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精选4篇）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第1篇

20世纪60年代后接受美学兴起, 它肯定了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 从而开启了传统影响研究的现代转型。接受美学将目光投向交流的接受者, 而文学交流活动中接受者的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化过滤。

文化过滤是指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 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语境、价值标准、审美习惯等, 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移植、改造、重组, 它的结果就是源交流信息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1]P125。任何文学交流都是以文化过滤为前提的。这是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 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内聚性, 因而在面对异域文化的时候, 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抵御和排它。就文学翻译而言, 文化过滤涉及翻译前的文本选择、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替换、改写与删节, 以及翻译后的文本审查等方方面面。本文主要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使用的文化过滤手段。

二、翻译中的文化过滤

在翻译活动中, 译语文化时刻都在过滤一切可能危及译语文化的信息。在翻译前, 原作一般都要经过文化过滤, 只有顺利通过“文化海关”, 才有可能得到下一步具体的翻译[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经历了前苏联文学翻译独领风骚到欧美文学翻译与之并进, 甚至超越前者的过程, 这充分说明文化过滤在翻译之前就在文本选择方面崭露头角了。

即使经过译者翻译的文本, 也并不一定都能面世;即使面世, 也很有可能在文化监控下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文化改编。至于那些没有得到正式许可的翻译, 其结果即便质量无可挑剔, 也会受到文化监控, 文化不合格的译作只能以潜在翻译的形式存在。

在实际的语言转换中, 原作中的个别细节如果与译语文化存在冲突, 就会受到疏密程度不一的有意识文化过滤:替换改写或删除灭迹;或无意识的文化过滤。

(一) 有意识的文化过滤手段

1. 文化替换与改写

文化替换与改写, 顾名思义, 就是用译语文化成分替换改写源语文化成分。当然, 这一方法并不是随意地改写。它主要包括内容上宽泛意义的改写与具体意义上的对应替换, 以及形式上的改写替换。下面请看几个例子:

例1: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3].

安娜貌颇昳丽, 肤色雪白, 柔腻如凝脂, 双眸点漆, 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 轻盈动人, 而鬈毛压额, 厥色深墨, 状尤美观。性体略短削, 微嫌美中不足[4]。

原文中描写的安娜的形象, 从身材、肤色、眼睛、头发来看, 是英语文化里南欧美女的典型代表。在程小青的译文中, 英语文化里典型的南欧美人变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美女:肤色雪白, 柔腻如凝脂……斜波流媚, 轻盈动人, 额前还有刘海。这种美女形象是中国读者群所接受的美人形象。这种归化翻译策略所达到的“美言不信”的效果, 就是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美女模式的过滤”[5]。

笔者认为, 在当今社会,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网络四通八达, 程小青的译文在当今社会, 其不忠实的程度就加深了。现在翻译时应该忠实地保留南欧美人的特色, 再现异族审美背景下的美人, 增进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于是笔者拟译为:

“安娜虽体态娇小圆润, 稍欠匀称, 但有着美丽的橄榄肤色, 意大利式的大眼睛, 深黑浓密的秀发, 容貌引人注目”。

例2:亭亭石上留, 反顾意悠悠。西子知何处?开屏叫汝羞。

Alight I on the rock, upright;

Lost in a muse, I turn my head.

Helen of Troy, where e.er art thou?

To make thee blush my tail I'll spread.

原文是女画家罗密先生给一幅孔雀画题的诗, 诗中用“西子”的美衬托出孔雀的美丽绝伦。然而, 诗中的“西子”这个美人形象可能是一部分西方人所不熟知的, 这位译者为了让西方读者能更加容易地在脑海中产生充分的联想, 于是偷梁换柱用Helen of Troy代替了原文中的“西子”, 即中国古代第一美女“西施”。中国的美女西施完全被西方的海伦过滤替代了。

这一替换虽然有利于西方读者对文本的迅速理解, 然而却丧失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次良机。解释性翻译可能不利于诗歌篇幅形式的保持, 因此在笔者看来, 可以采用文内音译、文外加注的翻译方法, 推动中国式美人走向世界 (1) 。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在文本内容上的替换或改写, 仅就内容传达而言, 所谓“对应词”之间的转换必定造成一些内容信息的流失。这是因为所谓的“对应词”事实上在各自民族的语言系统内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情感信息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 它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对应, 有时在深层意义上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1]P127。

单就形式而言, 文化替换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清末翻译家周桂笙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时,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 将原作分为几十回, 并为每一回都拟了一个章回体标题, 使小说在样态上俨然是一部地道的中国传统小说[6]。我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在译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 (现译《三个火枪手》) 时, 压缩了大量的景物描写, 因为历来中国传统小说的景物描写较少, 照原作译出, 恐怕读者不易接受。其实, 有时候刻意地替换改写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下面张谷若的一段译文就是很好的例证:

例3:…according to a 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 he was once 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 in company with a Baboon;but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 Baboo or a Begum.

