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精选6篇）

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 第1篇

从目的论角度看体育新闻英汉翻译

（文献综述）

1.研究背景

体育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体育事实的报道。[1](P.22)如今，随着世界各地体育热潮的不断兴起，体育报道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非常重要的版块，占有极大的地位。全球许多报纸的体育版往往能够占到整个报纸的近四分之一，可见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2](P.2)然而，英语体育新闻在词汇、句型等方面有其自身特色，这些无疑给译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新闻的翻译必须跳出以单纯的语言对等为原则的模式而寻求新的发展。[3](P.1)目的论的提出无疑为体育新闻的英汉翻译提供可靠的指导。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4](P.7)因此，译者若能熟练掌握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则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鉴于此，本文拟从目的论的角度对英语体育新闻的汉译进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译者更了解体育新闻的语言特色及功能，并为译者的英语体育新闻汉译提供指导，也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目的论对体育新闻翻译的适用性。

2.研究现状

2.1 体育新闻与翻译的关系

体育新闻旨在传播人类体育运动、健身活动及其相关的一些信息，张扬人类向自身的极限挑战、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追求自身的至善至美的一种人文精神。[5](P.48)建国初期以来，体育新闻从一报几刊发展到如今几乎每报必有版面或专栏。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对国外体育新闻的翻译早已成为必然。在翻译过程中，一些人名、地名、队名及体育术语常常被认为是翻译的难点。近年来致力于解决这类问题的专著、词典有近10种[6](P.1)，如张菊荣的《体育英语风》[7]，梭伦的《实用体育英语》[8]，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奥运广播电视业务英语》[9]等等。此外，还有不少文章从其他角度对英语体育新闻的汉译进行研究，如彭菲的《国际体育新闻的编译技巧》[10]和葛瑞峰的《探析目的论视野下的英语体育新闻汉译》[11]等等，这些都为体育新闻的翻译提供一定的指导。但是体育新闻的翻译还是存在不足，如译者对语境的误解，缺少专业知识以及背景知识等等。[6](P.1)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帮助译者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并找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来译出高质量的译文，从而增强更多人对体育新闻的兴趣并满足其阅读需求。

2.2 国内外关于体育新闻的研究 2.2.1 国外关于体育新闻的研究

18世纪以后，欧美的一些报纸便时不时地刊登有关体育比赛的消息，赛马、板球、划船等比赛经常成为报道的内容。1829年，美国第一份运动杂志《美国赛马与运动杂志》问世，之后的《时代精神》、《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等也陆陆续续开始报道体育相关报道。[12]从1883年美国报业先驱约瑟夫·普利策在《世界报》(The World)首次设置体育新闻部和专职的体育编辑起，体育新闻作为一个正式的新闻新闻分支学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3](P.1)在此期间，不少学者也陆续出版体育类书籍，例如威廉·T·梯尔登的《网球的艺术》(The Art of Lawn Tennis)[14]和琳达·泰林顿-琼斯的《改善赛马的性情》(Improve Your Horse’ s Well-Being)[15]等。之后其发展出现多元化，“体育热”开始风靡全球。2.2.2 国内关于体育新闻的研究

1863年11月14日，上海第一份中文商业性报刊《上海新报》刊登了上海秋季的赛马消息，揭开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帷幕。[16](P.1)相继地，《申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纷纷涌现，对体育新闻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6](P.1)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新闻得以正式登上“大雅之堂”。[13](P.1)进入21世纪后，体育新闻在中国的新闻业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主角之一。[17](P.1)不少学者就体育新闻这一主题发表相关文章，如王惠生的《体育新闻深度报道》[18]、邓星华的《现代体育传播研究》[19]和严硕勤的《精彩体育新闻录》[20]等。也有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切入的，如王敏芳的《英美报刊新词的特点与汉译策略》[21]、杨慧勇的《英语体育新闻标题修辞赏析与翻译》[22]和贺明芳的《体育新闻标题翻译浅析》[23]等。当然还有不少其它专门领域的研究，如体育采访研究和体育新闻市场营销学等。这些关于体育新闻的研究，为体育新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3当前国内外关于翻译目的论与新闻翻译的研究

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德国，其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首先，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中，发展了以原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24](P.1)其后，汉斯·弗米尔(Vermeer)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25](P.1)最后，克里斯汀娜·诺德对功能派各学说进行了梳理,并且提出译者应该遵循“功能加忠诚”的指导原则,从而完善了该理论。[24](P.1)

国内也有不少关于目的论研究的文章，如李慧君的《再读弗米尔“目的论”中文学翻译的开放性阐释》[26]和王海丽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述评》[27]等，这些文章主要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的发展及内容，属于纯理论研究范畴；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对新闻的应用翻译进行探讨，如曾玲玲的《目的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28]和林晓琴的《基于目的论的对电视新闻翻译》[29]等，这些文章的作者把理论用于新闻翻译的研究，证明了目的论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国的翻译之路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2.4关于英语体育新闻的研究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重要形式，现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度也在不断提高，其中更是不乏体育爱好者。人们主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来关注国内外的最新体育动态，然而当面对国外媒体的报道时，许多人因为语言限制而感到无措。为了帮助更多的国人了解体育信息，体育新闻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有不少关于英语体育新闻的翻译研究，如林建冰的《体育汉英/英汉翻译的“特效处理”》[30]，曹乔卉的《漫谈英语体育新闻的标题翻译》[31]等。但笔者在查阅相关材料后发现，以目的论为指导对英语体育新闻的翻译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同时体育新闻本身所带有的语言特点和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不少译者的译文在满足读者需求这一目的方面不太令人满意。因此，这一角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3.本人的研究思路

本文拟探讨目的论视角下英语体育新闻的汉译。文章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英语体育新闻的语言特点和功能进行总结，并结合实例，从标题、词汇、句型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从而论证：翻译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直译、意译和增添等方法，只要能达到文本的预期目的都是可的行和有建设性的。这体现了目的论的核心原则“结果决定方法”。笔者希望通过以上各种分析，使译者了解到目的论在英语体育新闻翻译中的重要性，从而使译者能根据体育新闻的特点及其受众来决定体育新闻翻译中的策略。参考文献：

