋教育 第5篇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恋爱纯属个人隐私，不应该拿到公共场所来讲，尤其是在课堂上，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讲一讲的，因为我们是身穿军装的革命军人。正如革命诗人郭小川所描写的那样，“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婚恋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轻者影响了正常工作，重者还会影响官兵的思想稳定，影响了安定团结和军人的形象。讲五个问题：

一、选准恋爱的时机

俗话说，“成家立业”，它通俗的说明家庭与事业的的关系紧密相连，互为影响。什么时候恋爱比较理想呢？从生理上讲，一个人生体的发育成熟，女性在21岁、男性在23岁左右。在此之前，身体内的一些重要器官，如心脏、肾脏、大脑等尚未发育成熟，谷歌的钙化过程还没有全部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恋爱、结婚，势必会影响身心健康。因此，应该把最佳恋爱时期选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对我们士兵来说，一般在服役期满后比较好，这样才有益于身体发育成长。

恋爱季节，既是标志着一个人已经成熟，开始走向社会与家庭的季节，更是一个长身体、长知识和长本领的季节。两者比较起来，虽然互不矛盾，但显然后者更重于前者。青年时期是人体和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满的青春岁月为未来打好生活和事业基础，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你一辈子的生存质量的大问题。古往今来，凡在 上出类拔萃的人，在他们年轻时，几乎无不把立业放在第一位。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29岁才结婚。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为了探索真理，唤醒民众，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到30岁才结婚。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事业作为支撑，连自己在社会上都难以立足，又从何谈起支撑一个家呢？

古语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作为年轻有为的军人，不管是义务兵还是士官，我们都应该抓紧在部队服役的宝贵时光，努力学习和工作，待干出一番成绩后，再考虑找对象也为时不晚。

二、严守部队的规定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人婚姻与普通公民有所不同，军人的婚姻问题，不仅关系到军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幸福，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军队建设和军民关系。

军人的婚姻要遵守哪些规定呢？2001年总政批准并颁发施行的《军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军队贯彻执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加强军人婚姻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因而是军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规定》中指出，义务兵一律不得在部队驻地找对象；士官原则上不得在部队驻地或本部队内部找对象结婚。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

有的同志认为，不准战士和士官在驻地找对象，不符合婚姻自由原则。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婚姻自由是指婚姻法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他人不得干涉。但是，这种婚姻自由必须以不违背国家法律为前提。我们国家允许承担特殊任务的有关部门，依据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补充某些特殊的规定。如军事、外交、机要、情报部门的人员的婚姻，要比普通公民严格一些，这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部队之所以对战士和士官谈恋爱作出上

述限制，是以加强部队建设和不妨害军民关系作为出发点的，是对我们战士的真诚爱护。试想，如果战士在驻地找对象，势必会影响部队的统一管理，不利于正规化建设，一旦有了紧急情况，怎么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再者，战士的服役期较短，且退伍后一般都要回原籍，在部队驻地找对象，到时会引起很多纠葛和麻烦。再有，如果允许战士在驻地找对象，退伍后把驻地女青年都带着走了，势必会给驻地男青年造成恋爱婚姻的困难，以至酿成严重的军地矛盾，损害军民关系和军人形象。因此，我们每一个面临婚姻问题的战士和士官，都要自觉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慎重选择，谨慎定夺，严格执行上级的规定，自觉做到不在驻地找对象。

三、明确择偶的标准

鲁迅先生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种缘故，说白了，其实就是指男女之间相爱应该以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如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性格特征、年龄大小、职业性质、兴趣爱好、经济情况以及体态容貌等。在这些条件中，把什么放在首位，具有不同婚恋观的人的不同选择。作为革命军人、应该把志同道合作为择偶的首要条件。所谓志同道合，就是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这是产生崇高、纯洁爱情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军人，肩负着神圣使命，爱情既属于自己的情侣，又属于祖国和人民。作为军人的配偶，在生活上、身体上乃至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都比一般人要大的多，因此，特别需要她们对军人事业的理解。如果我们把择偶标准定在容貌、地位、金钱上，这样的爱情，就等于把一座高楼建筑在沙滩上，我想，任何一个高明的建筑师都不会做出这种不明智的选择。2003年，据调查在500多件离婚的民事案例中，发现这种“沙滩宫殿”式的婚姻竟占200余件。所以，选择恋爱对象，决不能只把目光盯在对方的容貌、地位、金钱等外在的条件上，做到“三不”，即不以貌取人、不以财取人、不以地位取人。

不以貌取人。托尔斯泰说过：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容貌上的漂亮只能悦目，带来的是一时的快乐；品德上的高尚则可以赏心，带来的是一辈子的幸福。如果双方德才学识与容貌不能两全时，宁可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但容貌平平者，也不要选择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轻浮之人。单纯建立在外貌基础上的“爱情之塔”，最终是要倒塌的，爱情的花朵只有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才能永葆芬芳。

不以财取人。爱人爱人，爱的是人。择偶适当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的，但不能把这当做婚恋的唯一条件。爱情的天平上如果加上金钱的砝码，就会推到幸福失去平衡。况且，人的经济状况是会变化的，现在又的将来可能失去，现在没有的将来可以创造。如果把无知财富作为婚恋的唯一基础，一旦一方经济条件由好变差，爱情就会出现危机甚至分道扬镳。不以地位取人。革命导师恩格斯出身一个纺织主家庭，却找了一个普通女工做妻子。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在国内外名望很高，但与一个女工结成伴侣，人们称他们的爱情像上好的白玉晶莹透亮，没有一点瑕疵。幸福美好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地位的高低和门当户对，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志同道合。只有真正把爱情建立在双方人格想照、理想一致、兴趣相投的基础上，这样当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她才会真诚地信任你，深深地理解你、热忱地帮助你；当你守卫在遥远的边疆海岛时，她才会坚决支持你站好岗、放好哨；当祖国需要你奔赴战场时，她才会鼓励你英勇作战，杀敌立功。

四、端正对爱情的态度

在爱情的海洋里，有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激情飞越；也有斜风细雨，甚至电闪雷鸣，遭遇挫折和坎坷。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恋爱要专一。忠贞专一是中华民族的爱情婚姻中的一种美德和高尚情操，要做到忠贞专一，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把握自己。一时当遇到比自己恋人更有优长的女性时，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旦确立恋爱关系后，就不应该见异思迁，“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更不能同时与几个异性进行有违道德的所谓“恋爱”。二是党自己的地位提高时，不朝三暮