据我们家里的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 在印度, 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 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 据我想, 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 绝不会是马猴, 而一定是公候之类, 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

原文中的baboon (狒狒) 、baboo (绅士) 、begum (贵妇) 读音相近, 为谐音词, 张的译文中的“马猴”、“公侯”、“母后”等几个词也有共同的谐音音素。在董秋斯的译本中, 将这几个词直译为“大狒狒”和“贵人”、“公主”, 读者很难将“大狒狒”与“贵人”和“公主”联系起来, 原文的意思及谐趣全无。张的译本虽然与原著有一点出入, 但改写后的译文却将原著的趣味及作品的风格更好地传达给了读者。

2. 删节

有时替代改写无法达到过滤的目的, 因此有些译者就会根据需要, 直接采用删节的方法。例如, 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 经常删节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 如他认为的繁冗的叙述及对整个故事无关紧要的插叙和辍笔;感叹词、拟声词、象声词等虚词;标题;跟宗教相关的内容, 等等, 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较多的过滤处理。据统计, 林纾对这部小说中表现教堂、礼拜之类的内容的删除率达54.39%[7]P111。此外, 他竭力维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 将狄更斯小说中有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地方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过滤。比如, 在翻译中他常常对英国普通男女之间符合礼节的身体接触, 如挽手、握手等进行删除和改译, 因为这与中国儒家所宣扬的“男女授受不亲”是相悖的。

其实, 林纾对文本内容的删节还主要考虑到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文化认知水平和阅读趣味。当时中国与英国文化认识对应度很低, 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 林纾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改写, 其目的是便于国人的理解和阅读。林纾在其翻译中“以我为主”, 对西方文化进行积极有效的过滤, 让他的译著乐于被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

当然, 这种删除改译遭到一些译者的反对。董秋斯认为“不值得译的东西干脆不译, 既然要译, 那就绝对忠实。译者不同意原作时, 可以在篇前篇后写出自己的见解, 他绝对不得删节或歪曲原作”。[7]P112“绝对忠实于原文”也是笔者曾经一直坚持的翻译原则, 但是, 经过一些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学习, 笔者意识到, 绝对忠实的译文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篇幅小的几句话还有可能, 然而要翻译几千甚至几万字的小说, 如果按照词典所给的释义, 简单地进行语言的转化, 忽略中英文化的差异, 则反而让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得不到很好的表达, 更不利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

(二) 无意识的文化过滤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 有时候一些文化成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悬殊, 文化过滤在所难免。译者应该尽量增强文化意识, 减少无意识文化过滤对文本翻译质量造成的损失。

例4: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 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夹袄, 月白背心……《祝福》

Old Mrs.Wei brought her in and introduced her.Her hair was tied with white bands, she wore a black shirt, blue jacke and pale green bodice...[8]P131

And so it was that Old Lady Wei, acting as go-between, led a new servant into the house.Hair tied with a piece of white wool, she wore a black shirt, a blue lined jacket with long sleeves, and over that a sleeve-less vest of light blue[9]

中国传统文化中, “白”一般与“丧事”挂钩, 文中祥林嫂的“白头绳”就是因其刚刚丈夫去世而扎白头绝在头上, 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缅怀。Lyell将其译为“a piece of white wool”, 在一定程度上用到了“替换适应”的方法, 但是“羊毛线”似乎是祥林嫂消费不起的, 因此与事实不符;杨宪益夫妇将其译为“white bands”算是一种直译, 但是并没有表达出“白头绳”的文化内涵, 两种翻译都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流失。笔者认为解释性地将它译成“white mourning band”, 能够减少文化成分的无辜过滤。

例5:“这断子绝孙的”, 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8]P78

在中国, “断子绝孙”可以称得上是最恶毒的诅咒。但在西方社会, 不少人信奉独身主义, 丁克家庭并不少见, 他们断难理解sonless的文化含义, 断难理解这句诅咒的恶毒。所以, 即便是在字面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也无法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涵。笔者认为杨戴夫妇在此处很有可能是没有意识到中西方的这种差距, 过滤掉了中国文化中的特色成分。笔者认为可以在译文中加上一条解释补偿或脚注—a curse that is bitter and intolerable in China, 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补偿策略。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 推动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 从而加速不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时代的差异造成了文学交流活动中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文化过滤。然而, 归根结底, 产生文化过滤的深层原因乃是文化差异的存在。两种文化, 其重合的部分反映了人类思维存在的共性, 是文学交流的基础;而其不叠合处则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性, 是文化过滤的所在。一般来说, 文化的差异性越大, 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 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越明显, 源信息的变异性越大,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就越大。