[1] 毕雪梅，贾静.体育新闻学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2]李振国.A Study on Sports News Headlin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 2008.[3] 孙辉，王雪君.On Translation of English Sports News from Skopos Perspective[J].海外英语，2012，(4).[4] 吴波，朱健平.新闻翻译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 加里森.体育新闻报道[M].郝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 曾辰.英语体育新闻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与技巧[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2).[7] 张菊荣.体育英语风[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2007.[8] 梭伦.实用体育英语[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9]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士教育司.奥运广播电视业务英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2008.[10] 彭菲.国际体育新闻的编译技巧[J].新闻前哨，2005,(1).[11] 葛瑞峰.探析目的论视野下的英语体育新闻汉译[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2).[12] 佚名.近代外国平面媒体体育新闻传播[EB/OL].(2012-04-19)[2012-12-05].http://wenku.baidu.com/view/7c64be19fc4ffe473368ab10.[13] 郝勤.体育新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 Tilden, W.T.The Art of Lawn Tennis[M].New York: Kessinger Publishing, 1920.[15] Tellington-Jones, L.Improve Your Horse’ s Well-Being[M].London: Trafalgar Square

Publishing, 2004.[16] 薛文婷.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17] 陈俏俏.当代报纸体育报道标题语言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18] 王惠生，郭讲用.体育新闻深度报道[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19] 邓星华.现代体育传播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0] 严硕勤.精彩体育新闻录[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21] 王敏芳.英美报刊新词的特点与汉译策略[J].海外英语, 2010,(5).[22] 杨慧勇.英语体育新闻标题修辞赏析与翻译[J].考试周刊, 2010,(43).[23] 贺明芳,刘洪泉.体育新闻标题翻译浅析[J].考试周刊,2007，(3).[24] 佚名.百度百科[EB/OL].(2012-02-19)[2012-12-12].http://baike.baidu.com/view/2518302.htm.[25] 都建秀.目的论框架下的主体性研究[J].读与写杂志, 2007,(5).[26] 李慧君.再读弗米尔“目的论”中文学翻译的开放性阐释[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2,(6).[27] 王海丽.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述评[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1,(1).[28] 曾玲玲.目的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6).[29] 林晓琴.基于目的论的对外电视新闻翻译[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4).[30] 林建冰.体育汉英/英汉翻译的“特效处理”[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31] 曹乔卉.漫谈英语体育新闻的标题翻译[J].南方论刊，2008,(6).

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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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074

唐明婷

中国从资本市场建立开始，上市公司也随之不断地发展，上市的公司从行业、类型到地区、规模都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的ST公司，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风险问题，财务风险比较大，对上市公司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这一领域大量文献的研究，从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评价体系及控制三个角度综述，加强分析，以期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

（一）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提出了风险的概念，认为风险是经营活 动的副产品，经营者的收入是其在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的报酬。从狭义上看，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利用负债给企业带来的破产风险或普通股收益发生大幅度变动的风险。这种观点立足于企业筹资时过多举债或举债不当。西方国家强调全面风险管理的观念是从资金运动到资本经营整个体系的过程，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包括风险预警、风险识别、危机处理等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H.奈特(Frank H.Knight)在1921年出版的(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书中认为：风险是指“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指不可度量的风险。风险的特征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概率估计的可靠性来自所遵循的理论规律或稳定的经验规律。与可计算或可预见的风险不同，不确定性是指人们缺乏对事件的基本知识，对事件可能的结果知之甚少，因此，不能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①。

②Ross, Westerfield, Jordan(1995)在《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提到债务筹资会增加股东的风险，使用债务筹资所产生的这部分额外风险称为公司股 ①

[美] Frank H.Knight,王宇，王文玉译.《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 ② 此段原文如下：“The debt finacing increases the risks borne by the stockholders.The extra risk that arises from the use of debt finacing is called the financial risk of the firm equity.In other word,financial risk is the equity risk that comes from the financial policy(i.e.capital structure)of the f1rm.”Ross,Westerfield,Jordan,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995 东的财务风险。也就是说，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公司财务政策(如资本结构)所产生的权益风险。

③James C.Van Horn, John M.Wachowicz Jr(2001)在《Fundament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里面更宽泛地说明了财务风险包括可能丧失偿债能力的风险，以及由于使用财务杠杆而导致的每股收益变动。

美国学者小阿瑟·威廉姆斯（C.Arthur Willianms)和理查德·M.汉斯（Richard M.Heins)在1985年合著的《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中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如果肯定只有一个结果发生，则差异为零，风险为零；如果有多种可能结果，则有风险，且差异越大，风险越大。”④这种观点强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从客观角度来衡量。

在财务控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有：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1948年创立的控制论；1932年FitzPatrick开展的一元判定研究；Altman在1968年首先创立的zeta模型等。

总体看来，国外财务风险研究起步早，理论体系完善，应用领域广，且研究成果多且系统。如，国外的多家风险管理协会、风险管理学院对企业风险管理事务、专业证书考试制度极具贡献，其中，美国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举办财务风险管理人员专业证书考试，多家协会和学会出版风险管理方面的刊物杂志，还出版较多的财务性风险管理书籍等。

（二）国内研究综述

1989年北京商学院的刘恩禄、汤谷良发表的“论财务风险管理”[7]，第一次全面论述了财务风险的定义、特性及财务风险管理的步骤和方法。

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向德伟博士在1994年发表了“论财务风险”[8]，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认为“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企业财务风险，按照财务活动的基本内容来划分，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四项”，为更深一层推进财务 ③ 此段原文如下：“Broadly speaking,financial risk encompasses both the risk of possible insolvency and the added variability in earnings per share that is induced byt he use of financial leverage.” James C.Van Horne,John M.Wachowicz Jr,Fundament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2001 ④小阿瑟·威廉姆斯等著，陈伟等译．《风险管理与保险》[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4； 风险理论奠定了基础。

唐晓云在2000年发表了“略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9]，认为企业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她进一步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现金流量风险和外汇风险四种。

以上观点虽然对财务风险的分类不同，但都认为，企业财务风险是因企业财务活动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因而造成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企业财务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这种观点是一种广义观。

胡华在2004年发表了“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原因及防范”[10]，认为财务风险的成因是由以下五点构成的：