四、见异

思迁。有的同志把地位看成时寻求爱情的资本，比如，有的考上了军校，当了军官或士官，就嫌弃原来的对象土气，就像一脚蹬掉，另攀高枝。三是当恋人病残或突遭变故时，也容易表现出不道德的行为。还有的人脚踩两只船，甚至不惜充当第三者的角色。在此，请大家记住这个形象的比喻：爱的列车，不仅要挂上感情的车厢，还要挂上道德的车厢，如果甩掉道德去空谈爱情，爱情的列车难免出轨。

热恋要自制。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周围，都有一道看不见的亲密度线。平时，人们总是下意识地牢牢守护着这道线，如果哪一天，你允许某个人越过你的亲密度线，便标志着你与整个人亲密程度的一种认定。在恋爱期间，随着男女双方感情的发展、成熟，每个人都会产生如醉如痴的感觉，在这个阶段，用拥抱、接吻来传达爱，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切不可轻易跨过“性”这道标界线，因为按法律规定，性生活只有属于夫妻间的权力，恋爱阶段发生性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失恋不失志。有人说，恋爱使人心醉，失恋使人心碎。这话一点不错，但是造成恋爱的波折，以至于失恋确实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作为新时期的军人，我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不幸遭遇到失恋，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就是当对方另有所爱时，要有理智不要盲动。一定要冷静分析是因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是有第三者插足，你的恋人一时犯糊涂、上当受骗，那就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如果是因为恋人无情无义、见异思迁，追求物质享受，甚至是道德败坏而引起的，那么，这样的恋人离去时好事，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其次，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纺织粗鲁行事，做一个大度的军人。如果对方是赌气嫌你细想落后，不求上进，你就应该诚恳地检讨自己的过错，振作精神好好工作，以求谅解；如果由于某种误会，就要及时做解释工作，消除误会；如果是因为性格不合或其它条件不相配，那就不要强求；如果属于对方品德不好，是一位水性杨花的姑娘，这种人根本不值得留恋，不必惋惜，更不必感叹；如果对方对军人缺乏了解，怕与“大兵”结婚吃亏而“吹灯”，那么这盏爱情之灯肯定亮不了多久，晚吹不如早吹。天涯何处无芳草？当兵的对象不难找。

五、把握赢得爱情的途径

在追求爱情时，有的战友得到玫瑰花似的笑脸，赢得异性的青睐；有的却得不到异性的赏识，称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有的无法赢得对方的芳心，饱尝失恋的苦酒。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自身素质不能不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俗话说得好：花香自有彩蝶来。在爱情的万花园中，爱的彩蝶到处飞舞，它总是飞向那些争芳斗艳、出类拔萃的花中佼佼者。我们来看看姑娘心目中的爱情“金字塔”是什么呢？前几年俄罗斯风靡这样一首歌：“要爱就爱普京这样的人，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名苏联安全部队特工出身的俄罗斯总统，以其富有魅力的军人气质，过硬的政治手腕，高尚的情操志趣，对家庭坚贞不渝的深情，获得了俄罗斯人的拥戴，成了多女性心中的偶像。

了解了对方心目中的“金字塔”，那你就应该对自己的素质修养作个正确的自我估价，看看自己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从而端正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意识地去锻炼提高自己，丰富充实自己，使自我更加完善。只要你具备了良好的素质，幸福的爱情之花就会向你盛开。多少军人成功的恋爱、甜蜜的爱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衡阳医学院女大学生李喜梅在众多的追求者众，却选中了自学成才的边防战士郭建华结为伉俪；某市一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与文武双全的蓝天骄子某部飞行员架延杰鸿雁传书，喜结良缘。

同志们，“爱”和炭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让它任意燃，那就要把一颗心烧焦。这是著名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我把它赠予在座的各位战友，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沉湎于谈情说爱之中，趁着大好年华，发奋学习，刻苦锻炼、努力工作，当你在事业上结出丰硕成果之时，在爱的银河中必定会得到志同道合的伴侣，赢得那份属于你自己的甜美爱情。

讨论题：

谈谈以下观点有哪些偏颇之处：

1．“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

2．“对象有个好家庭和背景，少奋斗十几年。”

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第6篇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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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5岁），可谓中国企业界最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代表了。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我采访他们四个人时，这种感受很为明显。他们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为谨小慎微。如果用江湖语言来说，他们比普通中国企业家要更会“表演”。所谓“表演”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同样一句话，到他们口中时，如何得体地表达出来，他们要比别人更显斟酌。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四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

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和阚治东的妻子张松妹。赖与张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

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但唐骏特立独行，几乎未有采纳。

企业家婚姻之 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全球20位拥有10亿美元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里，有11人来自中国，其中6人排在前10名——这是2010年10月中旬胡润提供的一组数字。

这6位女富豪分别是张茵、吴亚军、陈丽华、秀丽·好肯（原名戴秀丽，现随夫姓）、朱林瑶和张欣。她们执掌的企业分别是玖龙纸业、龙湖地产、富华国际、人和商业、华宝国际和SOHO中国，其中除了张欣任SOHO中国CEO外，其他5位，均可以视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案例。

那么，在前5人当中，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只有1例——张茵丈夫刘名中任玖龙纸业副董事长；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和朱林瑶的丈夫林国文，曾分别在龙湖地产和华宝国际任职，但后来均告“隐退”；陈丽华的丈夫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自始至终未在富华国际任职；秀丽·好肯的丈夫安东尼·好肯是英国一位教师，也从未在人和商业任职，即使戴秀丽现在也只是在人和商业中任非执行董事一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是她的弟弟戴永革。

在中国商业文化当中，如果夫妻两人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且是通常情况下丈夫任董事长、妻子任CEO或CFO的情形，那么妻子的出色表现无论对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象而言都是加分行为；但是，如果是妻子任董事长、丈夫任CEO或CFO的情形，丈夫的出色表现虽然一样让企业受益良多，但他并不宜向外界展示或张扬太多。

有四对夫妻档可圈可点，两对是上文提到过的张茵和刘名中夫妇、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另外两对是俞渝和李国庆夫妇、周晓光和虞云新夫妇。他们的发家之地分别是东莞、重庆、北京和义乌——在地图上正好是东南西北，能够画个圈了。他们都在或曾在家庭企业中任职，且女人大都为“一把手”。