三、结语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 所有的外来文化 (当然包括外国文学作品) 都是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后才产生作用的。“因为根据接受美学理论, 任何作品与读者相接触, 首先遭遇的就是读者的‘接受屏幕’。每一位读者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纵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 正是这一坐标构成并规定了其‘接受屏幕’”[10]。也就是说, 即使不存在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文化过滤翻译, 不同的读者依然会根据自己的“接受屏幕”, 对所阅读的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选择、鉴定与分析, 这就是进行文化过滤。

就文学翻译而言, 任何外来文学影响的产生都必然遭遇本土文化的“文化过滤”, 而“文化过滤”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它涉及翻译前、中、后活动过程的方方面面, 是传统文化、历史语境、接受者文化心理结构、语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译者具体的翻译操作而言,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主要包括译者有意识地替换改写和删节, 以及无意识的文化因子流失, 这主要是受译者所处时代现实语境的影响和语言本身差异的制约。译者需要尽量减少无辜的文化精华过滤, 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补偿;过滤掉外来文化中的杂质, 保持本土文化的纯净。

摘要：文化过滤是指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 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分析、借鉴和重组, 是接受美学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在所难免, 主要包括有意识的文化替换改写与删节和无意识的文化过滤流失。对于外来文化引进, 译者需要过滤杂质, 保持本土文化纯净;对于本土文本外译, 译者需要减少文化精华流失, 促进本土文化传播。

关键词：文化过滤,文学翻译,接受美学

参考文献

[1]李丹.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6) :125-128.

[2]杨仕章.论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过滤[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34 (4) :86-90.

[3]Dolye, Conan.The Complet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M].London:Penguin, 1981.

[4]程小青.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第七册) [M].上海:中华书局, 1916.

[5]张德让.“不忠的美人”——论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J].山东外语教学》, 2001 (3) :41-44.

[6]孙青.传统文化因素的过滤对文学翻译的影响[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4) :102-104.

[7]童真.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例[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32 (3) :110-115.

[8]Yang, Hsien-yi&Gladys Yang.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3rd) [M].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2.

[9]Lyell, William A.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中英文学作品及其文化的比较与翻译 第2篇

【关键词】中英文学作品 文化比较 翻译

从实践来看，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只有通过有力的翻译，才能尽可能的打破中英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实现文化之间的有效衔接。中国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西方同样需要认识古老的中国文明，而文学作品成为文化与文明的显性表现，对于中英文学作品及其文化的比较与翻译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大文化格局的构建。

一、中英文化之间的不同

中英地域的差异决定了中英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同，这种不同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生活习惯、事物认知、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种不同会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分析中英文化之间的不同就需要通过这些要素来具体论证，只有找出不同国度之间文化的不同才能对中英文学作品进行科学的比较，具体说来，中英文化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英在生活习惯上存在不同。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生活习惯都是经过一段时期积累而产生的，是地域特征的现实反映，这种反映会在生活习惯上得到体现，并映射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红色在中国的习惯中常常代表着喜庆，通常在好的时刻采用红色的色调，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而在英语文化中，“red”仅仅代表着色彩，并不具备其他更为深刻的涵义。再例如，“老”在中国的习惯中不仅是陈旧的象征，还代表着一种经验成熟的表现；而在英语文化中，“old”仅仅是落后的象征。类似的文化都是典型的习惯，是长期的地域沉淀下来的文化不同，这也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翻译中应该把握的问题。

2.中英在事物认知上存在不同。中国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方式也与英语人存在的不同，中国对于事物的认识更加注重把所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在实践中去检验理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而应该对于事物的认识则更加注重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只要被逻辑证明了的问题，对与错便不再那么重要了。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中英对于事物认知上的不同之处也能够在文学作品里被体现出来，例如，中国对于事物的认知更多的是从表象出发去探索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更侧重正向思维去认知事物；而英语对于事物的认知则更多的是从结论去找原因，也就是逆向思维的更多。

3.中英在价值判断上存在不同。价值判断是世界观的现实反映，价值判断与生活习惯和对待事物的认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中英文化在生活习惯和对待事物认知方面存在不同，显然也决定了二者在价值判断上必然存在差异。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更多的强调集体主义的精神，主张奉献精神，提倡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力量，因此，团结成为中国文化中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前提。而在英语文化中，个人主义的思想比较重，常常借助于个人的突出表现来衡量一个团队的成就，这也在英语文学作品中能够经常看到。