1．负债经营是财务风险产生最为根本的原因。

2．企业资产流动性弱、现金流量短缺，是财务风险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3．企业经营不善、投资失误是导致财务风险产生、财务状况恶化最为重要的催化剂。

4．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是财务风险产生、财务危机出现最为综合的因素。5．外部环境的多变性是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外因。

2009年，王宏发表了“浅谈公司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11]，认为造成财务风险原因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1．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复杂多变,而企业管理系统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

2．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 3．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导致决策失误 4．企业内部财务关系不明

根据我国学者们的观点不难推出，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离不开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也将从上市公司的内外部环境来分析财务风险发生的原因。

易晓文（1999）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2]，作者在文章中对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及指标的选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

桂文林,舒晓惠,伍超标（2005）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历史分析和展望”[13]，以上市公司财务评价现实意义为前提, 系统地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各种评价方法的比较以及实证研究三项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为进一步发展上市公司财务评价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2009年西北大学的孙金莉发表了“基于企业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研究”[14]，在认真研究了建立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建立健全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

李季在2010年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研究”[15]，作者认为目前为止国外已开发出若干财务危机评价模型,有的模型在信贷风险评价与管理企业资信评估等实务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对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仍使用传统的经验范式,因而探索我国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具有较强理论意义与较紧迫的现实意义。

景红华（2010）发表了“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16]，认为现金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现金流量是企业财务的报警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金，因此，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企业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的相关资料的，了解到，要知道企业财务风险状况如何，必须从偿债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及现金流量风险指标方面来研究。

童宏宾在2004年发表了“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控制”[17]，简单地从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三个方面来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作出控制。

王海翔（2005）发表了“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18]，较全面地从MM理论和期权理论来研究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

吴景杰、施绍梅（2005）发表了“财务风险的控制”[19]，认为在运用理论方法进行财务风险分析时,需要管理人员对具体环境、方法的切合性及某些条件进行合理假设和估计。另外，在采取防范和规避风险的对策时，也必须以规范、科学的管理为基础，否则因使用对策不当反而有可能招致更大的风险。2009年盛九春和叶波二人发表了“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20]，总结了三点防范与控制的措施：

1．完善财务管理系统，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2．强化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观念 3．建立健全企业财务风险识别与预警系统

孔远英（2010）发表了“关于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几点建议”[21]，认为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是一个逐步显现、缓慢恶化的过程，它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先兆，因此具有可预测性。为了规避和防范财务风险，企业有必要对财务风险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分析，及时纠正、改进、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有效地完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学者对于财务风险控制问题的解决几乎都离不开规避和防范，观点不一，本本文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研究有价值的策略。

三、评述与启示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安全己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从防范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着手，这已为人们所重视，但人们常忽略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基础是财务危机。财务危机主要表现为公司资本循环周转被打乱而导致的支付危机，它常常潜伏于财务风险之中[12]。

资本市场的繁荣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大型上市公司舞弊的丑闻尚未消散，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又席卷了全球。而此前的短短几年间，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空前繁荣，众多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许多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也在积极整改包装上市。尽管股市是否出现明显泡沫尚存在争议，但是没有健康的盈利增长，这种繁荣是难以维系的。谋求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必须从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着手。有效的控制财务风险可以均衡各方利益，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使其健康有序的运行。

学者们的研究提高了我们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视，并且更有助于我们开拓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新思路、新方法，使其在我国企业中得以更好地运用。因狭义的观点明显片面地理解力财务风险，所以，本文将采用广义的财务风险观点，它符合人们对财务概念的理解，便于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研究财务风险。希望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基本分析, 采用一定的方法, 对财务风险加以控制,以达到企业利益最优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hyam,Sunder.Theory Accounting and Control[J].An Innternational Theory on PublishingComPany.1997;[2]Ogryezak,W,Ruszeznski,A.Rom Stomchastic Dominance to Mean-Risk Models:Semide-Viations as Risk Measure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99;[3] Borowski, D.M., and P.J.Elmer.An Expert System Approach to Financial Analysis: the Case of S&L Bankruptcy [J].Financial Management, Autumn.2004;[4] Casey, C.and N.Bartczak.Using Operating Cash Flow Data to Predict Financial Distress: Some Extens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Spring.2005;

[5] John M.Mulvey,HafizeGErkan.Applying CVaR for decentralized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companie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ee.2006;[6] Altman.Credit Rating:Methodologies,Rationale and Default Risk[M]．Risk Books,London.2002;[7] 刘恩禄，汤谷良．论财务风险管理[N]．北京商学院学报．1989(01)； [8] 向德伟．论财务风险[J]．会计研究．1994(4)；

[9] 唐晓云．略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J].上海会计．2000(2))；

[10] 胡华．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原因及防范[J]．会计之友．2004(1)﹕52-53；

[11] 王宏．浅谈公司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4)﹕33-34； [12] 易晓文．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N]．温州大学学报．1999(3)； [13] 桂文林，舒晓惠，伍超标．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历史分析和展望[J]．工业技术济．2005(02)； [14] 孙金莉．基于企业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研究[D]．西北大学．2009； [15] 李季．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研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09)； [16] 景红华．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J]．新财经(理论版)．2010(10)； [17] 童宏兵．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控制[J]．财务与审计．2004(7)﹕61；

[18] 王海翔．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13-24； [19] 吴景杰，施绍梅．财务风险的控制[J]．理财杂志．2005(06)﹕32-33；

[20] 盛九春，叶波．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J]．财经管理．2009(4)﹕203； [21] 孔远英．关于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几点建议[J]．海峡科学．2010(03)；