这四个案例适合于上述“定律”。刘名中是张茵的好搭档，虽然是玖龙纸业副董事长，但鲜有走到过前台。玖龙纸业于2008年陷入“血汗门事件”时，张茵出来开发布会，刘名中也出现了，但他几乎没有发言；而玖龙纸业一位员工告诉我，在公司年底的“联欢晚会”上，张茵和刘名中都会讲话，但刘名中总是寥寥数语。

相比之下，吴亚军和蔡奎性格都比较强势——他们当年开始创业时，并非创办一家“夫妻店”，而是各创各的业，最后吴亚军这边机遇好、发展迅速，蔡奎才加入进来。他们后来在经营龙湖地产时，虽然分工相对明确，一个管战略战术，一个管日常经营，但是摩擦常有，加上吴亚军从一开始就认为应当“去家族化”的想法，最后蔡奎辞去此前在龙湖地产的职务。

后两对夫妻则是另外两种蛮有趣的情形，俞渝和李国庆同是当当网“联合总裁”，这在中国企业家恐怕也甚为少见，尽管我们知道俞渝对资本市场更为熟悉，而李国庆对图书及日常经营更为专注，但他们二人的性格实在太像了，都是精于算计、从不认输、有着钻牛角尖精神的完美主义者。他们之间曾经矛盾不断，但后来对外宣称一切得以调解，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术。但2010年当当网上市后李国庆和所谓的“大摩女”对骂事件，掀开了他们俩尴尬关系的一角。

周晓光和虞云新的情形与张茵和刘名中的情形比较相似，都是男人更懂得谦让和包容。不同之处在于，虞云新虽然名义上是新光集团副董事长，但由于饰品和房地产是新光集团的左右手，周晓光负责饰品，他负责房地产业务，实际上两人都是“一把手”。2010年他们拍下了“义乌第一高楼”超级项目地块，准备在地产业务上大干一场。只是虞云新懂得，他必须避免受到镁光灯的聚焦，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把一些成绩，按在任义乌市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身上。

赘述这么多，只为表达“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档中，男人的角色扮演艺术问题。不过，应该为中国女企业家们多喝一声彩。女人在承受压力、抢占和利用资源等方面，整体要逊色于男人，但她们能够突破樊篱、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值得敬畏。

（东方愚，财经作家，新作《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已于近日出版）

编 辑 樊 力

E-mail:fanli3891@gmail.com

婚恋模式论文 第7篇

2005年8月, 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在赋予了在校大学生更多权利的同时, 这些新的、更加以人为本的政策,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婚姻、恋爱观念问题的思考, 尤其是对女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形式对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曲靖师范学院等部属、省属5所院校就读本科的女大学生1 073人 (有效人数)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的婚恋观、性观念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年龄低龄化、恋爱动机多元化、爱的能力弱化、性别教育缺失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目前婚恋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在关于“婚恋观的影响因素”的调查中, 来自父母的影响占32.4%;来自亲戚朋友的占39.3%;在“您从什么途径接受有关恋爱和婚姻的信息”的调查中, 家庭教育占了45.1%、学校教育占了45.3%。由此可见, 在婚恋教育中,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认为大学生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家庭教育已无足轻重, 从而忽视家庭教育的做法是不符合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的, 片面强调学校教育也是不科学的。在大学生婚恋教育中, 必须充分认识家庭和学校对学生的双重影响, 以发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正性合力作用, 建构大学生婚恋教育中的合力模式。

二、家庭教育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双重影响

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环境。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双亲与子女的关系也基本如此”。家庭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 是自然形成的。

首先, 父母是子女学习的楷模, 而且是子女第一个能够观察、学习与异性相处的模仿对象。因此, 父母对待婚姻的态度会直接地影响到子女在与异性交往时的态度, 而父母口头上或是文字上教授其子女关于婚恋的观念, 会影响到子女对于婚恋问题的看法。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关系的好坏主宰着整个家庭的气氛, 父母之爱的品质决定了家庭生活的品质, 而家庭塑造着人的个性, 影响着人格成长、情爱能力的发展, 子女恋爱、婚姻中的许多问题常是由原生家庭中衍生而来的。

龚大中在《父母和子女的潜在关系》一文中指出, “父母婚姻的结合体是子女从出生直到成年独立过程中的心理依靠, 这种依靠表现为对子女心理的保护作用。在理想状态下, 父母婚姻质量越高, 对子女心理保护就越强, 父母婚姻存在缺陷, 就会对子女心理造成伤害”。尤其是父母婚姻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婚恋观的形成, 即使她从家庭中独立出来, 她的潜意识, 也是依照父母夫妻生活的实际情况来描绘着自己将来的婚姻生活模式。一般在和谐家庭中成长的人, 儿子追求具有母亲特征的女性为结婚的对象, 女儿追求具有父亲特征的男性为结婚对象, 子女都无意识地以父母为理想形象来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在访谈中, 有的同学就表示:以后要找个和自己父亲一样有责任感, 有爱心, 会关心人的男朋友。而婚姻不幸的家庭, 孩子过早地目睹和体味到婚姻不幸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从而使子女容易形成偏激的婚姻理念, 容易产生对异性的不信任感、厌恶感和恐惧感, 从而对婚姻生活产生偏见, 甚至逃避恋爱和婚姻。

第二, 父母“期望”和“要求”的干预作用 父母对于子女强烈的期望偏好, 在子女婚恋观形成过程中作用显著, 一些父母将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内化为孩子的行为准则, 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择偶标准。目前, 大多数青少年和自己家庭联系紧密, 很多学生也把父母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父母的期望作为指导性意见, 势必会转化为她们深层次的认知。尤其是婚姻、恋爱, 具有一定的隐私性质, 很多学生还是希望获得父母的指导, 在访谈中, 30%的女生表示会和自己的母亲交谈并听取相关意见。一些学生也谈到, 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根据自己的婚姻经验和认知, 给孩子划定了要求和范围, 对男朋友的家庭背景, 经济条件、脾气性格和学历、能力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认为只有各方面条件优越的男性才能与自己的孩子相匹配,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门当户对。而家庭期望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性格不够独立、依赖性强或太孝顺父母没有自己主见的女大学生。同时, 也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爱情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 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 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涉, 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力量。如果家庭对恋爱行为的评价与当事人的评价一致时, 往往会促进恋爱行为的发展, 反之, 如果家庭对于恋爱行为的评价与当事人的自我内部评价不一致, 往往会造成当事人的恋爱心理冲突, 甚至导致恋爱失败和分手。在调查中, 10%的同学表示受到过家庭的干预和反对。