二、中英文学作品的比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不主张把宗教精神无限度的扩张；而在应该文化中受到基督教思想影响比较重，对于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很强的思想影响。大量的英语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够从中读出基督教的味道，至少可以说是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客观存在。很多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对中国现状的客观反映，通过文学作品来发现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希望能够通过文学作品来引起更多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使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中英文学作品的比较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1.中英文学作品信仰的比较。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神，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文学作品中类似“玉皇大帝”、“龙”这样的神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现实反映，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凡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行为都被视为正义的象征。而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则用基督教的上帝来反映其宗教信仰，即便是行为主体遵循客观规律来办事，也是对于上帝的交待，就像英国大物理学家牛顿找不到第一推动力的来源时需要把这种力量归咎于上帝的推动一样。例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龙是神的象征，经常能够看到，这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象征，是正义的象征；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却是一种邪恶，是反面的代表。

2.中英文学作品实践的比较。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注重通过踏实的实践来创造财富，实现人们生产生活的提高，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社会实践行为，并通过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来反映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现实。而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实践的表现手法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更多的强调休闲浪漫，常常出现衣冠整洁的绅士的形象，而对于真正辛苦劳作的实践者常常表现为拉着纤绳的“奴隶”。例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牛象征着劳动人民，任劳任怨，甚至把无私奉献也比作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牛更多的是用来吃肉的，但是，马却是非常勤劳的象征，这也是文学作品中的“牛饮”被翻译成“to drink like a horse”而不是翻译成“to drink like a cow”的重要原因。

3.中英文学作品自然的比较。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很多自然背景的表述，通过外部的环境来反映作者创作的心境，进而形成客观的社会现实、作者的心境、外部的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形成统一与共鸣，为故事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自然环境基础。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也会有自然环境的反映，这是文学创作的共性要素，但是，在具体的自然要素使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正向却成了英语文学创作中的反向。例如，中国文学作品中自然界的东风常常是暖意的表示，象征着希望即将来临，感受到东风的吹拂常常是事件将发生转机；而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东风则非常不受欢迎，被认为是不详的征兆，甚至非常让人反感，因此，在英语的文学作品中有“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而在中国却是东风颂。

三、中英文学作品翻译的实践路径

基于中英文化上不同的存在客观，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宏观把握作者的创作初衷，毕竟翻译只是对作者表达意思的客观反映，而翻译本身却不是文学创作，因此，在进行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应该结合作品的宏观思路，来进行具体的语言合理转化，还原作品创作的本来面目。具体说中英文学作品翻译过程应该遵循这样的实践路径：

1.要在领会作者本意上下功夫。翻译文学作品的关键是领会创作者的本意，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表述，通常来说，文学作品都具有相对严密的逻辑性，这就需要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全面把握作品的核心思路，做到整体与局部相统一，以局部为切入点，来通篇组织整个作品的翻译，不能局限于某个结点不放，同时，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英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为了保证作品内涵的完整性，可以根据实际的翻译需要酌情增加或者删除部分表述，从而达到作品连贯性的目的，让文学作品的原滋原味呈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出翻译的功底和水平。

2.要根据作品的具体情况合理配置语言表述。中英文学作品在语言表述方面存在不同，中文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主谓宾缺失的情况，相对而言，英文作品中结构更加完整，这就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系统的把握，合理配置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对于中文文学作品中主谓宾缺失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的翻译需要，适当补充相关的语句要素，使语言的表述更加完整，从而实现语义的完整表述，这样阅读者才能够通过翻译后的作品了解到作者的创作本意。

3.结合实际的语言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词汇。尽管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同属于语言的门类，但毕竟中英文化之间存在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这就要求翻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度的语言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具体的作者意图，还原作品最本真的语义。例如，“Do you see any green in my eyes？”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就不能直接翻译成“你看见我眼睛里有绿色吗？”应该考虑到在英语翻译中，“green -eyes”不但有直译的“绿眼睛”（红眼，不瞒）的意思，还有“好欺负”的意思，因此，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词汇，翻译成“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这才是真正的本意。

另外，要根据语言通顺的实际需要来科学表达。文学作品只有通篇阅读才能够把握作者的整体思路，因此，要保证全文的通顺就需要使表达方式得到科学的理顺，该调整先后表达顺序的就需要调整表达顺序，该补充完整的就需要补充完整，该需要显性表达出来的意思就需要显性表达，这样才能够做到舒张有度，使文学作品的韵味在翻译中被有效的体现出来，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品的美感。

参考文献：

[1]闫文珍.中西文化差异视域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浅谈[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36-39.