外文资料

会计074 0704043046 唐明婷

Financial firm bankruptcy and systemic risk

In Fall 2008 whe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Treasury injected $85 billion into the insurance behemo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 themoney lent to AIGwent straight to counterparties, and very few funds remained with the insurer.Among the largest recipients was Goldman Sachs, to whomabout $12 billionwas paid to undoAIG’s credit default swaps(CDSs).The bailout plan focused on repaying the debt by slowly selling off AIG’s assets, with no intention of maintaining jobs or allowing the CDSmarket to continue to function as before.Thus,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avoid systemic risk with AIG was mainly about ensuring that firms with which AIG had done business did not fail as a result.The concerns are obviously greatest vis-a-vis CDSs, ofwhich AIG had over $400 billion contracts outstanding in June 2008.In contrast, the government was much less enthusiastic about aiding General Motors, presumably because they believed its failure would not cause major macroeconomic repercussions by imposing losses on related firms.This deci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in macroeconomic research that financialfirmbankruptcies pose a greater amount of systemic risk than nonfinancial firmbankruptcies.For example, Bordo and Haubrich(2009)conclude that “...more severe financial events are associated withmore severe recessions...” Likewise, Bernanke(1983)argues the Great Depressionwas so severe because ofweakness in the banking systemthat affected the amount of credit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Bernanke et al.(1999)hypothesize a financial accelerator mechanism, whereby distress in one sector of the economy leads to more precarious balance sheets and tighter credit conditions.This in turn leads to a drop in investment, which is followed by less lending and a widespread downturn.Were shocks to the economy always to come in the form of distress at nonfinancial firms, thes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business downturns would not be so severe.We argue instead that the contagious impact of a nonfinancial firm’s bankruptcy is expected to be far larger than that of a financial firm like AIG, although neither would be catastrophic to the U.S.economy through counterparty risk channels.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n episode ofwidespread financial distress among our largest banks would not be followed by an especially severe recession, only that such failures would not cause a recession or affect the depth of a recession.Rather such bankruptcies are symptomatic of common factors in portfolios that lead to wealth loss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any firm files for bankruptcy.Pervasive financial fragility may occur because the failure of one firm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other firms which cascades through the system(e.g., Davis and Lo, 1999;Jarrow and Yu, 2001).Or systemic risk may wreak havoc when a number of financial firms fail simultaneously, a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more than 9000 banks failed(Benston, 1986).In the former case, the failure of one firm, such as AIG, Lehman Brothers or Bear Stearns, could lead to widespread failure through financial contracts such as CDSs.In the latter case, the fact that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failed means that both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 amount of credit in the economy could fall so far as to cause a large drop in economic activity(Friedman and Schwartz, 1971).While a weak financial systemcould cause a recession, the recession would not arise because one firm was allowed to file bankruptcy.Further, should one or the other firmgo bankrupt, the nonfinancial firmwould have the greater impact on the economy.Such extreme real effects that appear to be the result of financial firm fragility have led to a large emphasis on the prevention of systemic risk problems by regulators.Foremost among these policies is “too big to fail”(TBTF), the logic of which is that the failure of a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ll have ramifications f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refore the risk to the economywould be enormous.TBTF was behind the Fed’s decisions to orchestrate the merger of Bear Stearns and J.P.Morgan Chase in 2008, its leadership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bank loans owed by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 and its decision to prop up AIG.TBTF may be justified if the outcome is prevention of a major downswing in the economy.However, if the systemic risks in these episodes have been exaggerated or the salutary effects of these actions overestimated, then the cost to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allocation system may far outweigh any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attempting to avoi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No doubt, no regulator wants to take the chance of standing down while watching over another systemic risk crisis, sowe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examine empiricallywhat happens to the economy when regulators back off.There are very fewinstances in themodern history of the U.S.where regulators allowed the bankruptcy of amajor financial firm.Most recently,we can point to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which the Fed pointedly allowed to fail.However,with only one obvious casewhere TBTFwas abandoned, we have only an inkling of how TBTF policy affects systemic risk.Moreov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Lehman failed, the Fed was intervening in the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and aiding money marketmutual fundswhile AIGwas downgraded and subsequently bailed out.In additio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Treasury were scaremongering about the prospects of a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to make the passage of TARPmore likely.Thuswewill never knowif themarket downturn that followed the Lehman bankruptcy reflected fear of contagion from Lehman to the real economy or fear of the depth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real economy that were highlighted so dramatically by regulators.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uch risk could cause an economy-wide col-lapse.We focus on two types of contagion that might lead to systemic risk problems:(1)information contagion,where the information that one financial firmis troubled is associatedwith negative shocksat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argely because the firms share common risk factors;or(2)counterparty contagion,where one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llapse leads directly to troubles at other cred-itor firms whose troubles snowball and drive other firms into distress.The efficacy of TBTF policies depends crucially on which of these two types of systemic riskmechanisms dominates.Counterparty contagion may warrant intervention in individual bank failureswhile information contagion does not.If regulators do not step in to bail out an individual firm, the alternative is to let it fail.In the case of a bank, the process involves the FDIC as receiver and the insured liabilities of the firmare very quickly repaid.In contrast, the failure of an investment bank or hedge fund does not involve the FDIC andmay closely resemble a Chapter 11 or Chapter 7 filing of a nonfinancial firm.However, if the nonbank financial firm in question has liabilities that are covered by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Protection Corporation(SIPC), the firmis required by lawunder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Protection Act(SIPA)to liquidate under Chapter 7(Don and Wang, 1990).This explains in large partwhy only the holding company of Lehman filed for bankruptcy in 2008 and its broker–dealer subsidiaries were not part of the Chapter 11 filing.A major fear of a financial firm liquidation, whether done through the FDIC or as required by SIPA, is that fire sales will depress recoveries for the creditors of the failed financial firm and that these fire saleswill have ramifications for other firms in related businesses, even if these businesses do not have direct ties to the failed firm(Shleifer and Vishny, 1992).This fear was behind the Fed’s decision to extend liquidity to primary dealers inMarch 2008 – Fed Chairman Bernanke explained in a speech on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that“the risk developed that liquidity pressuresmight force dealers to sell assets into already illiquid markets.Thismight have resulted in...[a] fire sale scenario..., inwhich a cascade of failures andliquidations sharply depresses asset prices, with advers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May 13, 2008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conference at Sea Island, Georgia)The fear of potential fire sales is expressed in further detail in the same speech as a reason for the merger of Bear Stearns and JP Morgan:“Bear...would be forced to file for bankruptcy...[which] would have forced Bear’s secured creditors and counterparties to liquidate the underlying collateral and, given the illiquidity of markets, those creditors and counter parties might well have sustained losses.If they responded to losses or the unexpected illiquidity of their holdings by pulling back from providing secured financing to other firms, a much broader liquidity crisis would have ensued.”