第三, 性别角色差异的影响

性, 作为生物的构成, 指的是男女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 性别角色, 作为社会的构成, 指的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得到的与生物性别相关的一整套社会规范的期望和行为。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中, 男女一生下来就与人们所预期的机遇和限制相联系。性别角色的发展是人们依据自己的“性特征”获得特定文化中的性别角色特征的过程。在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 大多数学生的父母依然有着传统的婚恋观念, 而这种观念无形之中也会影响到学生本身。在传统思想中, 对于男女生出现婚恋与性问题的态度不同, 对女性的束缚显然多于男性, 导致有些家长对女儿的婚恋与性问题十分担忧或过度保护。另一方面,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一部分家长也认为, “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 “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婚姻是女性的第二次生命”, 不管她出身如何、家底怎样、学历高低、知识多寡, 只要找了一户好人家, 衣食无忧, 可以说她就有了一个好归宿, 正所谓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因此, 在择偶过程中, 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把婚姻当成工具, 把房子、车子、票子作为恋爱的第一标准。在选择男友时注重其经济背景和家庭条件, 试图通过婚姻来改变人生, 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30%的女同学表明爱情开始由理想转向现实, 由精神转向物质。在择偶标准上会把爱情建立在对方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上, 或以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的优裕条件为基本待价而沽;或从今后的就业、升迁等某种个人动机出发。

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同值、差异和局限

邓佐军在他的《家庭教育学》中指出,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 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 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 家庭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作用。家庭教育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家庭成员在血缘和情感上充分接近, 接触方式是面对面进行的;二是家庭成员彼此间互动的频率很高、三是家庭成员彼此利益相关、目标一致, 联系十分密切;四是家庭群体关系在时间上最为持久。4家庭这种群体, 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 家长对子女有天然的亲切感, 而子女对父母则怀有很深的依恋与信赖, 父母通过情感方式对子女的影响在效果上就显得异常有力。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着几乎所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功能。家庭教育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与优势是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大部分家长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缺乏教育理论的指导, 缺乏对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和年龄特征的研究, 又缺乏相关的教育经验, 仅仅凭着对孩子的爱进行教育, 往往会出现许多偏差。一方面, 只关心学习, 不关注子女的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变化, 从而造成子女在人格等方面的缺陷, 间接的对子女婚恋观念造成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大多数父母故意回避性知识的传授和教育, 家庭性道德教育严重缺失。家庭教育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 学校教育必须加强与家庭教育的合作, 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和家庭教育的水平, 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的发展。

“学校教育是目的性、系统性、组织性最强的教育活动”, 它有系统的教材和完整的教学过程, 人才密集, 设备良好, 教育机制健全, 能发挥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但是, 我国高校采取的是大众化教育模式, 以传授文化科技知识为主要教学任务, 对学生品德、价值观、婚恋观等内在特质的培养仅局限于宏观引导和理论说教。目前, 高校把大学生婚恋观教育仅作为思想品德课程的一个章节, 内容简单。许多教师也对这种问题的讲解缺乏科学精神, 蜻蜓点水, 一带而过, 也存在重道德说教的功利性模式。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应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婚恋观的教育引导。尤其是性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缺席。我国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指出“目前大学生性问题之所以被热切关注, 是由于我国教育体系中, 性教育的长期缺席。本来性教育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设置的, 但因为争议太大, 现在大学成了性教育最初也是最后一站”。可是在这“最后一站”仍然存在着疏漏与不足, 学校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缺乏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正确指导, 通常表现为所谓的‘不提倡”, 而很少关心学生的真正需求。大学生很难从学校获取系统的性知识, 同时, 社会上专门针对大学生性教育方面的书及其他信息并不多见。因此大学生正常的性知识需求只能转向非正规途径。这表明:在现行教育体制下, 性教育缺乏系统和科学性, 不符合大学生的实际。针对这一现状开辟新的性教育路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四、建构学校和家庭在婚恋观教育中的合力模式

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亚系统, 而教育系统内部又有许多子系统, 从宏观上看, 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从微观上看, 有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措施。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在实现其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过程中, 需要其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建构学校和家庭在婚恋观教育中的合力模式, 就是实现其功能的手段之一, 它使学校、家庭各系统之间形成协同效应, 使教育系统不断向着平稳、和谐、有序状态发展。

(一) 把婚恋教育纳入课程体系

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婚恋观教育, 教育者必须转变观念, 解放思想, 把大学生婚恋观教育作为重要内容, 纳入课程体系中。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成功的做法, 把性生理知识, 性心理知识, 性健康保健知识, 婚恋道德有机统一起来, 共同纳入课程体系, 运用多种方式开展教育, 设置一系列有关大学生婚恋观念和行为的课程, 具体包括约会, 恋爱, 失恋, 婚前关系, 性知识, 性伦理等等。也可以开设必要的讲座、辅修课程。同时在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 应避免单一老套的“师主生从”的沟通模式、而采取朋友, 伙伴式的师生交流形式。即教师应将自己定位于学生的朋友伙伴的地位, 以热情、友好、旁观者的身份和态度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中的婚姻爱情现象, 以感化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有关爱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姻爱情观念。

(二) 建立咨询中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

高校应该设立大学生婚恋问题咨询中心, 聘请专门的婚姻家庭的专家, 为大学生提供婚恋心理咨询, 解决大学生婚姻与恋爱的心理困惑和痛苦。利用讲座、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等形式开展教育, 加强教育的针对性, 最大限度地使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思想, 回答学生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 大学生的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还有较大的可塑空间。这就需要积极引导, 提升认识, 推进大学生自我身心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教育者的精心疏导, 作为教育者对已经出现的恋爱现象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排斥, 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婚恋健康教育, 尤其是恋爱挫折教育, 帮助学生通过宣泄和转移, 来减轻痛苦。并能用理智来驾驭感情, 通过增强理智感, 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还可聘请一些心理学专家举办讲座, 开设校内心理咨询热线等, 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恋爱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 建立良好的心境, 和谐的人际关系, 使其人格健全发展。

(三) 建立学校与家庭联系制度, 实现学校与家庭的协调配合

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要依托于学生的班主任、辅导员与家长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建立可以通过学校给家庭发函、家长到校面谈、学生本人的介绍和老师与家长的主动联络等方式。建立联系后, 学校与家庭双方要订下联系制度, 制度内容一般包括双方的联系方式 (通信、通讯、面晤) 、固定的联系时间和联系内容等。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 学校与家庭一定要互相理解和支持, 自觉主动地与对方联系, 以加强双方的沟通, 及时了解学生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实现学校与家庭的协调配合。

(四) 运用网络建立教育平台, 实现学校、家庭和学生的立体互动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网络化教育走进家庭成为可能, 高校要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科技优势, 在学校或学院网站上开设学校、学生、家庭教育平台。学校可以把学生的个人信息, (包括学习情况、参加社会工作情况、奖惩、人际关系情况等) 公布在网上, 家长可以凭密码进入查看;网站还可以设立家长园地、老师信箱、大家谈等栏目, 有目的地针对双方都关注的问题进行‘问答式”沟通, 也可以介绍教育经验, 组织教育讲座, 更新教育观念, 积极向家长宣传科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以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能力。这个教育平台让学生、家长和老师共同参与, 以达到三方互通信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从而实现学校、家庭和学生的立体互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19.

