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精选12篇）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1篇

一、中国经济的“过去式”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首先不妨描述一下它的“过去式”。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以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的状态, 总体来讲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 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 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 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因此, 在给定储蓄的情况下,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资产类别中分配的问题。

在境内, 储蓄自然会形成境内有形资产。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较高的境内有形资产, 也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 而高投资会形成高增长, 但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较高的通胀而是相对较低的通胀, 这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来考虑, 当投资扩张时, 总需求曲线向右发生移动, 自然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 但投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产能扩张, 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 (这一点是中国经济跟其他成熟经济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 正是由于总供给的快速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的相对较低的通胀。所以, 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 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是不变的, 甚至是垂直的, 即使是在中短期。

关于另外两类资产, 虽然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对外投资, 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的难度较大, 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 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 这从国家整体来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积累, 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 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 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 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所以, 一方面国家整体形成对外金融资产, 另一方面对每个个体不形成境外金融资产, 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 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具体体现在货币的增速很快。

同时, 我们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 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 (无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 , 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 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是, 种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 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资产价格短期内必然上行, 因为短期压力形成资产价格泡沫, 泡沫到一定程度会破裂, 而这种压力并没有消除, 也许随着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压力产生, 或者压力从股市转移到债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类资产商品价格上, 包括大宗商品、古董等等 (见图1) 。

之前的分析都是假设储蓄是给定的,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给定的, 影响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用来解释储蓄, 但在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的影响时, 可将其作为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 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了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 这个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 改变行为必然表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层面上表现出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个变化以至于人口结构的演进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快很多, 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 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了。此外, 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 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 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们的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 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 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之经济增长本身就带动高储蓄, 所以高储蓄是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由此可见, 高储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 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 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 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 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 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 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特征, 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近些年来, 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 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 (见图2) 。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 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 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储蓄和劳动力不那么充裕了, 这都是跟劳动人口结构有关, 因而由它解释中国供给反应速度变慢从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增长相对较高通胀“新常态”的组合。

数据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 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 加之资本账户管制, 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 2012年几乎没有新增长, 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 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 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 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 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 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根本出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储蓄率可能发生的拐点, 储蓄率拐点来的这么快是因为储蓄的变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函数, 人口结构又是政策变量的函数, 从而使得政策变量变化比较大。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 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 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 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 这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 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 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 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 也就是利率的上升, 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 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 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 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见图3) 。

三、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话, 那么全球发达经济体又会有什么特征?

首先, 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是发达国家, 尤其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过程, 但是三大经济体杠杆率是上升的, 各国非金融机构负债水平持续上升 (见图4) 。我们说的杠杆率去杠杆化是非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的杠杆率停止上升甚至有所下降, 但是整个经济系统本身杠杆率在上升, 因为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 所以整体负债水平是在上升的。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 发达国家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 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 也就是利率水平有长期的下降, 此种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以来更为迅速, 这使得在负债水平上升的同时, 负债成本在下降 (见图5和图6) 。

但是我们看到, 在整个发达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杠杆率上升, 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图7显示出发达国家中财政融资需求, 主要有两块, 一块是财政赤字, 另一块是借新债还旧债。深色部分是借新债还旧债部分, 浅色是财政赤字, 这意味着每年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融资的规模非常大大。以日本为例, 每年通过市场融资相当于55%以上GDP的规模, 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这些融资都是市场化行为, 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话, 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财政问题危机中挣扎。

所以, 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 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负担。如果利率上升, 财政将出现严重问题, 将会再度开始新一轮危机。所以利率是不能上升的。观察欧美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 (见图8, 日本以1992年第2季度为起始, 欧美以2008年第2季度为起始) , 给我们一个启示, 未来欧美国家的长期利率很可能会寻着日本这样一个利率的趋势, 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有常态的化, 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率将长期走低, 因为它们无法承受高利率, 高利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财政问题。

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欧美日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但笔者认为三五年内并不会出现高通胀和恶性通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引起通胀的话, 也应该是短期行为, 如果短期内引起不了通胀, 现在货币发行对未来通胀这个判断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是通胀了, 一定是经济发展起来了, 那么彼时货币政策一定已经做出了反应。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这么多年来经济起不来, 通胀起不来, 尽管发了很多货币, 利率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所以, 货币发行对产生通胀之间的关系, 中间一定要引起经济增长才行,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很难引起通货膨胀。

国际经济特别强调利率和结构性逆差, 很难想象中国利率和外国利率会很快趋同, 这样一来就有好多问题, 比如资本管制等。前文提及, 因欧美利率不能高, 所以也就不会高。不能高是指不愿意让它高, 但是它就一定不会高暗含的就是它的政策不仅能控制短期利率, 还能够控制长期利率。这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这么假定的, 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假定的。这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说这个意图长期来讲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此处举两个极端例子。例如新兴国家中像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 显然是没法控制长期利率的, 因为存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 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它们的边际融资成本是靠国际市场来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其风险定价就决定了国内的经济水平, 它的央行是控制不了的。它们当然希望利率降低, 但是很难降下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 日本能够长期保持低利率, 更多原因是日本长期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账户顺差。作为国家整体来讲自有储蓄和资金能够满足本国经济, 所以经济不受国际融资条件的限制。

注:美元从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衰退;欧元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衰退;日元从1991年第二季度开始衰退

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讲, 它们比日本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弱一些。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 需要对外融资, 所以它的融资条件是受国际市场条件约束的。相对于日本, 美国想长期控制低利率比日本更困难。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发达或者银行制度发达形成的货币在全球的特权地位加上其“金融压抑”, 包括现在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政策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直接参与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压低利率, 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做到的措施。它可以发货币, 货币完全可兑换,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金融压抑”手段, 笔者的判断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 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 美国的货币的霸权地位就会削弱, 时间再长以后就无法维持, 但是现在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美国在吃老本。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政策环境就是发达国家依赖“金融压抑”维持的低利率。鉴于这样深刻的结构变化, 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 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 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要走高, 这就形成了挑战。

从政策上来讲, 这将使得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 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的升值压力 (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 ;从对市场的影响来看, 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 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 同时由于外部环境这样一个约束, 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 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从而在资本市场中将会体现在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 这会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 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做投资, 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 长期利率走高, 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但在实际中如果靠贷款买房, 实际上是做空长期做多短期。

另外, 短期利率偏低对股市也是有帮助的。如果出现短期利率持续偏低, 长期利率走高这种趋势性变化, 从交易本身而言似乎炒股比买房更合适。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很大程度上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系, 主要看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 但基础设施投资 (也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的投资)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房地产投资不是一个量级的。房地产政策出来以后到底对市场影响有多大?一部分观点认为短期内有利于新房建设, 因为新房购房不受此影响。如果一定要做判断的话, 2013年房地产投资会比2012年快。

摘要：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 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即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在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中国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 进而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 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的走高。

关键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庆, 章俊.无需担心中国“高”债务问题[N].中国证券报, 2010-04-12.

[2]王庆.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结构调整[J].新金融, 2011, (1) .