The idea that creditors of a failed firm are forced to liquidate assets, and to do so with haste, is counter to the basic tenets of U.S.bankruptcy laws, which are set up to allow creditors the ability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now under their control.If that value is greatest when continuing to operate, the laws allow such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firm.If the value in liquidation is higher, the laws are in no way prejudiced against selling assets in an orderly procedure.Bankruptcy actuall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fire sales because assets are not sold quickly once a bankruptcy filing occurs.Cash does not leave the bankrupt firm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a judge.Without pressure to pay debts, the firm can remain in bankruptcy for months as it tries to decide on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Indeed, a major complaint about the U.S.code is that debtors can easily delay reorganizing and slow down the process.If, however, creditors and management believe that speedy assets sales are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hen they can press the bankruptcy judge to approve quick action.This occurred in the case of Lehman’s asset sale to Barclays, which involved hiring workers whomight have split up were their divisions not sold quickly.金融公司破产及系统性的风险

2008年秋，当美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拒绝85亿美金巨资保险投入到美国国际集团时，这边借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货款就直接落到了竞争对手手里，而投保人只得到极少的一部分资金。在那些大的受益人当中，高盛用12亿美金来撤销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违约互换。这一应急方案通过逐步售出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来偿还贷款，而不是保住岗位或者是确保短期贷款市场像之前那样持续运转发挥市场效能。因此，政府避免美国国际集团的系统性风险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国际集团的商业伙伴不至于破产。从这一出发点，很明显是信用违约互换当中最好的一个。也是因为这一点，相比2008年美国国际集团多赢得4000亿的合同。在条款当中，美国政府在援助通用汽车时表现的并没那么积极，可能是因为政府确信，通用的破产把损失强加到相关的合作企业，这样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太大的坏影响。这一决定和宏观经济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即金融公司的破产比非金融公司的破产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大很多。例如Bordo和 Haubrich提到“越是严重的金融事件越是和严重的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同样的，Bernanke反驳道，大萧条如此的让经济衰退是因为银行业的缺陷影响到投资的信用度。Bernanke 假设一种金融加速器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中，经济的一个领域破产导致更多的不稳固的资产负债表和紧张的信贷状况。这反过来就导致投资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变少的贷款和普遍的经济衰退。如果对非金融企业的经济冲击都是以破产的形式呈现，这些作者们在辩论经济低迷好似不会很严重的。

我们反而认为非金融企业破产的连锁影响远比金融企业的大，就像美国国际集团。虽然通过竞争对手风险渠道，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但并不是说一段时期在大银行间的经济低迷不会伴随冲击很大的经济衰退。只是因为这样是经济失利不会引起经济衰退，也不会影响经济衰退的深度。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破产，这样的破产在企业股份中不是常见的导致经济损失的症状。

因为一个公司的倒闭导致其他公司的倒闭形成系统内的一种联级，这样就会产生普遍的经济脆弱的现象。当许多金融公司同时倒闭，系统风险会减弱经济的破坏力度，就像在大萧条时期，9000多家银行倒闭。在前一种案例中，一家公司的倒闭，譬如像美国国际集团，雷曼兄弟，或者贝尔斯登这样的公司倒闭，会导致倒闭现象在金融界蔓延，例如信用违约互换。在后一种案例中，事实是许多金融机构的倒闭意味着不仅仅是货币的供应，而且只要经济活动中的破败，就会降低信用额度。当脆弱的金融系统引起经济的萧条时，经济萧条就不会产生，因为公司可以申请破产。而且如果只是一两个公司的破产，非金融企业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样极端且真实的影响是金融企业的脆弱性导致调控者特别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这些政策当中，最突出的是“太大以至于破产”(TBTF的逻辑)，这一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大型的金融机构的倒闭将会影响到其分支的金融机构，因此，对经济的风险是很大的。太大而倒闭是2008年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合并贝尔斯登公司和摩根大通银行之后产生的，在重建银行货代时期的领导是长期资金管理，这一政策的决定是支援美国国际集团。如果结果是阻止了经济的衰退，太大而倒闭的政策将会被证实。然而，如果在这一段时期系统性风险被夸大，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益处被高估，资金分配以避免另外一场大萧条的效率代价体系将远远超出任何潜在的利益。

毫无疑问，在观察另外一个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没有管理者想乘机撤退。因此当管理者推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凭经验来考核决定经济状况。当今的美国，很少有管理者同意一家大的金融公司破产的。最近，我们可以看到雷曼兄弟的破产，这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逼不得已同意破产的企业。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唯一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表明太大而倒闭的政策是名不副实的，我们只看到中意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微不足道的影响。此外，与此同时因雷曼兄弟的倒闭，此外,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的失败的情况下,美联储正在干预商业市场、促进货币资金,而美国国际集团是跳伞了。而且，美联邦储备局和财政局即将散布第二次大萧条的谣言，以彰显其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将永远不知道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否会导致市场低迷，以及从雷曼兄弟破产致使人们对破产的恐惧反映到现实的经济上来或者管理者对人们的现实经济体中存在的问题的恐惧进行无限的夸大。

在本论文中，我们分析会引起经济崩溃风险的经济体制。我们关注两种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蔓延：（1）信息蔓延，一个金融机构的困境会对其他金融企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有许多共同的风险因素。（2）对手蔓延，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倒闭直接导致其他信贷机构的危机，这些危机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引起其他金融企业倒闭。太大而倒闭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依据于这两种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对手蔓延会授权干预每一个倒闭的银行，不过信息蔓延就不会。

如果管理者不介入救助某一企业，要不就是任其倒闭。例如一家银行，处理的过程包括以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作为其产业管理人，使其担保的债务在很短的时间里还清。相反，如果破产的是一个投资银行或者是对冲基金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可能是很像第11章和第7章那样的非金融企业。然而，我们所说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由证券行业保护公司承担的，这样的企业是要遵守证券行业保护法令的条例的第7章来停止经济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8年为什么雷曼兄弟的持股公司申请破产其证券交易子公司不在第11章的备案里面。