婚恋节目应注重话题营销 第8篇

2011年邢台广播电视台也推出了一档婚恋交友类电视娱乐节目《幸福相约》, 该栏目在形式上, 模仿的是江苏卫视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从“贴近”的角度讲, 这档由当地百姓参与的节目占据区位优势, 节目效果应该不错。但该栏目播出不到一年便落得个“夭折”的命运。有优势, 却没有得到认可,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幸福相约》与《非诚勿扰》相比, 除了节目投资和制作水平的差距外, 没有注重话题营销才是成败的关键。

话题营销主要是运用媒体的力量及消费者的口碑, 让媒体的产品或服务成为消费者讨论的话题, 以达到营销的效果。在节目中设置或嵌入相关话题, 并通过多种媒介渠道的相互作用, 引起受众的关注, 并让受众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等情感反应, 然后再向其他人或未知群体进行传播, 这也是电视娱乐节目话题营销首先应该考虑的因素。

《非诚勿扰》的看点是体现现代人的婚恋观。节目要的就是鲜明的话题性, 无论是从节目的设置还是进行过程中的话题讨论, 都体现了话题性。在节目过程中, 涉及到了金钱、房价、家庭关系等许许多多的社会关注问题。在节目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凶狠的两性搏杀, 使得节目看点不断升温。同时又配合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 不断为《非诚勿扰》推波助澜, 取得了节目的持续走红。

而邢台广播电视台的《幸福相约》只是传统的“谈恋爱”, 男女嘉宾只是“羞涩”互问对方家庭、工作情况, 完全没有话题营销。在节目过程中, 无论男女双方和客座专家, 大家说话都是一团合气 (估计是怕得罪人) , 也没有什么矛盾冲突, 由此节目显得呆板, 观众看得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 在节目中适当植入一些话题, 便可以打破节目呆板的局面, 当然, 这些话题要选好。

一、话题选择的争议性及延续性

在《非诚勿扰》每期节目中都几乎有一个关于道德方面的争端。拜金女的毫不掩饰, 富二代的“臭显摆”, 凤凰男的自卑, “时尚婆婆”的农民歧视, 这些都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这些话题一经点出, 就能在现场产生极强的争辩, 有时争辩双方还会因观点分歧而口不择言, 由于现场争辩的观点, 与广大观众的立场相符或相对, 这种争辩本身就能成为节目的看点之一。而且, 这种争辩很可能从荧屏延续到现实生活中, 成为百姓的街谈巷议, 甚至网上的大量传播, 这也会极大地提高节目的知名度。反观《幸福相约》, 只是将民间男女谈恋爱搬上了荧屏, 男女双方所谈到的只有“我的择偶条件是什么”、“你符不符合我的条件”, 除此之外, 无论嘉宾、专家、主持人都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更不要说有什么争论, 曾有观众说, 《幸福相约》简直就是在查户口。对于这种“查户口”一样的对话加上过度“和谐”的现场氛围, 观众当然没兴趣。而且, 《幸福相约》的主持人还经常会让男女嘉宾来段才艺表演, 这更让节目变得不伦不类。

二、话题的焦点性

在《非诚勿扰》这个相亲的舞台上, 所讨论的话题涉及社会的一个个焦点, 比如, 一个美籍日裔人士安田曾提出假如你有一千万美金, 你最想做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这样的问题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嘉宾回答时, 电视机就成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这样的平台上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大家对金钱的处理方法, 人们渴望知道别人内心中不愿吐露的一些秘密, 这就为电视的播出提高了收视率, 给了观众继续关注下去的理由。而这种焦点性话题, 不仅可以是大众的, 还可以是“本地的”, 比如说当地的“结婚习俗”, “彩礼问题”……甚至可以把当地的焦点新闻演变成男女嘉宾的话题, 来引起当地观众的兴趣。对于这样的焦点话题, 即使有的嘉宾闭口不谈, 或只是耸耸肩, 歪歪嘴, 都要比不专业的才艺表演有看头得多。

三、话题的公共性

就我国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承担了部分公共领域的价值, 呈现出公共性的色彩。在《非诚勿扰》节目中, 这种公共性的话题选择并不少见, 比如该节目曾有一位乙肝女孩来相亲, 节目播出后, 社会反响比较强烈, 乙肝婚恋问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节目中主持人和专家都给乙肝女孩支持与鼓动, 从一方面宣传了乙肝不通过日常接触传染, 另一方面也充分提高了受众对乙肝的认知, 能够使人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另外, 也体现出了社会对于乙肝问题的普遍关注。

百合网婚恋广告透视 第9篇

在这则广告中, 女主角相貌出众, 是一位学业、事业有成的现代职业女性, 然而她拥有的这一切在外婆的眼里都不如找一个对象。每次见到她, 外婆总一脸期盼地问“结婚了吧?”, 直至外婆卧病在床, 所以女主角“不能再慢慢挑了”, “今年一定要结婚, 哪怕是为了外婆”, 仿佛只有结婚才是对病榻上的外婆尽孝道的唯一方式。

这则广告与百合网两年前投放的TVC广告《父女篇》属于一个套路。在《父女篇》中, 女主角同样为了不让“我的终身大事成为爸爸的心病”而走进百合网。广告中所渲染的婚恋观已经近似于一种情感绑架, 将中国人极为重视的孝道凌驾于婚姻之上, 忽视个人意愿、无视婚姻自由, 与现代婚恋观显得格格不入, 难怪会遭遇网友抵制。

评价一个广告的标准大致有三:一是广告的营销目的, 即广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刺激产品销售、扩大市场份额的作用。二是广告的艺术目的, 即广告是否给受众带来了美的享受。低俗的广告也许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力, 但受众对此类广告普遍评价较低, 在收获知名度的同时损害了产品及企业的美誉度。三是广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广告是否引导了正确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