[2]赵德全.中英文学作品在衔接与连贯方面的差异[J].时代文学（上），2010（6）：124-125.

[3]丁旭辉，袁洪庚.“谋杀”抑或“重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8）：181-185.

[4]吴琼.试论如何正确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8-19.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第3篇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误读,文化过滤

一、引言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蜚声海内外的小说。这部小说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对假、丑、恶的讽刺, 尤其是运用比喻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围城》英译本由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合译为英译本后, 在英语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 英译本中这些讽刺性比喻是如何翻译的?翻译后的效果如何?原文与译文的不同与差异应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从中找到答案的同时, 也会对类似文学作品的翻译、或者同一部文学作品的再译做出贡献。

二、理解的历史性与误读

伽达默尔 (Gadamer, 1975) 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认为理解是历史的, 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人是历史的存在, 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 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 而是正确的去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角度讲, 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原文加以客观理解。因此, 理解必定是不完善的、相对的。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是不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当译者对原作进行理解和阐释时, 其理解和阐释无疑是历史性的。没有人能充分的证明其理解与原作者的意图是完全切合且丝毫不差的。例如, 在《围城》英译本中有如下的翻译:

例一、元朗摊开扇子, 高声念了一遍, 声调又像和尚施食, 又像戏子说白。 (Ch’ien Chung-shu, 2003:148)

Yuan-lang opened the fan and read it aloud in the tone of a monk begging alms or an actor reciting the spoken part of opera. (Kelly&Mao, 2003:149)

在这个讽刺性比喻中, 钱钟书先生想用“和尚施食”这一场景来达到讽刺元朗读诗歌时声音的难听和献媚的丑态。“和尚施食”体现的场景、形象可以帮助读者从听觉、视觉角度感受到元朗——这位接触了西方文明却丝毫没有领会其真谛、适得其反哗众取宠的窘态。

译者在理解和翻译“和尚施食”时, 对应的译文是“a monk begging alms”, 这从语义层面上已经出现了错误。“和尚施食”真的是佛教中的一种法事行为, 通常指和尚布施给恶鬼众生。在施食过程中, 和尚们会诵文念经、敲打法器, 发出声音。这样的声音和场景来形容人的吟诗作对, 其讽刺意味可见一斑。然而此处由于对佛教文化背景的不熟悉, 译者将“施食”理解为了僧人的“化缘”行为。后者的意思是僧人向世人求施舍。这种理解的错误可谓是译者“无意识的错误理解”, 因为在具体的、不同的宗教中会有很多知识和文化方面的概念和限定, 译者很容易张冠李戴。这种现象从理解的历史性看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对原文的误读, 其根源是译者的理解与原作者在创作原作时的历史时代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任何人想完全理解“施食”这个佛教用词的意思都必须深刻了解佛教, 甚至要亲眼、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法事才行。反过来我们再看译者误译的“a monk begging alms”, 它也是和尚的一种行为, 有声音、有动作。它给人们产生的意象虽然与“施食”有区别, 但是本质上都是和尚在发声、祈求。虽然“施食”和“化缘”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是译文读者读了译著, 在领会原作者的讽刺意味上不会有大的偏差。所以, 译文是可接受的。

例二、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 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 知道得不宽假地详尽, 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渍和补订。 (Ch’ien Chung-shu, 2003:130)

His acquisition of a new love two days ago had made him meticulously aware of every last blemish in his appearance in the manner of a poor man with only one dress suit who knows its every spot and patch. (Kelly&Mao, 2003:131)

在此例句中, 译者翻译原文“这两天”的时候再次体现了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和误读。

“这两天”中的数词“两”表示不定的数目, 和“几”差不多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110年纪念版, 2007:852) , 类似的表达还有“过两天”、“有两下子”等等。而译文中却直译为“two days ago”, 译者理解和使用的是汉语“两”的“一个加一个是两个”的确指意义。所以, 此处译者对“这两天”的翻译是误读。这样翻译后, 英语读者在理解小说内容方面毋庸置疑会被误导。事实上, 汉语原文中方鸿渐并没有在确切的“两天前”才认识他的意中人;钱钟书先生只是想用一个大概的时间来交代方鸿渐与苏小姐认识的时间。英译文的翻译却让英语读者在脑海中有了一个错误的、确切的时间概念。这是非常典型的由于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导致的误读。译者首先要对原文进行阅读和理解, 然后经过自己的理解、判断和选择之后, 得出翻译译文。那么, 在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判断的过程中, 译者难免会带着自身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甚至是认知特点去阐释原作的。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偏见关, 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 继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事实上, 此处的“这两天”似乎译为“a couple of”, “a few”或者“some”更贴近原文意义。由于有了误读和偏见, 重译活动才显得尤为必要。