对金融企业破产停止运行最大的忧虑在于，减价出售致使倒闭和企业债权人对企业复苏的绝望，这样的减价出售还会使相关联的企业具有负面影响，即便这些企业和倒闭的企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论是否经过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还是被证券行业保护法令所规定的。这些担忧都是由于在2008年3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扩大停产决定到初级证券交易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在一次关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演讲中说：“形成的风险就是停产的压力可能迫使交易者们变卖财产到不动产市场。这就将导致低价出售的情形。并且金融市场的普遍低迷和运用的停止将会对资产的价格产生很到的影响，对金融和经济都会产生不良影响。”（2008年5月13日在乔治亚州，联邦储蓄银行亚特南大海岛会议上的演讲。）

对低价销售的恐惧也反映在后来同样的对于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现象出现的原因的演讲里面：“熊市„迫使申请破产„这样的状况会迫使熊市的稳固的债权人和竞争对手来制止潜在的倒闭的可能性，如果市场的流通性不足，这些债权人和竞争对手将要承担损失。如果他们对于其资产的损失和突如其来的流动性不足，是通过撤资投资到其他有保障的金融业里面，这样一来，更大的资金流动危机将接踵而来。”

一个倒闭企业的债权人被迫匆匆冻结资产，这是有悖于美国破产法的基本信条的。美国破产法是让债权人能够使其名下的财产达到最大价值。如果在操作过程中达到最大值，法律就会允许该企业重组。如果在价值在停产之后变更高，破产法是绝不会干扰资产的有序变卖。破产其实是减少低价甩卖的可能性，因为资产不是在申请破产批下来之后立即可以变卖的。

深度翻译的文献综述 第3篇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 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并受到了深度描写的启发, 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 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 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来源——深度描写

1999年, 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代表人物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方法。“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研究方法, 格尔兹提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 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 深的——描述。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感知、阐释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 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 解释“这些陌生的行为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的意义”。“深度翻译”是对“深度描写”的借鉴, 继承了后者对“语境”和“意图”的重视, 并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背景下充分关注文化差异, 对文化翻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深度翻译的涵义

在深度描写的基础上, 美国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创造出“thick translation”一词, 中文译为“深度翻译”或“厚翻译”, 具体做法指在翻译文本中, 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 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 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提出三个深度翻译的理论要点:第一、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 了解语义并不等于理解意义。话语是行为的产物, 因此和所有行为一样, 都具有某种产生的理由, 或者说是意图。第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阿皮尔认为, 要了解说话者的意图, 就要把握语境, 需要“深度语境化”。第三、充分关注差异。

四、深度翻译注释的类型

对于“深度翻译”的具体实践, 即添加注解、评注的深度语境化。注释是对已有作品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 一般是针对作品的疑难处进行说明, 目的在于使人们能更准确、完整地理解作品。如下分析了深度翻译具体实践中, 注释的类型:

1.专有名词解析。这是注释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专名包括选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地名、概念术语以及选文的来源书籍, 这部分注释内容构成全部注释的大多数。

2.背景信息。强烈的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 构成了本书注释编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部分注释中, 读者可以看到文化方方面面的信息。

3 . 文内互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思想传统上, 中国人素有崇古、崇权威的较强倾向。这点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后世论者经常援引前人的话语来证实自己的论点, 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 提出自己的观点。

4.文外互文。这部分内容指向翻译话语体系的研究, 注释中在对某些概念作出语境化解释之后, 往往会给出这一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供对相关论题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实际上, 其他类别的注释都或多或少提及后人的相关论述与研究, 这里主要是按注释内容的独立性作为归纳标准。

五、深度翻译的研究价值

在翻译的过程中, 由于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富有诗意的独特表达风格, 译者只有通过深度翻译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 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 从而在目的语中充分再现源语言“意义之网”中的语境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

翻译标准的制定不仅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 还要考虑文化、社会现实、翻译目的以及读者需求等因素。译者的选择应以是否恰当为依据, 在尽量贴近原文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深度翻译策略,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 拓展了译者的话语空间;其次, 再现了历史文化语境, 使他者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 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对话;第四, 加强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第五, 强化了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的文化身份, 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平台。

六、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格局下, 深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方法。深度翻译由深度描写衍生而来, 是在翻译文本中, 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 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 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深度翻译理念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对文化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2]克利福德·格尔兹.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深度翻译的文献综述 第4篇

【关键词】深度描写 深度翻译 注释 文化人类学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并受到了深度描写的启发，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来源——深度描写

1999年，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代表人物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方法。“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研究方法，格尔兹提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感知、阐释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解释“这些陌生的行为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的意义”。“深度翻译”是对“深度描写”的借鉴，继承了后者对“语境”和“意图”的重视，并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背景下充分关注文化差异，对文化翻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深度翻译的涵义

在深度描写的基础上，美国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创造出“thick translation”一词，中文译为“深度翻译”或“厚翻译”，具体做法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提出三个深度翻译的理论要点：第一、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了解语义并不等于理解意义。话语是行为的产物，因此和所有行为一样，都具有某种产生的理由，或者说是意图。第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阿皮尔认为，要了解说话者的意图，就要把握语境，需要“深度语境化”。第三、充分关注差异。

四、深度翻译注释的类型

对于“深度翻译”的具体实践，即添加注解、评注的深度语境化。注释是对已有作品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一般是针对作品的疑难处进行说明，目的在于使人们能更准确、完整地理解作品。如下分析了深度翻译具体实践中，注释的类型：

1.专有名词解析。这是注释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专名包括选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地名、概念术语以及选文的来源书籍，这部分注释内容构成全部注释的大多数。

2.背景信息。强烈的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构成了本书注释编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部分注释中，读者可以看到文化方方面面的信息。

3.文内互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思想传统上，中国人素有崇古、崇权威的较强倾向。这点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后世论者经常援引前人的话语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提出自己的观点。

4.文外互文。这部分内容指向翻译话语体系的研究，注释中在对某些概念作出语境化解释之后，往往会给出这一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供对相关论题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实际上，其他类别的注释都或多或少提及后人的相关论述与研究，这里主要是按注释内容的独立性作为归纳标准。

五、深度翻译的研究价值

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富有诗意的独特表达风格，译者只有通过深度翻译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从而在目的语中充分再现源语言“意义之网”中的语境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