从广告的营销目的来看, 百合网的这则广告选择春节这个黄金时期密集投放, 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 话题效应明显, 吸引注意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先撇开价值导向不谈, 这则广告实际上反映出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对客观矛盾, 即传统婚恋观与现代婚恋观的矛盾。如今被逼婚已经成了30岁左右单身女性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尤其是在最容易被“七大姑八大姨”盘问的春节期间, 广告正是表现出了大龄“剩男剩女”们的无奈。广告很好地将自身与这一群体面临的现实结合在一起, 下一次被逼婚被逼无奈的时候, 百合网的广告就会在第一时间跃入受众脑海, 让受众产生“去百合网实体店试试”的想法, 如此百合网在受众心目中成功定位, 营销目的也就达成了。

从广告的艺术性来看, 这则广告片的形式继承了百合网广告一贯的风格, 走情感路线, 画面细腻、色彩和谐, 加之轻柔的背景音乐及内心独白式的文案, 可以说是一支制作精良的广告。然而这则广告的创意却并无新颖之处, 而是对《父女篇》的简单继承, 同样的人物设定、同样的情节。在《父女篇》中, 百合网推介的产品叫“实名制”, 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未被占据的心智资源, 只要广告能在受众头脑中形成“百合网是实名制”的概念, 然后能点开网站看一下, 广告就算是成功的。而《因为爱不等待》这则广告中推介的产品是“相亲实体店”, 从受众的理解来看就是婚姻介绍所。这是一个旧东西, 即使换上一个洋气点的名字, 受众也不会立即形成鲜明的概念, 而且促使受众点开网站与实际到达实体店, 难度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笔者认为, 广告中应对百合网相亲实体店的产品特色做一些必要介绍, 加深受众理解。从引起注意到实际行动, 并不是一则广告就可以促成的, 百合网要做的还有很多。

最后从广告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 广告中“万般皆下品, 唯有结婚高”, 把婚姻的目的简化为“给家人交代”的价值观念显然得不到受现代教育的“剩男剩女们”的认同。广告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大众传播活动, 广告中这种价值观的诱导和灌输, 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也会招致受众的反感。

同样的例子还有百合网广告《房子篇》以及春节期间另一婚恋网站投放的广告。在《房子篇》中, 男主角对女主角说:“房子是你的, 你是我的”, 在这里, 女主角和房子一样成了所有物, 是“物品”而不是“人”。而另一则广告片则好似古代皇帝选妃一般, 男主角提出挑选标准“二十出头、鹅蛋脸、眉眼带笑、鼻子挺直、嘴角上扬、唇红齿白”, 最终挑选出一名符合所有标准的女性, 仿佛“私人定制”一般。这些广告中的价值观导向无疑是有偏差的。

那么广告主是否应承担价值导向的义务和责任呢?广告是一种特殊的传媒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广告的定义是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 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也就是说, 广告的根本属性是商业性, 因此广告主要提供商业诉求而非道德诉求。借用管理学中赫茨伯格的理论来说, “真善美”的正能量对广告而言是“激励因素”, 能够给人带来好感, 即包含该因素会更好, 若不包含也无可厚非。然而广告如果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传递正能量, 无疑会让受众更易接受。价值观引导是广告必须正视的问题, 也是衡量优秀广告的必备条件之一。

嘉礼制度与周代婚恋诗 第10篇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1]五礼来源于此,主要是希望通过五礼去教化民众,其中嘉礼制度在净化社会风气,教化民众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笔者将立足于周代的礼义制度,以《诗经》中的从中婚恋诗为例,分析出嘉礼制度与周代的婚恋诗之间的关系。

二、周代婚恋诗:以《诗经》婚恋诗为例

《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尤其是其中的婚恋诗,笔者认为很好的体现了周代的礼仪规范,换言之,《诗经》中的婚恋诗是周礼形成的一个最早的原型,后世之人通过《诗经》中的婚恋诗制定了后代的礼义规范。

(一)周代的婚恋模式

在《诗经》时代,男女双方的结合的目的其实就是繁衍人口,让自己的国家人丁兴旺,以此来证明这个民族的强盛,而婚姻是支撑其最主要的手段。在周代自由恋爱的民间风气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上层结构应该是并行的,甚至在某些意义上讲,自由模式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慢慢习惯用“礼”去规范这种自由恋爱模式,将其最终纳入到官方的管理之下。正因为这两种体式的并行,我们很容易在《诗经》中找到相关的例证,同时也容易在周礼中找到相关的佐证和规范要求。

1、“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自由恋爱

在《诗经》中有很多关于男女恋爱的诗,为我们勾画出春秋时代的爱情风貌,以及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和这个时代比较开放的时代风气。如:

《卫风·氓》虽然是一首弃妇诗,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部分缩影,尤其是男女双方的恋爱情景,此时的社会风气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容许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因此,从《诗经》的婚恋诗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对待男女情感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包容的,社会寄希望男女双方能够通过官方的途径结合,也希望这个前提是两情相悦,最终和两姓之好。

综上,从《诗经》中现存的反应男女自由恋爱的诗歌,经常将其称之淫音,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个时代女子对爱情的渴望,女子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对情人的爱慕之情,可以充分享受自由恋爱带来的快乐。

2、“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官方途径

在《诗经》所处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国家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婚嫁之事进行管理,在《周礼·地官·司徒》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2]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男女双方的婚嫁年龄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如果超过这个年龄没有结婚的,当时的社会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失期”,是违反礼的规范的,是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

(二)婚恋诗反应的婚姻制度的二重性

1、生殖崇拜:追求阴阳和谐

《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3]交代了天地万物演化的一个过程,因为有天地的诞生才有了男女,阴阳的结合才化生万物,基于对此的认知,我们很容易从《诗经》中的婚恋诗可以很好的看到周代的婚礼制度,从周礼的婚姻制度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风气,从而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

另外,对多子多福的信仰,在《桃夭》和《螽斯》中很明确的体现了这一点,以《螽斯》为例,全诗写的就是蝗虫,蝗虫对于农作物而言是害虫,但是蝗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生殖能力特别的强,继而希望人口兴旺。