[3]巴曙松, 华中炜, 杨现领.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J].中国市场, 2012, (37) .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2篇

作者：李程骅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系统认知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着力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新型城镇化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面向“十三五”及未来一个阶段，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05-06 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着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持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对我国持续推进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培育消费、投资和创新集聚的新增长点，将产生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开启经济发展新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发展的立足点是提高单位空间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倒逼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明显不同，那就是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合理增长速度的维系下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再让速度掩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愈积愈多的社会风险。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龙源期刊网 http:// 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面向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将会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同时也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形成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但总体来看，工业化仍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之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当代中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李程骅：《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的地破解这些问题的病症。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快转变为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城镇化。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到2013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升，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由此开启巨大的消费空间，再造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强大引擎。

龙源期刊网 http://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土地、农民工及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种政策的全面纠偏，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现代服务经济增长。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看，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敢于消费，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新动向。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居民住房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带来城镇的住房需求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依据《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我国总体上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假如未来有30%的新增城镇人口买房，就可新增3000万套的住房需求，由此带来关联消费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并带来流通渠道、商业业态以及消费理念与行为的变化，将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参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23日第1版。与此对应，新型城镇化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又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化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量投资空间。李程骅：《新型城镇化开启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第7版。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搭建的载体和平台，在系统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新的“四化”同步，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的高质量的投资增长空间。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的大提速，包括交通设施、电力、通信、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多个行业的建设投入极为可观。当前，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也是投资和消费的新平台、新增长点。前不久，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国家财政部曾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在未来七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至少需要投入42万亿元。参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国家财政部网站2014年3月20日刊载。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四化”融合，必须坚持高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对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有直接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写，这就要求城镇化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化力量介入的“真金白银”的直接投资。对此，国家统计局曾有测算：自2001年以来，城镇

龙源期刊网 http:// 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可以预见，假如未来10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为4亿人左右，按农民工市民化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将直接带来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即从过去服从于赶超目标的需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长，转向保持平衡稳定、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系统中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种均衡状态，包括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推进方式的服务业发展、城市与区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常态化诉求。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大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活力，全面开启城镇化的创新空间。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创新的载体。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尚未到达5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2014年，一产占国内生产总值92%，二产增加值比重42.6%，三产48.2%。，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不能再与民争利，直接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推进城镇化，必须摈弃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等，这些系统性的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促进城镇化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健康运转，延长服务业的产业链。

龙源期刊网 http:// 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是持续的创新，创新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必须告别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当前，各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已经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巨大的市场能量正在加快释放。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试点地区，鼓励试点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化机制体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体系和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伴随着试点城市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重点突破，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5到10年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创新驱动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失去核心驱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无论是内容和形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甚至“腾笼换鸟”，只有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来推进生产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重构，强化新产业体系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创造产业集群的新型生态，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新要求。尤其是要注重融入互联网思维，把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进行有机融合。把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集群的重构，落实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上，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企业“按需生产”，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怪圈，从而培育出系统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新生态和新的治理结构、新的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应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应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主要靠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必须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上有大的突破，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放松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能级，还能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实现从“管住人”到“服务人”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创新发展，必须在人的现代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引进一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可根据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实施人性化的户籍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在两个层面得到实施，一是全面提升整体的城镇化率，没有城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区域和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步伐，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因此，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龙源期刊网 http:// 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求是》，2012年第14期。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面向“十三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还必须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推进，实行前瞻性的呼应与互动，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全面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质量。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已经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镇治理方式的变革。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经济的“去行政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多层次的“造血”通道。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状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权责关系的划分，进一步调动各层级政府的动力。要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实施对应的人口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无不来源于人才、人才资本，大城市不能无限大，但如何

龙源期刊网 http:// 执行人才落户政策、优化人才结构，确实考验城市决策部门的智慧。毕竟，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集聚，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 第3篇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这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三到五年的中期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国、美国等国，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有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不再纳入失业率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那就是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提高。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的新作走红并引发热议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

中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所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了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向右转”。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回避改革，将自己的经济推向更加艰难的境地。

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1、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推动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交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详见本专栏2014年8月文章《催谷公共消费性基础建设投资—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讲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的进程短期不会来到。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其结构中，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2、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第二个悄悄推进的结构调整，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第三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3、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大改革，是大家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4、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过去30年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舰队中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地变成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到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 第4篇

消费升级、大众创业和中国信用的输出是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的驭手是制度变革。

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说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崩盘”,其实大可不必,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外柔内刚,很健康。

一国经济增长的潜能从何而来?似是而非的答案是: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其实,“三驾马车”只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统计分析指标,而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能的三大要素是:1.劳动力人口;2.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为最);3.制度性变革。从这三大要素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统计分析的重点应关注新“三驾马车”。

第一驾“马车”是消费,但不是一般消费的增长,而是消费的升级。在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呈净减少,此后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劳动力品质的提升,从而使知识经济逐渐超越劳动经济。与知识经济相对应的消费行为是城市化驱动的消费升级,如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品牌时尚、高档格调、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的消费比重将逐渐提升。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但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而是民间创业驱动的创新投资。如李克强总理讲的“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手在民间,破茧可出蚕”。显然,政府主导的举债投资模式已经被抛弃了!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将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投资的“操盘手”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民间,而非以往主要来自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无数事实证明,创新企业可吸纳小额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却不能培育创新企业。通俗地说,政府投资只能搭车,不能驾车,政府坐在驾驶座上的企业必然丧失创新成长的欲望。

第三驾“马车”是出口,但不是“中国制造”的出口,更非“中国创造”的出口,而是“中国信用”的出口。曾几何时,“中国制造”驰骋天下,所向无敌,背后是劳动经济而非知识经济。“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而非创新驱动,为此支付的代价则是不可持续的环境破坏与资源枯竭。超一流的“中国创造”目前还是凤毛麟角,而人民币跨境业务却就在此时呈爆发性增长,2014年达到10万多亿元的贸易规模,让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显著上升,目前的市场份额已排名第四,预计今年有望破格纳入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纸黄金”。

消费升级、大众创业和中国信用的输出是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但这里的“马车”只是比喻而并非科学术语。新“三驾马车”的驭手是制度变革,让制度创新在劳动力人口净减少的条件下释放潜在的要素生产率。经济高增长若只能依赖政府投资和超额货币,这种增长速度是“水货”而非“良药”,更不能冠名为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一国经济陷入萧条而迫切需要创造就业的时候,政府举债投资驱动的增长“水货”也有用,如当年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所举的例子一样: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选择超额发行货币,雇一帮人挖坑,再雇另一帮人填上,再挖,再填,再挖,直至市场经济给出更好的选择。

今日中国,创新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将导致一国投融资体制的深刻变革,过去3年中国股市中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国退民进”已经证明了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模式。

7%

让文化旅游成为扶贫工作的新常态 第5篇

10月17日——我国的第二个扶贫日刚刚过去，旅游扶贫的话题被带入大家的视野。乍一看下这是个崭新的词汇，然而这条路，有个地方已经走了20多年。

前不久，编者走进浙江武义县农民的新小镇，一排排崭新的二层小楼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这是1994年从深山里搬出来的农民，现在不仅有了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身份——武义县市民。而他们原来的居住区被完整的保留并加以修缮，建立成了有浓厚当地特色的遗址公园，并已经被评定为4A级国家森林公园——牛头山森林公园。

这是一个以扶贫减贫为契机，以文化旅游促发展的典型地区。多年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探访慰问，并入编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地球峰会”的交流材料，从而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文化+旅游”扶贫的经典案例。

让文化成为文化 让贫困不再贫困

国家旅游局网站显示，经汇总各省区市旅游部门的统计数据，全国12.8万贫困村至少 50%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贫困村又可以带动70%贫困户脱贫。“十二五”以来，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文化特色是旅游的前提，而旅游是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带动力，这样的事实更让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世代居住在贫困山区的农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家里的一砖一瓦都可以成为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自己家舍下使用的农具都可以放在陈列馆里被展示参观。文化在融合，历史在进步，落后的地区也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沿。