翻译标准的制定不仅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还要考虑文化、社会现实、翻译目的以及读者需求等因素。译者的选择应以是否恰当为依据，在尽量贴近原文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深度翻译策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拓展了译者的话语空间；其次，再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使他者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对话；第四，加强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第五，强化了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的文化身份，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平台。

六、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格局下，深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方法。深度翻译由深度描写衍生而来，是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深度翻译理念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对文化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ppiah，K.A.（2000）.Thick translation[A].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Venuti.（ed.）.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克利福德·格爾兹.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 第5篇

撰写要求与格式规范

（2008年7月修订）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的内容要求

1．封面：由学校统一设计，普通A4纸打印即可。

2.正文

综述正文部分需要阐述所选课题在相应学科领域中的发展进程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通过与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论，说明自己的选题是符合当前的研究方向并有所进展，或采用了当前的最新技术并有所改进，目的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本课题的意义。文中的用语、图纸、表格、插图应规范、准确，量和单位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不得使用已废弃的单位，如：高斯（G和Gg）、亩、克、分子浓度（M）、当量能度（N）等。量和单位用法定符号表示。引用他人资料要有标注。文献综述字数在3000字以上。

正文前须附300字左右中文摘要，末尾须附参考文献。

列出的参考文献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且一般要求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参考文献的著录按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

期刊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不超过3人，多者用等或etal表示）.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卷次（期次）:起止页次.图书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论文集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学位论文类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单位名称,年份.电子文献类书写方法:[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途径.参考文献应在10篇以上。

（二）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撰写与装订的格式规范

第一部分：封面

1.封面：由学校统一设计。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题

1.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标题（五号，宋体，顶格，加粗）

摘要内容(五号，宋体)

关键词标题（五号，宋体，顶格，加粗）

关健词内容（五号，宋体，词间用分号隔开）

2.正文标题

标题最多分四级。

一级标题，三号字，宋体，居中，加粗；

二级标题，四号字，宋体，顶格，加粗；

三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顶格，加粗；

3.正文

小四号字，宋体。

4.引文注释

引文后注释标示示例：“激光平地技术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土地平整的精度，激光感应系统的灵敏度至少比人工肉眼判断和操作人员手动控制的准确度提高10-50倍，是常规平地技术所不及的[1]”。这里“[1]”是右上标，其中[1]表示正文后面的“参考文献”中的第1个文献。

5.图表

正文中图、表均需编排序号，有图、表题目及说明（五号、宋体、加粗）。文中所列图形应有所选择，照片不得直接粘贴，须经扫描后以图片形式插入，插图宽度一般不超过10cm。标目中物理量的符号用斜体，单位符号用正体，坐标标值线朝里。标值的数字尽量不超过3位数，或小数点以后不多于1个“0”。如用30km代替30 000m，用5μg代替0.005mg等，并与正文一致。中英文、罗马字符应统一，一般采用Time New Roman斜体（单位符号、缩写等除外）。

6.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标题（五号，宋体，加粗，居中）

参考文献内容（五号、宋体；英文用五号，Times New Roman）

第三部分：版面要求

论文开本大小：210mm×297mm（A4纸）

版芯要求：左边距：25mm，右边距：25mm，上边距：30mm，下边距：25mm，页眉边距：23mm，页脚边距：18mm

字符间距：标准

行距：1.25倍

页眉页角：页眉的奇数页书写—沈阳农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页眉的偶数页书写—文献综述题目。在每页底部居中加页码。（宋体、五号、居中）

二、毕业论文（设计）外文翻译

（一）毕业论文（设计）外文翻译的内容要求

外文翻译内容必须与所选课题相关，外文原文不少于6000个印刷符号。译文末尾要注明外文原文出处，并上交外文原文复印件。

原文出处:期刊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不超过3人，多者用等或etal表示）.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卷次（期次）:起止页次.原文出处:图书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原文出处:论文集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原文出处:学位论文类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单位名称,年份.原文出处:电子文献类书写方法:[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途径.（二）毕业论文（设计）外文翻译的撰写与装订的格式规范

第一部分：封面

1.封面格式:由学校统一设计，普通A4纸打印即可。

第二部分：外文翻译主题

1.标题

一级标题，三号字，宋体，居中，加粗

二级标题，四号字，宋体，顶格，加粗

三级标题，小四号字，宋体，顶格，加粗

2.正文

小四号字，宋体。

第三部分：版面要求

论文开本大小：210mm×297mm（A4纸）

版芯要求：左边距：25mm，右边距：25mm，上边距：30mm，下边距：25mm，页眉边距：23mm，页

脚边距：18mm

字符间距：标准

行距：1.25倍

页眉页角：页眉的奇数页书写—沈阳农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外文翻译。页眉的偶数页书写—外文翻译题目。在每页底部居中加页码。（宋体、五号、居中）

装订顺序是：封皮、文献综述封皮（普通A4纸打印）、文献综述正文、外文翻译封皮（普通A4纸打印）、外文翻译中文译文、外文原文复印件。

翻译目的论的文献综述 第6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但是, 对于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古国, 有的甚至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这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也导致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不畅。为了排除这种交流中的障碍, 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介绍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作为信息和文化的载体, 政治文献的翻译在国际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桥梁, 有助于加强中外的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然而, 在大量的政治文献翻译中语言错误、中式英语和误译却比比皆是, 政治文献的翻译成了烫手的山芋。究其原因, 不同国家在文化、语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和各种政治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 要想准确翻译政治文献就要深入研究此类文章的功能、特点, 并选择正确的翻译理论作为实践中的指导。

一、翻译的目的论

作为对传统对等思想的反叛以及对翻译理论的重要补充,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人类行为, 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翻译的目的受到译文读者、翻译时间、地点、环境、传播媒介和原文目的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目的:第一,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总体目标 (可能是谋生) ;第二, 在目标情景中目标文本的交际目的 (可能是为了教导读者) ;第三, 某一特定翻译方法的目的 (比如, 为了显示原语结构的独特性而进行直译) 。 (Nord, 2001:28) 总的说来, “目的”主要是指目标文本的目的。