2、礼的规范:发乎情,止乎礼义

通过《诗经》我们发现当时的社会存在两种方式走向婚姻,一个就是男女双方通过自由恋爱最终结合,首先这种选择在当时是存在的,也能被当时社会接受;另一种是通过父母媒妁结成夫妇,这在当时社会中处于上层社会的婚配模式。诗经时代形成双向婚姻趋向,一是民间的自由结合,一是上层社会的父母媒妁,这两种选择同时并存,形成了这个时代独特的风景。随着礼的规范,和两姓之好的婚姻从简单的婚嫁双方进入国家机器成为一种制度,进而让整个社会变得井然有序。

三、结束语

我们从周代的婚恋诗看到了人类发展经历的两种不同选择,尽管礼的出现使得自由婚姻逐渐被聘娶婚姻制度取缔,但是这种文化风气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的多元与兼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由恋爱”和“媒妁之言”为代表的两类人一直在斗争,结果是这种交织为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和活力,我想这也应当是周礼的最初理想,也是所有男女希冀的最美归宿,进而让婚姻显得更加的庄重和神圣。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婚恋法律在线 第11篇

婚后房产该怎么算

问：

5年前，我经婚姻介绍所认识一女子，并在老家登记结婚，婚后我们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但婚后不久，她却离家出走了，我发现她结婚时所登记的身份证属伪造。请问：如果要解除婚姻关系，期间的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答：

虽然该女子持伪造身份证登记结婚，但你们登记结婚至今已有5年，已超过撤销结婚登记的诉讼时效。再者，你与该女子二人亲自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并在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签字、按指纹。民政局依法为你们办理的结婚证书合法有效，没有出现法律规定的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的条件。所以两人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在此期间购买的房产属夫妻共同财产。

约定一方抚养孩子，能反悔吗

问：

我与大宇离婚时，鉴于我一无所有，大宇的母亲又非常喜欢孙子小帅，双方协调约定：儿子归大宇，并由大宇抚养，我净身出户，无需抚养儿子。为确保协议效力，双方均签了字。2013年冬，大宇的母亲因风湿病加重住院后，不仅没人照看小帅，而且抚养费也成了问题。大宇要求我每月给付儿子一定数额的抚养费，我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有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这样大宇就不能反悔了，对吗？

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条完整的规定是：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时协议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经过若干时间他方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的诉讼，法院如何处理的复函》明确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抚养孩子的一方向法院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用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原告申述的理由，经调查了解双方经济情况有无变化，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是否确有增加的必要，从而作出变更或维持原协议的判决。依据上述规定，大宇随时都可以反悔。

离婚时约定以房产抵顶

抚养费，能再另行给付吗

问：

张某与我在2009年协议离婚时约定：6岁的儿子与我一起生活，张某以夫妻共有三居室房屋中的二分之一份额（折合人民币约40万元）作为给儿子的抚养费，我及儿子不得另要求张某支付抚养费。2013年12月初，我下岗后，越发无能力抚养儿子，便以儿子的名义要求张某另行给付抚养费。张某以有约在先为由予以拒绝。请问：我能要求张某另行给付抚养费吗？

答：

夫妻离婚时，一方以房产价值抵顶子女抚养费虽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是，《婚姻法》第三十七條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依据上述规定，无论夫妻离婚时是否有协议约定、以及如何约定，都不能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候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因此，双方可协商解决，若不成，对于你的反悔，张某可在支付儿子抚养费的同时，另行主张共有房产中属于他的份额。

子女可否因老人再婚而

拒绝生活资助

问：

我退休不久，与退休教师刘某结婚成家。婚后为改善生活与居住条件，因更换住房和装修，花光了所有积蓄不说，还欠下外债，每月不得不将一部分养老金用于偿还借款。为此，我和老伴商量，决定要求各自的子女给予一定资助或者借些钱。我的一双儿女虽然生活条件都比我好，可却以我再婚、退休金足以够用，且更换大房子并装修属于追求奢华生活为由予以拒绝。请问：子女可否因老人再婚且有退休金而拒绝生活资助？

答：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虽然你再婚且退休金足以保障正常情况下的生活，但老人在改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后一度出现生活困难时，“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而改善居住条件、适当装修并非属于奢华生活，更何况你的子女生活条件较好，有能力资助老人的生活。对此，若协商不成，你可通过起诉要求子女给予一定数额的赡养费。

因家庭冷暴力，离婚能要求损害赔偿吗

问：

我与陈某是十几年的夫妻了，婚后的近十年时间夫妻感情尚可。后来，陈某随着职位的升迁，交往应酬增多，经常在外吃喝玩乐。为此事我俩产生了矛盾，吵闹了几次之后，开始转为冷战。陈某要么回来很晚，回来早时也是在电脑上玩游戏。我想主动修复关系，但他总对我不理不睬，或者随便应付几句，如果说得再多点，就是很伤感情的冷言冷语。晚上睡觉虽然同居一床，但与分居基本没两样，我想跟他亲热也屡被拒绝。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陈某的冷淡、疏远使我受到了极大伤害，几乎让我崩溃。请问：如果我起诉离婚，能否要求陈某给予损害赔偿？

答：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可见，法律层面的家庭暴力是指有形的身体接触的暴力行为，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方式。从你所述情况看，你遭受的伤害属于家庭冷暴力。家庭冷暴力一般是指夫妻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捆绑、虐待等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冷淡、漠视，漠不关心，将语言交流降低到最低限度，停止性生活等做法，折磨、伤害对方的精神和心灵，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方式。长久的冷暴力会使人变得多疑、自卑、不愿与人交流，严重时还会出现精神类疾病。

尽管这种消极、无形的冷暴力所造成的伤害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亚于拳脚相加的有形暴力，但它毕竟不同于婚姻法中规定的“家庭暴力”，而且目前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家庭冷暴力尚无明确界定，因此，遭遇家庭冷暴力的女性到法院诉讼离婚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时，法院会以无法律依据而驳回其损害赔偿请求。

我国婚恋交友节目形态变化 第12篇

1自我推销形态

1.1形态简述

1988年,山西电视台开播电视征婚节目《电视红娘》,旨在为单身男性提供相亲平台,开启了我国婚恋交友节目先河,其节目形态为“自我推销形态”式,它主要采用征婚者在镜头前简单自我介绍的方式来完成相亲,其前期以《电视红娘》为代表;后期以北京电视台《今晚我们相识》为代表,节目开始加入了征婚者的一些生活镜头作为辅助介绍。

1.2“自我推销形态”婚恋节目特征

1.2.1服务性强

婚恋节目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男女双方提供婚介服务。“自我推销形态”的婚恋节目将服务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上智大学研究中国性问题的刘雅格称,由于节目着重加强服务性的宗旨,该类节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争议,为以后婚恋节目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2单向交友