让历史不在过去

让未来提前到来

在前不久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中国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发展史，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文化的根基深入到每寸我们目光看不到土地，文化的血脉同样涌动在藏在时代背后的人民，历史曾在这些地方留下辙印。当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被重新发掘，建立起可供参观的保护园区、古镇、公园，让商业在这里繁荣发展，让信息在这里汇聚融合，让创新的脚步在这里处处彰显，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特色减贫道路吗？

让文明带动文明

让责任创造责任 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旅游业”到《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从《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亮相到《旅游法》颁布实施，伟光汇通集团在政策的指导下始终谨记社会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特色文化旅游道路，坚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减贫是发展的责任，每一个项目的建设落成都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从不同方面提高了当地的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国家的责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伟光汇通始终秉承传承地方传统文化，保存城市历史记忆，营造人文魅力空间的发展原则，始终追求至善至美，创造价值典范，坚持做到坚持做到尊重历史、传承文化、改善人居、繁荣城市。作为一个在文化旅游道路上快速发展的集团公司，伟光汇通用自己的力量带动一方的经济发展，保护一方的特色文明，提高一方人民生活水平，让文化旅游成为扶贫工作的新常态，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公司从未忘记的使命。

伟光汇通集团

伟光汇通集团，一家有着20年发展历程的集团化企业，集秉承“挖掘地缘历史—改善旅游生态—打造文化古镇—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形象” 这一文化旅游运营理念，在文旅产业领域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集团成功开发并运营着彝人古镇、滦州古城、微山湖古镇、田州古城等古城古镇项目，被誉为“中国文化旅游古镇运营专家”。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6篇

基本判断

仍可大有作为，把握战略新内涵

——经济仍然处于上升通道，成长性的机遇叠加。有专家认为，中国未来中高速增长阶段大体会延续10年左右。就西昌市来说，从2006年到2015年西昌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黄金10年，这10年创造的社会财富相当于建市以来前27年的5倍。预计从2016年到2026年，西昌和其他西部地区一样，县域经济还会有持续的上升空间。一方面，全国性的产业梯次转移态势没有变，而且呈加剧态势。同时，国家对以高铁、高速公路、航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带来了现实的增长因素和未来的发展空间，由于中西部地区是新一轮基础设施投入的重点，建设周期较长，必将带来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带来现实增长动力，将极大地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2014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4.77%，已经进入了城镇化的加速期，西部地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西昌市2014年城镇化率为56%，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70%，有15万农村人口将转移成为城市居民，如果按基础设施及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人均投入30万元来计算，将会有45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入。

——发展仍然处于刚需阶段，动力性因素叠加。在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2014年，西昌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一是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主要手段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将GDP、人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于2020年实现倍增，作为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第一要务。西昌市提出2016年提前建成小康社会的更高要求，因此以上各项指标必须提前实现翻倍，而要实现“翻倍”的目标仍有10%—20%左右的差距。二是保民生从实质上来看就是保发展。而西部地区民生事项往往就是县域经济重要的基础项目。以西昌市为利，2015年实施的重点项目共141个，当年完成投资150亿元，其中涉及道路、教育、交通、医疗、住户保障、水利、电力、通讯等民生改善方面的项目有67个，总投资88.2亿元，占58.8%。三是基本建设具有延时效应，需要持续地加大投入。十三五时期，西昌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其中三分之一要地方自筹。这就要求西昌经济必须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才能完成基本建设和大量的民生承诺。

——资源可开发性优势凸显，后发性优势叠加。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优先权，中西部地区往往就是资源富集地区。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独具优势的粮食生产、中药材资源、矿产资源综合延伸利用以及水电、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构建起新型的产业增长体系。同时，西部地区以土地空间、空气洁净度、光照降水为代表的原生态资源将形成西部地区新一轮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而以交通纽枢、电力通讯、教育卫生为代表的基本建设将形成西部地区新一轮发展的增长优势。未来30年，中国西部将成为基本建设的黄金增长期。大量的基本建设投入不仅会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创造条件。

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新常态下，这个重要战略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改变。

——增速减缓。据中国社科院预测，2011-2015、2016-2020、2020-2030年三个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5.4%-6.3%。国务院发展中心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还处在换挡寻底的过程中，预计要三年左右才能探到中高速的底部，大致是6%-6.5%之间。

——结构调整。从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层面看，中国经济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中高端位置提升，相应的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服务业和消费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在西昌市近年来的产业变化得到了体现。

——内涵转变。从发展动力层面看，第三产业、消费需求比重逐渐上升，成为产业和需求主动力；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长江流域和丝绸之路涉及区域可能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会进一步释放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风险增加。从风险层面看，几十年持续改革和高速发展中累积的旧矛盾与新挑战相互交织，中国经济将不得不在同时应对金融、地方债务、房地产业下行以及就业、环境、外部冲击等多重风险中前行。

基本面

保持总体向好，注重提质增效

——新常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大契机。在新常态下，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巨大。2014年，西昌市全面关停新钢业、新太平等5户落后产能企业，关闭康德和力、永安煤焦化80万吨焦炭产能，关停泸山铁合金、兴鑫硅业3台电冶炉，西昌钢钒完成烧结烟气脱硫项目。但同时，以清洁能源、食品医药、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文化创意、旅游康养、环保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异军突起，形成集聚发展集群发展规模发展态势，正在助推西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新常态下改革的深化为市场主体活力迸发提供了强大契机。2014年西昌市推进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建设与应用，公布行政权力事项3935条；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公布保留行政审批项目193项，清减率达32%；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项目提速50%以上。进一步降低注册门槛，简化注册手续，激发市场活力，全年新登记企业776户，个体工商户4919户，较2013年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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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政治生态的优化为发展环境重塑提供了重大契机。2014年以来，西昌市以“五好干部”为标准，鲜明“重品行、重实干、重公认”的用人导向，围绕“3567”选人用人基本要素从严规范干部选配操作方法，探索差异化考核成绩、结构模型化配备干部，全年任免干部6批次214人，树立了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发展氛围。

在总体向好的基本面下，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新常态下发展的方式和结构发生了改变。

——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实现从超常发展向理性跨越的反向思维转变。新常态将是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阶段，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努力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持续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西昌市只要充分利用好重大战略机遇，利用好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深化改革、加强创新中更大程度地释放出巨大发展潜能，仍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快于全国的发展速度，稳步缩小与全国的发展差距。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从增速优先向转型攻坚的重心思维转变。必须真正把推动转型升级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而且既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产业升级转型，又要积极通过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转型。全面深化改革极其重要的指向和归宿，也是要冲破在原有发展方式下形成或者固化的，与新常态下发展不相适应的做法、规定和制度，建立与转型升级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释放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让一切创新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实现从超强主导向有为干预的作用思维转变。地方政府站在前台引领发展、导航定向，并要更好地为地方经济转型保驾护航，确保经济增速平稳换挡、结构调整挺过阵痛期，新旧矛盾稳健消化，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有序竞争，确保牢牢守住发展底线、民生底线和安全底线。

角色定位

担当底部支撑，改变实现方式

地域广阔、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将会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底部支撑的角色定位将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860多个县域经济单位，占全国县域总量的三分之一，2013年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西部地区拥有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矿产资源和电力能源占全国的90%以上，是我们国家生态保护的屏障以及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有18个，其中中西部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就有14个。同时，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民族文化风情最为浓郁的地区，是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石。从实践层面看，只有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的全面小康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优先位置，而县域经济是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已经积累起具有特色的产业体系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后发起跑的优势。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百强县是县域经济的突出代表，是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主要是：市区（市辖区）、A+级县市（全国百强县市）、A级县市（西部百强县市）、重点县市（如州盟首府、区位节点县市、资源富集县、人口大县等）。