因此, 所有翻译的首要规则就是“目的规则”。威密尔是这样解释目的规则的:每一文本是出于一个既定目的而产生, 应当为该目的服务。翻译时, 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 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和译文使用的特殊背景, 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

然而这一规则并没有为译者指明翻译时可采用的具体的翻译方法, 而是把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作为决定翻译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目的论为我们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等等这些翻译研究中的两难问题, 意味着为达到某一特定翻译任务的目的可以采用或直译, 或意译, 或在两者之间的多种方法;意味着读者是目标文本目的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 威密尔还认为跨文化交际应当把不同的行为习惯、价值观以及交际情景考虑在内。就外宣政治文献来说还要将一些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翻译的目的论特别适合实用文本如法律文件、技术资料、广告、外宣材料等的翻译。

二、外宣政治文献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外宣政治文献的题材范围广泛, 包括联合公报、备忘录、政府报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其他政治性的文献。它们一般是会议、新闻发布会、集会、游行等场合发表的正式书面材料, 用来阐明政府和政党处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立场。

这类材料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 宣传功能。用于阐明政府或执政党的立场、政策和原则, 或是捍卫其政治信仰和价值观。2) 纠正错误观点。3) 唤起公众热情。通过热情洋溢的语言唤起公众的政治热情。4) 建立新的社会风尚。通过宣传新事物, 促进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三、目的论对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启示

译文的预期目的是决定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上文所提到的这些宣传效应。但是, 很多的译文都没能达到这些预期目的。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译者对原文的误解, 采用了错误的翻译方法以及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

1. 对原文的误解

例1.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译文一)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二)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独立”在字典里对应的英文确实是“independent”, 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考虑字面意义的对应, 而不认真分析源语的意义, 鲁莽翻译, 就会造成误会, 让人以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因此译文二的修改是十分关键的。

例2.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译文一) 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nationality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develop socialist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and mutual assistance.

(译文二) 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policy on ethnic affairs, adhere to and buil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of ethnic groups and develop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民族”一词在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被译为“nationality”, 还有其他一些含有“民族”的短语, 如“全国各族人民”、“少数民族”、“党的民族政策”、“多民族的国家”等等, 都被译为“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the Party’s nationalities policy”和“a multinational state”。其实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各个少数民族, 而英语的“nationality”则往往指一个国家。所以在这里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就容易让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产生误会, 不能达到阐明国家政策的目的和功效了。

在译文二中“nationality”被改为“ethnic group”, 这样一来表达就更准确了。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译文都要做这样的改动, 毕竟这还是要根据译文的的目的来决定。如果中文的“民族”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还是可以译为“nationality”。

例1和例2的问题在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准确、透彻, 导致译文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 译者在下笔翻译之前一定要对源语和译语都做深入的分析。充分理解源语意思才能使译文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

2. 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

例3.这些原则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

(译文一) These principles have been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our nation.

(译文二) These principles have nourished the soul of our nation.

译文一中“精神支柱”被译为“spiritual pillar”, 采用的是直译法。但是所谓的“spiritual pillar”在英文中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spiritual”是个抽象的概念, 而“pillar”却是个具体的事物, 在英语中两者不能结合使用。要正确翻译出这个短语, 就要改变翻译策略, 采用意译法, 翻译短语所传达的信息, 而不拘泥于字面。改动后译文二的意思对读者来说就更加清晰明确了。

这种调整在国际译联于1994年7月9日修订的《翻译工作者章程》中也提到了:“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译文的忠实性并不排除为使原作的形式、气氛和深层意义得以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而进行的适当调整。” (王宪生, 1997)

还有不少中文特有的带有数字的简称在翻译时, 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 达到译文预期目的, 在翻译方法上也应该做这样的调整。如:

三讲教育

(译文一) three emphases education

(译文二) to stress theoretical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good conduct

三来一补

(译文一) The three-processing and one compensation trade

(译文二) processing supplied materials,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client-supplied samples, assembling imported components and compensation trade in foreign trade business

菜篮子工程

(译文一) “vegetable basket”project

(译文二) a project for establishing production bases and in-creasing non-staple food supply

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名词简称, 对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外国人来说如同天书, 翻译时绝不能像译文一样简单地照字面直译, 而应该将这些简称所指的完整内容解释清楚, 这样才能起到服务读者、传达信息、宣传中国政策的作用。

上面这几例是用意译和解释法代替直译法的很好的例证, 但绝不仅限于这些, 译者可以灵活处理。根据目的论, 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的需求采用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翻译方法。

3. 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

外宣政治文献往往会涉及一些政治事件和背景知识。对这些知识的充分了解在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政治的不了解或是不敏感很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中陷入劣势, 对国家的外交造成不良的影响, 甚至带来外交争端。

例4.开放政策

(译文一) Open-door policy

(译文二)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众所周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最初翻译这一政策时, 有外国专家建议译为“Open-door Policy”。中方专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因为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Open-door Policy”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强加给中国的一项政策, 它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如果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必将损害中国主权国家的形象!经过慎重的考虑, 专家们最终选择了第二种译法。

例5.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

(译文一)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of Japan in China”

(译文二)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by Japan in China”

译文一是由日方提供的, 很明显他们的这种译法是在有意掩盖当年的化学武器是由日本政府遗弃在中国的事实。相反, 中国政府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 并为由此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承担全部责任。译文二则是中国政府的译文。

例4和例5中的译文一都违背了中国政府的原则, 也不符合翻译的预期目的, 都需要进行修改。因此作为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译者, 应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政治文化常识, 培养政治敏感性, 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

结论

功能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 (Nord, 2001:29) 翻译中的问题和错误会阻碍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外宣政治文献中的问题和错误会对译文的信息传递和宣传功能以及译文质量造成影响。实践证明, 运用目的论指导外宣政治文献的翻译才能真正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此类翻译中的问题可大体分为三类, 即译者对原文的误解, 采用错误的翻译方法和对本国和国际政治、文化缺乏充分了解。这些问题在目的论原则的指导下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译者能够灵活应用这一理论, 选择有助于达到译文目的的多种翻译方法, 就能够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摘要：本文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为依据, 对外宣政治文献翻译的实质、目的和译文的预期功能进行了分析, 认为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是此类材料翻译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文章认为翻译时应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选择有助于达到译文目的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