由此可见, 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存在的。理解, 其实就是主体对文本所做的一种特殊的历史逗留, 要完全纯客观地理解文本, 进行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是不可能的 (张德让, 2001:23) 。理解的历史性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或者文化性误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三、视域融合与文化过滤

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 无论是作为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作为理解的客体——文本, 都是历史性的存在的。两者都具有各自的视域 (Horizon) 。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他的著作《Truth and Method》 (《真理与方法》) 中提出了关于理解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 即“视域融合”。他对“视域”做出了说明:“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 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 (伽达默尔;洪汉鼎, 2002:388) 。在理解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视域:一种是理解者的视域, 由阅读者自己的历史文化境遇所赋予;一种是文本的视域, 其由作者创造文本时留存的, 它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说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 即在翻译中, 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 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谢天振, 2000:55)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过程里, 译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经常互相碰撞、磨擦甚至排斥。例如:

例三、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 口角流水, 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 (charcuterie) , 因为只有熟食铺子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Ch’ien Chung-shu, 2003:14)

When men students saw Miss Pao, they burned with lewd desire, and found some relief by endlessly cracking jokes behind her back.Some called her a charcuterie----a shop selling cooked meats----because only such a shop could have so much warm-colored flesh on public display.Others called her“Truth, ”since it is said that“the truth is naked.”But Miss Pao wasn’t exactly without a stitch on, so they revised her name to“Partial Truth.” (Kelly&Mao, 2003:15)

原文中, 作者用“心头起火”来形容当男同学看到鲍小姐那性感而又几乎全裸的身体时的心里反应。这里的“火”, 实际上是指“某种烦躁”。因为“性”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禁忌, 所以钱钟书先生的描写避免了直白露骨。但是, 英文译文却加上了“lewd” (粗野下流的;淫荡的;猥亵的) 来强调出“desire” (欲望) 的具体所指, 英译的结果与汉语原文的措辞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结果也有很大差别。原文中的“火”, 本意是“火气”, 中医指引起发炎、红肿、烦躁等症状的病因。 (《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110年纪念版》, 2007:621) 在此语境下实际指男学生看到性感暴露的鲍小姐而产生的烦躁不安的情绪。比较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的字面意义我们不难看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理解了原文的意义, 但是在译成英语时却加入了自身的考量。因为在讲英语的美国, 人们当众谈论性或者与性有关的话题相对中国人是很常见的, 美国作家很少在描写与性有关的话题上三缄其口, 这是由他们的文化所决定的。所以, 当译者理解了汉语原文之后, 经过自己的思考, 在英语译文中做了一些改变, 以在译文的接受性上达到更好的效果。可见, 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视域碰撞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视域必须代替另外一个视域的过程, 最终应该是包括两个视域的交集和交互作用后的产物。

英译文中另外一处调整便是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而后加上去的“found some relief”。汉语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含蓄隐晦。中国人讲话、汉语作家写文章往往希望听众和读者自己去揣测话外之音、弦外之意, 而并不总是把话说得十分直白明了。与此不同的是, 西方人更愿意让说话者或者是作家讲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最大可能说得直接明了。于是, 在英语译文中出现了汉语原文中根本没有的解释性翻译内容, 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里, 译者的审美取向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预期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

例四、这一章文凭, 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 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 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 没有包裹。 (Ch’ien Chung-shu, 2003:24)

This diploma, it seemed, would function the same as Adam and Eve’s fig-leaf.It could hide a person’s shame and wrap up his disgrace.This tiny square of paper could cover his shallowness, ignorance, and stupidity.Without it, it was as if he were spiritually stark naked and had nothing to bundle up in. (Kelly&Mao, 2003:24)

在此讽喻当中, 汉语原文说的是“树叶”, 说的很直白简单, 假如中国读者没有亲自读过英文版的《圣经》, 对《圣经》故事也不甚了解的话, 他们不会对“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中的“树叶”的具体形状、样子有什么特定的联想。或许每个读者都会有一个自己理解的树叶的样子或者颜色。钱钟书先生早年留学欧洲, 对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自然十分熟悉, 此处的讽喻可谓西为中用, 中西合璧, 妙不可言。那么英译文中, 为什么译为“Adam and Eve’s fig-leaf”呢?“树叶”难道必须是“fig-leaf” (无花果叶) 吗?事实上, 读过英语版《圣经》的读者都会知道, 其中描写亚当、夏娃遮身体用的树叶就是“fig-leaf”。“fig-leaf”是英语《圣经》中的原词, 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十分熟悉。这里钱钟书先生用的又是西方典故, 所以在译成英语时, 译者自然会翻译成符合自身民族文化意象的“fig-leaf”, 从而让英语读者能够马上领会作者的讽刺意图。在理解此讽喻的效果上, 一定程度上说, 英语读者读了译文比汉语读者读了原文要更清楚、更好。由此可见,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说, 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 意象的相互取代就是两个视域磨擦、碰撞、寻求融合的体现。在伽达默尔看来, “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 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 因此, 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域。” (Gadamer, 1975:271)