同时，我们要看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和实现方式要改变。

——释放转型升级的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在新常态下，通过引进、吸收、消化、产业链延伸、资产重组、再创新等方式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通过加大棚户区改造、西部铁路和公路修建、城市给排水系统建设等公共投资的力度，以此来弥补传统投资率下降的缺口，是再造经济新动力的重要途径。就西昌市而言，要下决心推进三次产业结构从2：3：1向3：2：1加速转变，下决心关停淘汰落后产能、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同时，要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挖掘内需的潜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如果“十三五”能够顺势而为，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条件。西昌市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全面加速第三产业转型升级。

——落实政策的推力，推进重点领域突破性、创新性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西昌市而言，要围绕建筑业和金融服务业做好文章。要加快培育壮大一批本地骨干建筑业代表企业，推动外来房企加建筑业“1+1”本土化发展模式，促进建筑业企业就地注册、就地纳税、就地核算。继续加大金融服务业发展力度。

——强化创新的助力，激活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在经济新常态下，倒逼我们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的能力。当前，这既是破解土地、能源等资源硬约束的有效途径，也是重塑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必由之路。

——保持开明开放的魄力，夯实经济发展实体基础。继续加大友好城市缔结合作力度，实现向发达学习，与强者为伍。要推出一批激活市场、激发活力的改革举措，在公共领域大力推广特许经营、PPP模式等，吸引社会投资，着力营造释放消费潜力的体制机制环境，降低投资产业门槛。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激发干部的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从严查处一批小官贪腐、为官不为的典型，发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市级相关部门、政法机关、组织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等主体作用，综合经济、行政、组织、法律、纪律等措施，稳步推进，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7篇

埃里安先生曾在2009年使用“新常态”。之后,“新常态”作为一个流行词风靡于经济领域,国内学者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开始广泛地使用这个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省经济工作的时候曾经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明确了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国发展方式及格局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出现深刻并且持久的变化,这对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必然会有着深远意义上的影响。同年12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九大“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这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浙江经济发展的逻辑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与逻辑之下,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更为明显,经济转型升级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举措与必经之路。对于经济转型升级而言,从增长动力看,意味着动力转换;从发展质量看,意味着提质增效;从制度环境看,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可见,一方面,新常态成为了地方经济的新背景与新条件,对经济的发展方式与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的必要策略,只有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才能在新常态中实现新的跨越。适应新常态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转型升级却不会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甚至在整个的过程中也会充满着我们不可预知的困难与挑战,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1但必须承认的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总体上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则在质的提升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浙江在新常态背景之下必须引领新常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大力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竭尽全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转型升级的历史重任。

二、浙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常态

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新常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中高速,经济增速从之前的高速下降为当前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经济结构出现深刻而全面的变化,持续地优化升级;新动力,要素与投资驱动将让位于创新驱动;多挑战,经济运行与发展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甚至面临着隐性风险显性化的局面。就浙江而言,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中则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常态。

(一)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

单从增速看,浙江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出现反弹达到11.9%,但却在2009年结束了连续19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在这一年降为8.9%。并且浙江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2014上半年增速均低于10%,这可以说浙江已经基本上完了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减速换挡。2目前,浙江经济先于全国调整,浙江省委、省政府对环境污染与产能过剩的治理非常坚决,全省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让浙江的GDP低于以往,增速自然出现了下降。

(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开始合理化

从产业层面看,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调整正在进行,低端产业持续地退出,加速去库存和去产能,传统的经济向集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于一体的多元产业为主导转换,新兴产业、新业态经济出现了快速成长的局面;从需求层面看,无论是投资、消费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加强,投资向新兴产业转移,传统出口增长模式几近结束;从创新动力层面看,在鼓励创新政策实施进程中,各领域的产品和市场创新、技术和管理创新层出不穷,产业化的创新日趋活跃,产业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结构调整是广泛的结构变迁过程,已经远远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在某种意义上讲,2014年是浙江告别历史中的传统增长模式的一年,这一年将成为推动经济结构和动力实质性的转变,打造集质量效率于一体的集约增长经济模式的一年。

(三)从低质量的发展向高质量的发展

浙江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经济效率(土地生产率、劳动力生产率等)同样得到了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浙江经济从低质量向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我们继续重视提升质量与效益,进一步依托于改革推动本省的经济新发展、新跨越,并依靠改革来破除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与机制障碍。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促使全社会的普遍充分就业,并且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这样的经济发展才是我们需要的有效益、可持续的全面发展。而且还要意识到保持中高速增长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是矛盾与冲突的,中高速的速度要与中高端水平相适应。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打造浙江的经济升级版,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推动浙江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四)外部影响力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渐提高,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同时,我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30%,超过了美国的26%。3如果基于客观购买力进行评价计算,则我国贡献率更是要超过美国。中国以这种方式计算的话,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新常态下,美欧等经济强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抬头的趋势,况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尽力寻找自身的经济增长点,并且加快发展对于自己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都让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一去不复返了。

最近几年里,党中央、国务院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强化与巩固我国国际地位的战略举措,展开新的外交布局,沿海省市纷纷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加强参与海上丝路规划的研究与实施中。浙江也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研究、寻找在海上丝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以在增强服务全国能力与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更好地促进全省的经济转型升级。浙江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基地,不仅民营企业要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合作,同时政府部门还要结合“一带一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引领浙江地区的实体经济向“一带一路”市场纵深发展。一方面,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国际大环境同国内环境一样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环境与背景又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趋势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浙江进一步认识到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性。

三、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

浙江省作为沿海经济活跃的省份,新常态在给浙江省带来新的背景与挑战的同时,也给浙江的经济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就需要浙江抢抓机遇,加快调整,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新常态中实现全面繁荣。

(一)调整结构优化升级质量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放缓这并非是件坏事。“速度下一个台阶,但质量要上一个台阶,重在结构的优化。”事实上,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浙江已经出现了非常良好的态势。2014年1至8月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5%、9.2%和8.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为33.8%、34.3%和24.4%,同比分别提高0.6、0.8和0.4个百分点。4

浙江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的数据表明了在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出第二产业,达47.9%,全省首次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迈上重要台阶。浙江省出现“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背后,证明了该省“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近年来,全球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支撑的信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浙江已经将目光和资源高度聚焦在基于上述高科技技术与管理的现代服务业。2014年前11个月,浙江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居全国前列,超2000亿元。传化公路港模式实现物流企业和社会车辆在平台内“集约化经营、信息化管理”,得以在全国推广。同年,支付宝以118.8亿元营业收入首次晋级百亿元企业名单,天猫技术则以305.6亿元收入跃居成为全省第一,共同形成了引领增长的新引擎。5

(二)深化改革释放升级活力

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是浙江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必须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基础上,让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避免搞大规模的刺激,进一步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这些都应该成为政府新的施政重点。事实上,加大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力度,这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2014年,浙江政府展开了以“四张清单一张网”6为重点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全面而迅速地促进了浙江政府深化改革的力度。这使得浙江在简政放权的工作上得以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只有简政放权,企业负担轻了,发展环境好了,办事方便了,在政府权力上做减法,给市场活力添砖加瓦,企业才能逐渐演变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浙江省政府近期成立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正是要推动解决当前浙江改革中的重难点问题,这些也都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把看得见的手发挥得更强劲,能够在不必要出现的地方主动积极地撤出权力之手,坚持按照权力清单来履行自身的职责,才能让简政放权为经济的转型升级释放更大能量。