节目采用征婚者在台上简单的介绍自身条件来征婚,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觉得合适可以直接与征婚者联系,也可以通过电视台与征婚者取得联系。这种形式的相亲节目只有征婚的一方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征婚者也没有办法得到合适人选的信息,只能等待电视机前的观众或电视台主办方的联系,形成单向交友。

由于当时电视台拍摄技术和包装技术水准较低,节目整体质量难以吸引观众。另外,节目开播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适时人们观念保守,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相亲是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造成了《电视红娘》等婚恋节目因找不到嘉宾来参加节目而停播。

2谈话交友形态

1998年湖南卫视推出《玫瑰之约》,我国婚恋交友节目进入“谈话交友形态”时期。后由于众多电视台不断克隆,终至停播。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新的谈话交友形态出现,谈话交友婚恋交友进入新时期。

2.1形态简述

这一形态的婚恋交友节目主要通过谈话方式来进行,包括嘉宾与嘉宾之间、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谈话。其前期代表为《玫瑰之约》,主要采用12位嘉宾(6男6女)围绕节目组预设的话题,通过不同环节的交流来了解彼此性格特点的形式。后期以《非诚勿扰》为例,主要采用在固定规则中以问答的方式增进了解的形式。基于21多位单身女嘉宾在这十几分钟内对男嘉宾的了解,最终以亮灯和灭灯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与该男嘉宾牵手。

2.2“谈话交友形态”婚恋节目特征

2.2.1采用谈话交友的速配形式

《玫瑰之约》设置男女嘉宾互相提问、“情感故事”和游戏等板块,每个版块都遵循将谈话进行到底的原则。《玫瑰之约》初期,主持人以女嘉宾闺蜜的身份来串联整个谈话交流过程,后期又增加了主持人来丰富“闺蜜群”来确保节目流程顺利进行。《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和专家会根据男嘉宾的回答或者短片的内容表达自己的观点、向男嘉宾提出问题,24位女嘉宾也可以举手示意向男嘉宾提出问题。男嘉宾通过回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女嘉宾、主持人和专家们进行沟通交流。

2.2.2注重节目的娱乐性

“谈话交友形态”前期的婚恋节目加入游戏环节来增强节目的娱乐性。《玫瑰之约》首期节目中就有四位男嘉宾同时对女嘉宾有好感。他们要完成游戏才能获得与女嘉宾亲密接触的机会。节目通过游戏环节不断设置的悬念来增加节目的娱乐性。

“谈话交友形态”后期的婚恋节目通过个性化来增加娱乐性。以《非诚勿扰》为例,嘉宾上场方式个性化:男嘉宾利用升降机入场;最匹配的24位女嘉宾们伴着音乐通过T台先后入场,入场时和男嘉宾进行简单互动。其次,舞台设计更加个性:现场为LED舞台,以动画造型为主,女嘉宾灯全灭的时候背景为红色,其他时候为彩色。通过话题增加节目的娱乐性,节目所选话题内容大胆,且设置言辞犀利的女嘉宾,各种观点的交锋使现场火药味儿十足,并且延续到场外成为社会话题。

2.2.3与网络媒体联动

当下,传统媒体都在与新媒体联动来增强传播效果。《非诚勿扰》将节目视频上传至网站,使观众可以随时观看节目,并通过转帖扩大节目传播范围;建立“非诚勿扰吧”,给观众自我表达提供空间;还会不定期地发起各种互动贴,与观众进行沟通。

伴随《玫瑰之约》和《非诚勿扰》的高收视率,其节目形态被不断克隆,引起受众审美疲劳致收视率不断下降。另外,“谈话交友形态”的的婚恋节目为节目的收视率过分注重节目娱乐性,以至于2010年广电总局连续出台了两份文件来促进婚恋节目的整改,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也对此节目进行了批评,这导致节目形态的转型。

3试配交友形态

3.1形态简述

“试配交友形态”婚恋节目的主要是男女嘉宾共同度过一段时间(一般为一星期)的旅行,在旅行中通过多次随机或主动选择配对成为约会搭档以增进了解,经过了解后再决定是否牵手。“试配交友形态”婚恋节目的代表是贵州卫视《完美邂逅》。

3.2“试配交友形态”婚恋节目特征

3.2.1“体验式”相亲

《完美邂逅》通过尝试一起约会、共同完成任务等一系列环节让男女嘉宾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自己的心仪对象。与《非诚勿扰》中一问一答的模式相比,《完美邂逅》更贴近现实生活交友的过程—一认识、相处、确定关系,男女双方能够真正在相处过程中判断对方是否与自己合适。

3.2.2影视化的表现形式

首先,影视化的拍摄手段。优美的景色是精致画面的基本条件,《完美邂逅》拍摄地点第一季在韩国浪漫的济州岛,第二季在泰国美丽的甲米岛,不停变换的美景给观众新意和美感。其次,通过多机位拍摄人物关系镜头,按照电影布光要求操作,使画面立体化多处采用主观镜头拍摄,以嘉宾的视角拍摄,使节目的代入感增强。

3.2.3无主持人化

节目顺应现下娱乐节目淡化主持人的趋势,达到“无主持人化”的效果。在内容上,无主持人的设置一方面还原了生活中真实交流的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嘉宾拍节目的感觉,有利于还原嘉宾最真实的状态;另一方面,避免了主持人刻意引导、干预嘉宾选择的可能性。

传播积极生活观念是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基本要求,但这一时期的婚恋节目在这方面却负评如潮;另外,为了节目能达到更好效果,节目组有时会通过过度的把关和刻意剪辑来增强节目戏剧冲突,或是在嘉宾选择上与失真,节目真实性遭受普遍质疑。4结语

我国婚恋节目经历自我推销、谈话、旅行等形式,现正逐渐融合形成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需增强人文关怀、弘扬主流价值观来强化导向性;通过解决嘉宾的情感困扰,提供择友指南回归其原始的服务性。需不断地寻求新的创新力量,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来促进我国婚恋交友节目走上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摘要：婚恋节目在我国经历了“自我推销形态”“谈话交友形态”和“试配交友形态”三种形态。从纵向来看,这三者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结果。从横向来看,每种形态都有其优势和不足。

关键词：婚恋交友节目,自我推销,谈话交友,试配交友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苏华.速配类电视婚恋节目初探[D].武汉:武汉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