结语

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对跨文化翻译研究具有诸多启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 人们对于某一文本的解释是多元的,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以及不同的视角都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和偏见。在翻译中, 由于人与人的视域不同, 想要不同的视域相融合, 译者和作者的视域相互碰撞、排斥, 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从意象、内容、形式等方面归化、过滤原语文本。但是, 这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发挥, 任由自己的理解和视域去归化原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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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第4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人类的语言一般具有两种功能——指称功能和表现功能。普通的语言侧重运用它的指称功能,而文学功能则更加注重运用其表现功能。文学语言中既蕴含着作家的、又附着了本民族共有的丰富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恰当的处理、传达,正是翻译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因为,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艺术,揭示原文的意义内涵,展示其内在的美,而且是两种文化的转换,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阐释原文,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各国文化中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等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文学翻译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碰撞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转化方面遇到难题。

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两种文化并始终考虑文化因素,是成功翻译的保证。通常来说,好的译者起码要通晓两种语言,掌握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的语言差异,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掌握两种文化,把原文语言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充分并恰当地在译文中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中的某些困难也常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内涵。一篇反映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行为习惯等的文本,常常含有其他语言文化难以翻译也难以理解的内容。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并在翻译上巧妙地加以处理,最终既表达出原文的风采,又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

另一方面,就某种程度而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比语言的掌握和技巧更为重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在思维感受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直接表达上,也体现在非语言性的间接表达上。那些不言而喻、隐含在字里行间的信息和内容,以及翻译过程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考虑和处理,往往是译者处理原作、与译文读者相互沟通、理解并达到交流的关键。因此,好的翻译势必要求译者在处理文化差异、进行文化转化方面,具有较高的策略和技巧。

那么,文学翻译中主要涉及哪些文化差异呢?

1 地域文化差异

不同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会在不同的民族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其差异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例如,中英地域文化的差异在方位及其相应物上,体现比较突出。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南面称王,北面为朝”、“面南背北”、“南尊北卑”的传统,人们常把“南”置前,如“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辕北辙”等,而英文中“从南到北”则用“from north to south”来表达。再如:由于中国地处东半球,属于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因此,“东风”给中华大地送来温暖的春风,万物复苏。中国人偏爱东风,明朝蓝茂有诗“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支开”;唐代韩愈《寒食》中有“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斜柳”;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的,恰恰是温暖而和煦的西风。因此,在英国文学中,英国人对西风的喜爱之情表露无遗。如:“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Charles Dickens)”而谈到西风,中国人联想到的是萧瑟的秋天,表达的是一种凄凉的心境,如:我国元曲作家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写道:“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西厢记》中有诗云:“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寒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尽是离人泪”。

地域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一些习惯用语的表达上。由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些习惯用语也是跟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如:“挥金如土”、“汗牛充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直接描写农民生活、劳动的文学作品也非常多。这些词汇和作品蕴含的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国读者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可如果将其直接翻译成英文,不加任何注释的话,英国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语言所传达的意蕴。

2 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国、各民族发展历史不同,因此,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常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难题。英汉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结构简单、内涵丰富的历史典故,历史典故的运用,可以使文学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而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和翻译这些典故,是行不通的。

以中国古代诗词为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该诗描写的是诗人李白的好饮、狂放、潇洒,在翻译这句诗时,如果不能使读者对“李白”其人、其事有所了解,则很难传达出诗歌所要表达的意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首诗歌中所讴歌的爱情,虽然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感,但在译成英文时,如果译本不能使读者知晓与此相关的一段历史,读者便不能很好地体会诗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情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只有知道了词作者是一名身陷囹圄的亡国之君的历史背景后,译语读者才能更深切地体会那种感叹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故人西辞黄鹤去,烟花三月下扬州”,“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春风十里扬州路,赢得青楼薄幸名”。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扬州”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地名,如果翻译时,只是简单地将其进行音译,恐怕很难传递出这个地名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得陇望蜀”这一中国成语,源自《后汉书·岑彭传》:“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后来被用来比喻人的欲望无止境。这个典故带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特点,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和翻译,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是很难感受到其中的特殊韵味和浓郁的中国情趣的。《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话: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有人是这样翻译的:“‘The more you get,the more you want!’chuckled Pao-chai”。这段译文虽然行文流畅,明白易懂,但是原文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色彩却荡然无存了。如果能将这一典故加以必要的注释,便既能弥合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意义缺损,又能展示汉语典故独特的文化意韵。