(三)推动创新激发升级动力

当前,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突破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的约束,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浙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浙江应贯彻落实已有的支持科技创新机制措施,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升级转型,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来拉动省内经济的、提档升级。7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创新是用创新适应新常态的重点。浙江需要进一步推进“产品换代”,推动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的全覆盖,加快新产品的市场开发;推进“管理换脑”,加快企业的管理创新,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最为先进的手段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8同时,还要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世界银行研究表明,GDP会在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增加1年的情况下增加9%。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高级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的缺口。经济的现实状况要求浙江依托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把经济转型升级与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密切联系起来,全面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才尽其用的良好人才培养氛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应该出台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出人才流动机制的作用,以达到人力资源市场化的科学配置。例如提高农民的互联网应用水平,不仅可以降低就业压力,还可以为他们增收。位于山区 / 交通不便的小县城遂昌,培养并汇聚了一支超过6000人的“网商大军”,从卖竹炭开始起步,逐渐成长为全国扬名的电商县,探索出一条以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助推信息经济与山区生态经济融合发展的新道路。

(四)改善民生保障升级环境

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民生连着民心,经济增长虽然减速了,但是民生建设与民生改善却不应也不能减速,要在经济总量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要守住新常态的底线,坚持改善民生,做好兜住底线、改善机制和完善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的红利才能保障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稳定与良好的社会环境。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地权制度,进一步深化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基于“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的整体要求,全面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展,构建整体社会安全网络;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社会各群体的就业工作,确保就业的稳定;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更多面向弱势阶层,实施精准脱贫,力争全省各地区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要更加重视自然环境治理,让老百姓享受经济转型升级的环境收。

(五)繁荣实体经济夯实升级基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8篇

国内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经济环境与土地市场的运行具有紧密联系, 并通过实证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 丰雷等认为房地产用地市场运行与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 钟典等认为土地供应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 (GDP) 之间存在一定相互影响。本文通过对湖南省2009年-2015年半年度土地供应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速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 在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上GDP是土地供应总量的Granger原因。通过对2009年-2015年半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用地供应量增速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 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是房地产用地供应量的Granger原因 (图1) 。由此可见,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土地市场的运行表现, 并形成了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土地供应总量逐年递增, 二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长株潭地区一直是土地供应的重心和土地价格的高地;三是市场受调控政策影响不深, 与宏观经济环境关联度更大。

二、土地市场运行新变化

进入“十二五”以来, 湖南省各项经济指标开始出现逐步小幅减缓趋势, 其中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分别由2011年上半年的13.4%、30.2%回落至2015年上半年的8.5%和17.7%,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较大降幅, 由36.7%变化至-2.0%。全省社会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过渡至中高速发展通道, 土地市场尤其是房地产用地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 (图2) 。

土地市场运行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 供应量出现了较大降幅。其中当GDP增速由2011年的12.8%降至2012年的11.3%期间, 土地供应总量和房地产用地供应量同比增速则分别从118.6%、23.2%的高位骤降至-18.7%和-12.4%, 虽然随后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上半年有所回升, 但变化幅度始终控制在15%以内, 处于小幅波动变化区间 (图3) 。

随着湖南省经济发展步入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区间, 全省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变革加快, 带动土地市场步入调整期。从2015年以来的运行数据来看, 全省土地市场呈现出新的变化特点。

(一) 总量下降的基础上保持了均价水平的稳定

2015年以来, 湖南省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进一步趋紧, 固定资产投资趋缓。1-9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7550.9亿元, 同比增长17.4%,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 其中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861.4亿元, 同比下降6.5%, 已连续5个月负增长。受此影响, 全省土地市场今年以来进入低位运行模式。1-3季度供应土地9933公顷, 同比减少15.8%;土地出让总价款为584.26亿元, 同比减少22.1%。但土地出让均价维持在1157.4元/平方米的水平, 同比降幅3.3%, 土地出让价格保持了基本稳定。

(二) 区域土地供应重心从长株潭地区向湘南地区转移

从四大经济区来看, 在土地供应总量水平下降的基础上, 土地供应重心出现了区域转移。长株潭地区在商品房供应量整体偏大的格局影响下, 扩需求、去库存成为市场主要着力点, 同时“十二五”期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均已在前期供应到位, 导致今年土地供应规模大幅缩减。1-3季度, 长株潭地区土地供应量仅为2486公顷, 同比减少49.4%, 占全省比重的25.0%, 其中房地产用地和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面积分别同比减少41.2%和56.8%;湘南地区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优化投资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等发展战略引导下, 土地供应逐渐活跃, 1-3季度土地供应量达到2906公顷, 同比增长38.5%, 占全省比重提高到29.3%。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和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供应量分别同比增长25.2%和81.8%。

(三) 区域间房地产用地价格差距缩小

宏观经济增速下移和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累积效应带动土地资本化进程放慢。在土地出让溢价率走低、高价地块影响减弱等因素影响下, 经济发达的长株潭地区房地产用地供应量价齐跌。而湘南、洞庭湖等其它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优化等因素影响, 房地产用地价格反现上涨。1-3季度, 长株潭地区商服用地均价与住宅用地均价分别为3086.4元/平方米与2572.6元/平方米, 同比下跌14.0%和22.9%;而湘南地区与洞庭湖地区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均价同现上涨, 其中湘南地区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均价分别同比上涨32.6%与35.0%, 达到1837.2元/平方米与1897.3元/平方米, 洞庭湖地区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均价也分别上涨16.4%和9.8%, 大湘西地区暂时保持相对稳定。全省区域间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格差距开始缩小, 省内区域价格显现均衡化发展态势。

(四) 市场运行受政策影响的敏感程度逐步加深

近年来房地产用地市场一直处于逐渐下行的发展趋势中, 但今年以来, 在密集出台的新政影响下, 下行趋势明显减缓。在“330住房金融新政”, “930房贷新政”, “831住房公积金新政”和中央多次降准降息等房地产利好新政的接力影响下, 全省房地产消费逐步释放, 第3季度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减缓。1-3季度全省房地产销售面积达到3943.8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1.5%,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4, 中部第1。商品房销售额1742.9亿元, 增长24.4%,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1分百分点。随着房地产销售市场的好转, 房地产用地供应逐季回升, 第2季度环比降幅收窄15个百分点, 第3季度环比增加25.6%。随着房地产用地供应节奏的加快, 均价降幅进一步收窄。全省1-3季度房地产用地出让均价与1-2季度相比, 降幅收窄2.3个百分点, 控制在1855.3元/平方米的水平。房地产用地市场下行态势得到控制, 开始出现止跌回暖迹象。

三、政策建议

为确保土地市场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中能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运行, 就必须要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土地市场新变化。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双向调控政策体系, 对土地市场进行管理和调控, 助推土地市场向宏观经济运行预期的方向有序调整。另一方面落实完善土地供应的节约集约利用的政策措施, 保障经济新常态下土地的利用效益和产出效益。

(一) 建立健全双向调控体系

一是加强对土地市场 “ 供给侧”的指导与调控, 对各城市用地供给进行差别化指导, 分类施策。根据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人均住宅面积等因素, 综合考虑近年来各城市、各大经济区域实际供地量、地价涨幅、库存情况及投资、新开工、竣工和销售情况, 按照“控总量、减增量、用存量, 保流量”原则分类加强供应调控。收紧库存过高、需求不足地区的用地规模, 做好“堵”的工作, 引导有实际需求的地区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尤其是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 做好“疏”的工作。同时要加快供地结构调整, 保障基础设施等其他民生用地的需求;二是加强对土地市场“需求侧”的管理与调控, 根据各地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和城市居民消费能力, 合理确定土地保障和供应水平, 并向社会明确不动产统一登记和房产税相关政策实施步骤和推进思路, 利用政策红利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加快建立并完善从土地、住房到金融、财税全方位的长效机制, 保障土地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 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措施

一是深挖存量建设用地的潜力,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逐步建立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龙头”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原则, 注重各类用地综合效益及用地功能、结构的合理性, 形成用地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合理的用地格局,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及时清理, 盘活存量土地。各市州要结合省国土资源厅的“控增量、盘存量、优结构”要求, 闲置土地进行调查摸底, 制定盘活存量土地发展规划, 统筹安排, 逐一盘活,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二是严格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标准。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土地使用标准。坚决执行《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公路、铁路、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电力、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等控制指标, 房地产用地宗地规模、容积率控制等各类土地使用标准。通过提高土地使用标准的重要性, 严格用地准入,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层次, 用改革创新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用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化解产能过剩。同时, 督促加快各地土地开发建设周期, 积极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多种措施促使新增用地及时有效地转化成GDP;四是鼓励开展国有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和地下空间开发。在不改变现有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通过促进中低效用地“再次开发”、加大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升工业用地利用率和容积率等方面推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同时为有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和地下空间开发等节地新模式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例如地下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土地出让金缴纳容积率计算等措施鼓励城市中地下空间利用。企业利用现有厂房、现有土地优化结构, 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经依法批准, 企业在现有用地内提高容积率或建筑密度、增加建筑面积的, 不再调整出让金等方式鼓励企业推行“零增地”技改。

参考文献

[1]丰雷, 卢静.200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用地市场发展及房地产用地价格决定因素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2013, 27 (4) :29-35.

[2]钟典, 谢炳庚, 张京亚, 等.长沙市建设用地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定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4, 42 (21) :7225-7228.

绿色建筑的新常态 第9篇

2012 年, 中国的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升格为一级学科, 这一改变还原了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的学科地位。正本清源, 城乡规划应该适度地“去建筑化”, 以聚焦更宏大、更深层次的问题, 但此时的建筑学要“去规划化”吗?我认为恰恰相反, 建筑学应该更加强调基于城市尺度的思考。人类的生活世界本是整合的, 所谓学科, 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人为划定的边界, 有了边界, 研究更易深刻, 但难免片面。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绿色建筑不应该只局限于单体、微观尺度的研究, 街区及城市尺度的研究更可实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除了空间尺度的扩展, 绿色建筑也应在时间尺度上延伸到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在“互联网+”的平台上, 人们进入建筑以后的一切均可数字化处理, 包括资源节省、环境保护及健康管理, 建筑师不必拒绝介入这些貌似与设计无关的领域, 而有些系统并非可以后期弥补, 我们呼唤中医式的系统方法, “创可贴”式的临时补救法不可持续。

建筑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 其从业人员被称为建筑师而非工程师 (可涵盖电、水、暖等一系列专业) 的原因就在于此。单一评价、孤立判断及线性思维不是建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 千百年来建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及外延, 但“丰富”不意味着“否定”其本体。绿色建筑的概念是近几十年来针对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对自然的藐视而导致之问题的纠正, 在建筑学的诸多目标中添加了“绿色”, 不等于彻底颠覆传统建筑学的其他目标。从构词法来看, “绿色”是定语, “建筑”才是主语。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绿色”, 却忘记了“建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筑是否实现绿色目标, 不能只看前期设计, 更要关注建成效果。看看分别获得“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之项目的数量可知, 众多获得“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的建筑最终未必真正实现了绿色的目标。我还看过一些号称高技术的绿色建筑, 建成后经历了反复的测试, 但始终未见公布的数据。这个社会能否少一点忽悠, 多一点真实。

有些绿色建筑“ 研究” ( 而非“ 设计运用”) 采用如下技术路线:选一软件, 先输入一些数据, 再描述软件给出的结论。这与给兔子吃胡萝卜, 待其拉屎后描述“兔子吃橙色萝卜拉黑屎”有何区别?还有些设计在概念图中画一些气流运行示意 (清华大学宋晔皓教授引用张悦教授的话, 称其为“歪风邪气图”) , 指挥着想象的气流运行, 便号称“绿色”了。研究当然需要描述, 但不能简化为针对直观现象的简单描述, 研究也需要想象, 但想象需要验证。我们呼唤原创、系统的绿色建筑研究。

技术进步确实推动着人类的发展, 但技术只是手段。当下的绿色建筑介绍动辄就是使用了多少套新技术, 许多绿色建筑申请指南要求申报项目“必须采用不少于一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或新设备”。我们的目标是“ 不同”还是“ 更佳”?“ 新”等于“ 好”吗? 在建筑学领域, “ 被动式策略”反映了创造的价值及人类的智慧, 然而, 面对上述评审标准, 建筑学的核心价值荡然无存!当谈到绿色建筑时, 我们更需要跳出纯技术的线性思维,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进行思考, 不仅关注how, 更要思考why!

前几天在街边看见一个“黄氏无水牛肉店”, 我想, 一定是因为当下社会的牛肉注水已成常态, 故“无水”才成为稀有资源, 并可被堂而皇之地冠为店名。其实, 受资源环境及生产力水平制约, 民间传统建筑本是绿色的, 但工业革命后人定胜天的哲学鼓舞着狂妄的建筑师忽视了资源与环境, 导致人居环境出现了问题。当下绿色建筑评审的所谓“绿色星级”不就是牛肉店的“无水”标签吗?当牛肉“不再注水”成为社会自觉之时, “无水”的标签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同理, 当我们的建筑设计都真正关注资源环境时, 绿色建筑标识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这或许应该是绿色建筑的新常态吧。

医疗救助的新常态发展趋势 第10篇

1 城镇职工医疗救助的现状

廊坊市医疗救助工作从2002年启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实践, 基本形成较为系统的职工医疗救助制度框架和一系列规章办法, 在维护职工健康权益、抵抗和摆脱疾病风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疗救助工作突出表现在救助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和救助资金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所有人员一个救助比例过渡到现在的分段累计计算办法, 准备救助金从2002年的50万元提高到2014年的700万元, 个人获得的最高救助金由5万元提高到60万元, 人均救助金由3700元提高到5530元, 年救助人数也由最初的100多人提升到1200多人。救助办法的不断调整和救助金额的不断提高, 目的是将救助金发放给更需要的人群, 在兼顾公平的同时, 真正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截至当前, 市医保中心已为7019名困难职工累计发放救助金2497余万元。与此同时, 笔者也应看到职工医疗救助制度仍然处于创立和发展的初始阶段, 一方面制度本身从创立到成熟有很强的阶段性和试验性,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费用上涨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现行职工医疗救助制度仍存在着诸多缺陷。

2 城镇职工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

2.1 救助对象范围狭小

现行制度规定, 职工医疗救助的对象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医疗费用个人难以承担的人员。在实际执行中,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处于低保边缘的低收入群体未被纳入救助的范围, 而且救助的类型主要以住院救助为主, 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救助正在推进过程中, 造成贫困者在医疗救助权益上的不平等。另外, 对贫困职工的经济状况缺乏相应评估, 使有限的医疗救助资源无法流向最需要的贫困人群, 也无法避免非贫困群体对医疗救助资源的侵蚀。