3 宗教文化差異

宗教文化包括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宗教系统、宗教著作、宗教制度和规章等等。译者在翻译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与宗教文化相关的习语、谚语、引语和引喻,有些可能来源古希腊和罗马神话,有些与圣经故事有关,还有一些可能出自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或书籍。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例如,《汤姆大伯的小屋》中有这样一段话:“The two gigantic negroes that now laid hold of Tom,with fiendish exultation in their faces,might have formed no unapt personification of powers of darkness.”“powers of darkness”在基督教《圣经》中指的是“邪恶的神”、“魔鬼”,有人将它译成“阎罗王”。对于不了解西方宗教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很容易接受,但同时他们也许会从译文中得到错误的信息:西方的“魔鬼”就是中国的“阎罗王”。其实西方的“魔鬼”与中国的“阎罗王”并不等同,“魔鬼”为基督教教义用语,“阎罗王”为佛教教义用语。在中国传说中,“阎罗王”作为阴间之神,不仅掌握着尘世百姓的生死,同时也给鬼魂生前的行为作出判决,不一定是贬义。而在犹太教中,“powers of darkness”,“devil”,“Satan”或“Prince of darkness”都源于希伯来文“Sātan”,原意为“抵挡”,即专事抵挡上帝而与上帝为敌的魔鬼,含有贬义。

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上帝和老天爷所代表的东西截然不同,含义也不大一样。尤其是“上帝”这个概念,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欧美文化的个性。因此,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时,把它翻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看似神形兼备,可惜却让信奉佛教的刘姥姥皈依基督教了。

4 习俗文化差异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道谢、致歉、告别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英汉习俗差异主要体現在对待动物截然相反的态度上。在中国,狗往往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因此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是贬义,如“狗东西”、“狗娘养的”、“狗腿子”、“狼心狗肺”、“狗改不了吃屎”、“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西方国家,狗被看作人类最最忠诚的朋友,在英文中与狗有关的习语也大多没有贬义,如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雪中送炭),An old dog cannot learn new tricks.(老狗学不会新把戏)等。形容人“病得厉害”,可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欢猫,猫可爱、机灵,用“馋猫”形容人嘴馋,用“小猫咪”作为对爱人的昵称,常有亲昵的成分。然而,在英文中,cat是“魔鬼”的化身,是中世纪巫婆的守护精灵。因而,“she is a cat”的真正含义是“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这种生活习性往往在俗语中被直接反映出来,并在不断使用中逐渐引申,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中国盛产稻米,多以米饭为主食,因此相应产生了许多与“米饭”有关的俗语。“生米煮成熟饭”是一句中国俗语,一般西方人对其字面意义并不陌生,但是对其表示事情已经定局,再也无法挽回、改变的内涵意义,可能就不那么熟悉了。《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话:“(贾蓉道)就是婶子见生米煮成熟饭,也只得罢了。”有人将“生米煮成熟饭”对应译成“The rice is already cooked”,这种译法简单明了,但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译语读者来说,可能就很难理解,别人把饭熟好了,王熙凤应该高兴才是,为何还不得不忍受呢?显然,生活习性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差异,使得俗语意义难以完全传达,从而造成译语读者理解上的障碍。

另外,英汉语言中都有“龙”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龙”是华夏民族尊崇的图腾形象。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在中国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此外,在汉语中,“龙”是吉祥的象征,被赋予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各种褒义。许多成语中都有“龙”字,例如:龙凤呈祥、攀龙附凤、藏龙卧虎、画龙点睛、龙颜大悦、望子成龙、乘龙快婿等等。中国人常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是我国文化的“特产”,是一种文化个性。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是一只巨大的晰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根据圣经故事,dragon是魔鬼的化身,罪恶的象征。一些圣徒如圣麦克尔、圣乔治等,都以杀死dragon为其业绩。由于英语中的dragon是令人恐怖的形象,所以常常被用作贬义。由此可见,“龙”和“dragon”在中西文化中的形象意义、情感意义以及联想意义的差异是很大的。

总之,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障碍之一,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文学翻译成败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林晓琴:《发展中的文学翻译策略与比较文学的前景探析》,《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 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1999年第2期。

[3] 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