2.2 救助模式不完善

医疗救助采用大病救助和综合救助两种模式。大病救助模式中疾病范围面窄, 而且是事后救助, 身患救助范围之外大病的低收入患者不能获得救助, 不能体现医疗救助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综合救助模式中包括初级医疗卫生服务, 救助贫困职工部分门诊和住院服务费用。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初级医疗卫生服务开支的报销要远远低于国家大病救助的筹资, 同时也提高了贫困职工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健康水平, 此种救助模式在确保筹资能力的前提下值得推广, 也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2]。

2.3 救助制度设计不科学

2.3.1制度中对需求方明确限定了起付线、封顶线及补偿比例, 虽可防范患者的道德风险和规避基金运营风险, 但将救助补偿标准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 使真正贫困职工对医疗救助服务的利用程度受到限制。同时, 由于相关部门对贫困职工的医疗救助数据缺乏统计和分析, 对其支付能力判断失准, 在摸不准风向的情况下, 对救助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 实践中多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救助标准, 对起付线以下和封顶线以上的自付部分仍难以承受的贫困职工, 在患病的情况下仍然不去看病, 出现救助资金大量结余和救助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

2.3.2医疗救助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功能不能保障或者不能完全保障的时候, 医疗救助发挥最后防线的作用, 而医疗救助在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及工作程序等方面与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相交叉。医疗救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不紧密, 信息不对称, 常出现救助承接不及时的真空时段, 致使医疗救助能力低下, 家庭因病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

2.3.3救助程序一般为事后救助, 在许多困难职工患大病就医时, 转诊就医情况非常普遍, 统筹区外就医则无法得到基本医疗保险部门在院时的基金支持, 致使许多困难职工因无法垫付高额医疗费用而被迫出院。但实际操作中, 对预期支付的医疗费用的估算难度很大, 很难控制过度医疗及医患合作道德风险的发生, 进而影响救助实效。

2.4 筹资主体与责任的界定无刚性约束

2.4.1政府作为医疗救助筹资的主体, 应承担筹资主要责任, 但对政府在医疗救助的财政拨款预算支出并没有刚性约束, 对政府财政拨款的规模和比重没有明确规定, 通常是根据财政状况划拨一定的资金作为救助金, 这种筹资方式不可能带来较大的资金规模, 也不具备实施综合救助模式。

2.4.2在职工医疗救助的纲领性文件中未形成规范的、具体的制衡机制, 筹资的共济性不强, 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医疗救助的各参与主体虽构成制衡链, 但财政和审计的长效监督机制还未建立起来, 缺乏对医疗救助系统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政府在医疗救助的行政监督方面基本没有作为或鲜有作为, 相应提供的医疗救助服务也就无法到位。

3 完善城镇职工医疗救助的措施

3.1 完善职工医疗救助制度

3.1.1扩大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将处于低保边缘的低收入职工、重病或重残职工也纳入救助的范围, 救助类型也要从住院扩展到门诊。同时将各单位上报的贫困对象, 经审核后也应划入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以弥补政府部门审核和收入标准界定的不足。另外, 使用各种方法对贫困职工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 建立贫困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程度的界定管理办法, 提高对救助对象的识别能力, 使救助资金成为真正的受困职工的及时雨、雪中炭。

3.1.2降低起付线和拔高封顶线及补偿比例。采取渐进方式逐步放宽, 以确保救助资金的安全运行。根据筹资水平和贫困职工的实际需求, 救助部门进行详细的统计和分析, 科学测算需要自付的金额和评估贫困职工支付的能力, 使自付率界定在20%~30%的范围之内。

3.1.3完善医疗救助模式。大病救助模式是一种传统的救济方式, 治标而不治本;综合救助模式是在有稳定资金来源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的救济方式。综合救助模式是以社区的全科医生承担初级医疗服务, 各类医院只提供专科医疗服务, 再由社区的全科医生首诊核定确需住院治疗的, 方能享受医疗救助。

3.1.4改进医疗救助服务, 方便贫困职工获得救助。首先, 完善救助信息系统, 对符合条件的贫困职工采取救助卡方式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对申请医疗救助的贫困职工要及时受理, 按时审批, 着力解决贫困职工跑腿和垫支问题。其次, 探索贫困退休职工的异地就医救助问题, 建立区域经办机构协作机制, 做到手续简便、流程规范、数据共享, 实现本省异地或跨省异地的救助服务。最后, 改进救助资金的结算办法, 如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规定额度内的医疗费用, 民政部门与定点医疗机构定期结算垫付的费用;对需转诊的救助对象简化办理手续, 可采取就医后申请民政部门有关费用补助或预先支付部分医疗救助金。

3.2 强化政府责任, 多渠道加大医疗救助基金投入

随着需要医疗救助的人数不断增加, 政府作为筹资的主体, 应多渠道加大医疗救助基金投入, 以弥补救助资金紧缺的现状, 也是医疗救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救助资金的支出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资助参合费, 二是贫困群体大病救助费用。参照职工医疗保险的管理办法, 按比例筹集基金, 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医疗救助的资金需求, 科学合理地制定医疗救助转移支付办法, 提高医疗救助比例。针对救助对象的困难情况和基本医疗需求, 进一步做好分类救助, 采取不同的补助标准和管理办法, 对重病、重残等人员给予重点照顾。

3.3 加强医疗救助资金管理

3.3.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中央财政加大基金投入力度, 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投入, 落实社会捐助的税收减免政策, 引导慈善资金投向医疗救助等, 其中慈善组织出资救助单次治疗额度大的病种和需长期频繁支付的慢性病种的做法, 被社会各阶层所认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地方政府在预算中将本级应负担的职工医疗救助资金打满打足, 保证资金足额到位。

3.3.2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使用公示制度, 从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救助对象基本情况、救助金额等信息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等方式定期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3.3.3建立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制度, 由财政、民政、审计等部门联合对医疗救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监督检查, 保障基金运行安全。一经发现弄虚作假、挤占挪用、贪污医疗救助基金等行为,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要设置救助基金财政专户, 使其结余率不得超过当年筹集基金总额的15%, 并按规定及时转移使用。

3.4 加强医疗救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无缝衔接

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机制, 有效地发挥两个制度的协同作用, 实现信息共享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帮助无力支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贫困职工或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合, 使其享受正常的医药费用补偿, 最大限度地缓解贫困职工的疾病风险和因疾病导致的经济风险, 牢筑保障底线, 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近年来, 廊坊市医疗救助制度发展迅速, 已取得一定成绩, 但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针对城镇居民的医疗救助制度还未建立, 该人群在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情况下, 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救助。新时期的城镇职工医疗救助应着眼于建立惠及全体职工的卫生体系, 更好地为广大职工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1]肖青, 项莉.我国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界定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2012, 31 (7) :22-24.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第11篇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人社工作如何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思考和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首先，我们要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一个认知。包括新常态的特点、新常态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新常态的持续时间、新常态是我们追求的发展状态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并不断作出调整和改变。有关新常态的特点中央概括为三点：低速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新常态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经济学家认为：“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由此也开始进入经济的周期波动历程。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轮周期。2010年，进入了新一轮即第11轮经济周期”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刘树成，1996），最近一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历时10年，1993年以来，经济周期进入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9年的7.1%。

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新一轮周期就要开始，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进一步回升的迹象，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了8%以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收缩期，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低迷不振长达10年，中国经济是缘于自身周期波动的原因，即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低谷，还是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遭到了来自外部的制约，这一问题不仅有现实的政策含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实际上，经济体量达到较高位置时，增长率下降也是正常的，因为基数大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为五个波动特点：

第一，波动的强度：理性下降。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高峰从前面几个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进入新世纪后，在第十个周期，峰位控制在14%。

第二，波动的深度（波谷的位置）：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在前几个周期经常为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每次经济调整时，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均为正增长，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局面。

第三，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由过去最大的近50个百分点，降至改革开放之后的6、7个百分点。在第十个周期，峰谷落差仅为5个百分点。

第四，波动的平均高度：适度提升。1953—1978年（以1952年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6.1%;1979—2010年（以1978年为基年）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9%，比过去提升了3.8个百分点。

第五，波动的长度：明显延长。在前8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平均为5年左右，表现为一种短程周期。而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在第9、10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延长到9-10年，扩展为一种中程周期。特别是在第10个周期中，上升阶段由过去一般只有短短的1、2年，延长到8年，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②。

显然，新常态是经济周期的反映，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与世界经济周期密不可分，也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我们需要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把握规律认识规律并作出主动积极正确的决策。

其次，我们要对经济新常态对人社工作的要求有一个新的认知。人社工作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我们不仅要从政治、战略、人才、改革、维稳等方面看人社工作，也要从经济角度看人社工作，从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人力资源供给需求、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等角度看人社工作。

第三，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经济低速增长对就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要保8，就是GDP要在8%的增速上才能满足每年1千万人的新增就业压力，现在是7，按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120万人就业的话，降低一个百分点也会有120万的就业压力产生。也有专家认为不会有那么大，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弹性系数③也在增大。

面对就业新形势，国家采取的新政之一就是鼓励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再次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政策手段。虽然创业带动就业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或者提法，但在新常态下，创业带动就业有了新的意义。每年新增注册小微企业100万个，就可以解决至少100万-200万人的就业。更重要的是只有全社会都意识到创业的意义和价值，投身创业，中国才有希望。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政策整合协同。天津的“科技小巨人计划”“铺天盖地，顶天立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关键渠道，80%的就业需要中小微企业解决，我们工作的重心毫无疑问要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创业就有风险问题，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企业的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如何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创业失败由谁买单，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否则，创业之风难以大兴。以浙江省为例：作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最高的省份，浙江省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4%，而西方国家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普遍可以达到20%。④

低增长也有一个结构和区域问题，并不是无差别的低增长。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比上年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从地区上看，中西部地区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这些都预示着就业增长点的差异。

我们需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人社工作规律，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要继续加强与教育部门的联动，将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让他们适应社会，在精神层面树立正确的创业理念。资金支持、导师辅导、创业孵化，学校层面可以探索保留学籍的创业鼓励政策、人社部门可以调整应届毕业生政策（毕业生失去应届生身份后可能会给其就业机会带来不利影响）、增加创业就业实习补贴（让更多企业愿意接受学生实习）;

要对创业失败者实行“社保兜底”，一些创业失败者往往会遇到人生低谷，一晃几年过去，一些人会感到还是“吃财政饭的保险”，这样的例子多了，创业的人就少了，千方百计抱“铁饭碗”的就多了。我们需要探讨失业保险对再就业的作用，让失业保险金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让失业者也能够有安全感，也可以有过得去的生活保障和尊严。对于有创业意向的群体给予财政支持，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功能。

要对中小微企业实行政策倾斜。人社部门的政策要“锦上添花”，但更要“雪中送炭”。中小微企业在社保缴纳方面遇到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经济新常态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挑战，更有机遇，政府部门应当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改革的实践中更接地气，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向改革和转变工作作风要红利。

注释：

①②经济学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成功驾驭宏观经济，2011年06月28日08∶22 来源：经济参考报。

③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④创业成功率为何不能破4%大关——记第十三届“挑战杯”特等奖获得者陈敏洵及其团队，2014年02月18日 10∶01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02-18 作者：吴雅兰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标准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客座研究员）

让听说训练成为语文教学的新常态 第12篇

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就要努力让听说训练成为我们课堂的 “新常态”。从初一开始,我们就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听说的习惯和能力。我们根据学生实际,制定训练计划,确定实验方案,以教材规定的听说能力训练为主,听说结合,由浅入深,并逐渐向课外延伸。

听说能力训练的具体做法是:

一、先培养学生听说的专注性。

我们知道,口语的特点是:传播受时间限制,稍纵即逝。实际上,初中生的注意力仅为25-30分钟。反映在听话和讲话上,则为专注性较差, 思想易“开小差”,缺乏耐心。要提高他们的听说能力,首要的问题是培养他们的专注性。我们采取的办法有:

训练1、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故事或说明、描写性的文章,每篇不超过千字。首先就文章的具体内容,提出若干问题,请同学们听后回答。然后,用较慢的速度再放一遍录音,请学生尽量使用文章中的原句,分别回答各个问题。比一比,看谁回答得最准确。

训练2、由老师读一段文章,听完后,请同学们复述文章的主要内容,或老师在读的过程中,故意读错音或读错句子,有意设置一些障碍, 请同学们听完后指出错误和毛病,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评判信息传递的情况,孰优孰劣。

训练3、在教室的前后,以同音量同时放两段录音,录音内容最好是儿歌、寓言类,字数最好在百字以内。听完后,请同学们把录音的主要内容写出来,然后比一比,谁写的最准确。这种训练还培养了学生有效分配注意力的能力。

训练4、训练课上,组织学生们做信息传递的小游戏。先把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由老师秘密发布一条信息或一个通知给第一个学生,再由第一个学生传给第二个学生,依次类推,由最后一名同学宣布他听到的内容。最后再由老师把源信息明确给大家。

以上几种训练方法,得到学生极大的响应,特别是训练3和训练4,每次进行的时候,孩子们都特别投入, 学情高涨,它的确有效地培养和提升了学生“听”的专注性。

二、结合教材阅读教学,培养学生听说的能力。

听讲,最重要的是听清“讲的是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即要善于理清讲话人的思路和言路,捕捉中心,抓住要点。现行初中语文教材1-6册中,有关于听说能力方面的较系统的介绍。另外,教师还要紧扣文体特点,补充一些关于听说的基本知识。 我们结合教材阅读教学,结合文体知识,教给了学生一些要领。比如:听讲故事一类的记叙文,首先要抓住事件的六要素;听报告一类的说明文,首先要听清说明的对象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讲话人介绍它的顺序和方法是哪种;听演讲,要听出演讲者的观点,弄清他使用了哪些材料进行论述,过程是否合理等。无论听讲什么内容,更要善于通过讲话人的措辞、 修辞,通过语气的变化,听出说话人的“话中话”和“言外意”。同时我们也明确指出,听与说的结果固然重要,听与说的状态也很重要,它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

三、由课内向课外延伸,增加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经常从 《中国青年》 《读者》 等优秀期刊和网络上,选择一些短小精悍、韵味隽永的文章,拿来作为听说训练的材料。我们还有计划地安排课前三分钟的“七嘴八舌”活动,要求学生们说话时做到简明得体、有条理、语音清晰、语调恰当。 或说说新闻,说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或说一个笑话等。总之,根据学生的喜好和热点,想说什么就说点儿什么,但每次说之前,教师都提出明确的听说要求,避免学生“瞎热闹”、 “乱起哄”。我们还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适时开展一些特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